禮品經濟變味高消費有“隱情”

　　“禮”起源于原始社會的物質交換，《詩經》上說：“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也就是說，你贈給我一個木瓜，我回贈你一塊美玉。與“投桃報李”不同，回報的東西價值明顯要比受贈的價值大得多。

　　“禮”傾向于“贈”，“經濟”則令人聯想到“獲利”，在某種程度上，變了味的“禮品經濟”已經成為權錢交易的代名詞。而這樣的情況支撐出來的“高消費”絕不是一個正常的市場環境。

　　有“禮”走遍天下？

　　中國有句古話說“有理走遍天下”，而現在卻成了有“禮”走遍天下。中國人每年花在禮品上的錢有多少？目前尚沒有權威的統計數據，因為這是一個跨越多行業、錯綜復雜而又相對隱蔽的市場。

　　為了攫取更多、更大的非法利益，名車、名表、名畫等貴重禮品已成為一些人行賄受賄的工具。一份據稱是南京市雨花臺區一家國有房地產開發企業小金庫的明細資料在網上被曝出。支出用途一項中包括：買狗送領導一次性支出4000元，澡資報銷3762元，釣魚款3000元，送上司女裝2622元……五花八門的送禮項目起碼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送禮在該企業的日常經營中占據了相當的份額。據測算，中國人的年禮品總需求約5055億元，團體的年禮品需求約2629億元，目前國內禮品市場的年需求總額在7684億元左右。

　　紅火的禮品市場背后所暗含的腐敗氣息，眾人皆能聞到。因為對于普通民眾而言，既然是“禮尚往來”，則在“往來收送”之間自能達到禮品數量的平衡。只有某些“達官貴人”家中的禮品倉庫，才因源源不斷的單方向流入而擁擠不堪。有些“有心人”善于琢磨和發揮，把年節拜會視為拉關系的最佳機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這種行為逐漸發展到明目張膽的集體行為、公款開支的程度。某些領導干部門前送禮的人總是絡繹不絕，動用公車探親訪友的現象司空見慣，而動用公款大擺筵席、大吃大喝更是屢見不鮮。

　　禮品經濟實際上是“債務經濟”，送禮者既然付出“大投入”，自然也渴望“大回報”。禮物的施與受，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禮尚往來，而成為各式各樣有特定訴求與含義的“隱形合同”。這種禮尚往來往往披上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虛偽面紗，具有很強的隱蔽性。

　　禮品經濟“效率”極高?

　　變了味的禮品經濟變成為一種債生債、利滾利的經濟模式，而且這種經濟形勢的“效率”極高。

　　有媒體記者根據新華社、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媒體的公開報道，統計整理了2009年~2010年30起發生在土地、建筑領域的腐敗案件，涉案人員平均涉案金額超過870萬元。撫順市國土資源局順城分局原局長羅亞平，涉嫌犯罪的金額更高達1.45億元，超過了震驚中外的“沈陽慕馬大案”。她的案子被中紀委領導批示為“級別最低、數額最大、手段最惡劣”的腐敗案件。

　　有學者總結了禮品經濟和土地財政雙重作用下的暴富操作流程圖：“制定圈地計劃→擺平土地批租方→最低首付資金→取得可套取銀行貸款的土地手續→用承建單位墊壓資金完成正負零→搞定銀行獲得抵押貸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這類商人極能抓住兩種類型的官：一種是地方上握有“資源絕對支配權”的“父母官”，一種是口袋里裝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金錢的“銀行官”，然后在“市場—資源—金錢”三者之間進行“資本運作”，大玩“空手道”。

　　一些深諳官場之道的“佼佼者”在禮品與權力的邂逅中成長為富有階層，并通過禮品經濟成功地編織了穩定的社會關系網。有研究表明，這種關系網主要有這樣幾種形式：經濟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組合，主要發生在個體—私營業主與政府官員之間；不同經濟資本之間的組合，主要發生在個體—私營業主與特殊行業職員之間，如金融、電信、交通航運等資源稀缺或壟斷行業；不同的政治資本交換組合，主要發生在官員之間，不同部門、不同地域、不同級別等；政治資本與稀缺經濟資本的交換組合，主要發生在官員與特殊行業職員之間；經濟資本、政治資本與文化資本的交換，主要發生在政府官員、個體—私營業主與文化人之間，如文憑、證書的交換、鼓吹性作品的交換等。資源配制多渠道的混合經濟體制，導致中國形成了一個復雜而龐大的關系網。

來源: 商報網-國際商報 作者：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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