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格暴漲難掩競爭弱勢人參業亟需“療傷”

　　近期人參價格走高，相關上市公司炙手可熱，潛藏在市場熱情背后的卻是多年來人參產業的爭奪和較量。

　　“世界人參看中國，中國人參看吉林。”很長一段時間里，作為占全球人參產量70%-80%的人參大國，中國人參的產值卻不到世界的4%，中國人參的出口價格與韓國相比更是相差9倍之巨。面對這種形勢，中國最大人參產地吉林省從2010年開始，以限制每年新增林地面積為切口，掀起了一場“人參保衛戰”，人參價格連年上漲，出口價格也是水漲船高，中國人參保衛戰初戰告捷。

　　中國證券報記者在調研中發現，人參產業的發展仍面臨諸多難題，需要在有序種植、產業整合、附加值提高、市場推廣和品牌建設等方面繼續努力。

　　供需失衡傷農

　　政府發起人參保衛戰

　　參農孫元寶是吉林省撫松縣北崗鎮西泉村人，他至今清楚記得，2010年9月下旬，水參剛出土的鮮參價格一下子漲到了50-60元/公斤，比2009年翻了整整一番。更令孫元寶意想不到的是，從此之后人參價格的上漲一發而不可收，至2011年，水參價格上漲到70-80元/公斤，去年更是一度摸到了120元/公斤的歷史高位，至今沒有任何偃旗息鼓的跡象。

　　“今年的水參一公斤怎么也能賣個一百五六吧！”說這話時，孫元寶滿面紅潤。

　　中國證券報記者從全國最大的人參交易集散地吉林省撫松縣萬良人參市場上了解到，目前因暴雨而被迫提前上市交易的“水毀參”價格已經突破了120元/公斤，同比上漲50%，而這一價格已相當于去年高峰期水參的價格。

　　“到9月下旬起參后，水參價格肯定更高，高峰期估計能超過150元/公斤。”萬良人參市場副總經理李曉東告訴記者。

　　至于人參價格在近幾年為什么坐上了火箭，孫元寶的回答很簡單，“參地少了唄，人參不就少了，人參少了價格不就上去了。”

　　孫元寶說的“參地少了”是指近年來吉林省限制了林地種參的審批面積。多年來長白山人參一直采用伐林種參的耕作方法，而在2010年，吉林省出臺了《吉林省人民政府關于振興人參產業的意見》，將每年新批參地面積控制在1000公頃。

　　這一政策的頒布預示著中國人參保衛戰的打響。

　　長久以來，我國人參產業發展處境尷尬，產量占全球的70%-80%，總產值卻不到世界總產值的4%。以中韓兩國為例，2010年上半年，中國人參價格尚未大幅上漲，我國人參的出口量為韓國高麗參的6倍，但出口額卻只有韓國高麗參的70%，韓國高麗參出口價格為中國人參平均價格的9倍。

　　撫松縣人參文化研究會會長王德富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韓國高麗參的價格曾一直落后于中國，但在文革時期慢慢實現了趕超，到20世紀90年代，韓國高麗參價格將中國人參價格遠遠甩在身后。

　　孫元寶提起了曾令無數參農至今難以釋懷的一段記憶。1989年下半年，水參價格突然暴跌，成交價最低時不到20元/公斤，“當時賠得老慘了，很多老百姓貸款種參，一下子就可能傾家蕩產了！”孫元寶說。

　　在此之前的1982年，孫元寶在包產到戶時分到了幾畝參地，高興地搞起了人參種植，“那時人參價格還很高，本以為能掙不少錢。”孫元寶說，可很快，他便發現周邊種植人參的越來越多，他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1985年之后，人參種植面積和產量逐年遞增，市場供過于求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到了1989年下半年，這一矛盾終于集中爆發，水參價格出現了“斷崖式下跌”，并從此一蹶不振。中國人參價格在低位徘徊了整整20年。

　　撫松縣人參文化研究會會長王德富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包產到戶前，人參種植掌握在國有參場手中，種植的計劃性得到很好的遵守，但包產到戶后，出現了盲目發展、無序種植的現象，導致市場供大于求，人參價格自然應聲下降。計劃經濟雖然成為過去式，但種植的計劃性還是應該得到遵循。”

　　吉林省“每年新批參地面積控制在1000公頃”政策的出臺，也正是針對人參盲目發展、無序種植的問題。

　　近年來，在國內水參價格逐年上漲的同時，中國人參出口價格也是水漲船高，2010年-2012年，我國人參出口價格從19880美元/噸猛漲到56990美元/噸，人參產業總產值也水漲船高，以吉林省為例，三年之間，其人參產業總產值從102億元升至200多億元，翻了將近一番，而根據吉林省人參產業戰略規劃，2015年參業產值將實現400億元，2020年實現1000億元。

　　雖然限制新批林地面積的政策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國內人參價格仍不時地劇烈波動。一個突出的例子是，2011年水參上市交易時，由于紫鑫藥業被曝涉嫌造假，參農擔心紫鑫藥業不來收購，水參價格一度跌到76元/公斤，而在疑慮消除后，價格又躥升到84元/公斤。

　　市場腹背受敵

　　企業難忍“小散亂”局面

　　長遠來看，僅僅從規模上控制林地種參的做法存在很大局限性，其中很大的變數便是大田種參技術的日漸成熟和逐步推廣。

　　與中國長白山人參種植需砍伐原始森林不同，韓國高麗參是種在大田里的，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林地種植的限制。很長時間以來，中國雖一直在攻關人參大田種植技術，但收效不甚理想。不過仍有部分種植大戶和人參企業實現了技術突破。

　　吉林省集安市種植大戶朱桂林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自己從上世紀80年代便開始鉆研人參大田種植技術，并在2000年開始大面積種植，至今已發展大田種植人參1000畝，開始在自己所在的天源隆中藥材合作社進行技術推廣。

　　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很多人參企業更是加快了人參大田種植的進程。2007年起益盛藥業就開始了非林地栽參項目建設，截至目前，公司已建立非林地人參種植基地2500畝，其于2007年種下的150畝人參也將于今年秋天上市。紫鑫藥業同樣信心滿懷，公司董事長曹恩輝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隨著人參價格的提高，在人參大田種植達到盈虧平衡點之后，公司也將考慮進軍人參大田種植，“不得不說，人參的大田種植已是大勢所趨。”曹恩輝表示。

　　但大田種植同樣令人擔心的是，如果大田種植人參能夠推廣開來，人參產業可能將再次面臨“盲目發展、無序種植”的老問題、新難題，由于不受林地種植的限制，調控任務將更加沉重。

　　“除了從規模上對人參種植面積進行宏觀調控外，還要從微觀上進行結構調整，加強企業與參農的結合，同時大力發展人參合作社，提高參農組織化水平。”中國人民大學農產品價格專家毛學峰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

　　“雖然中國人參出口價格與韓國人參出口價格的差距縮小了，但不得不說，人參定價權目前仍掌握在韓國手中，”毛學峰說，“要掌握人參的定價權，增加市場控制力，關鍵是要提高企業競爭力，人參產業的競爭，歸根結底還是人參企業之間的競爭。”

　　在國際市場上，韓國高麗參一直是中國人參的強勁對手。韓國高麗參不但在價格上對中國人參價格實現了長期壓制，其出口地區也與中國人參的出口地區高度重合。我國人參主要出口到亞洲地區，前四位出口市場為日本、中國香港、新加坡和中國臺灣，而韓國人參出口同樣以亞洲市場為主，前四位出口市場分別為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和中國大陸。在這些市場上，韓國高麗參以紅參等產品牢牢占據高端市場，中國人參只能通過原料出口在低端市場上尋找生存空間。

　　有行業內人士指出，很長一段時間內，韓國人參產品的原料30%來自長白山人參，經過加工之后，一部分行銷歐美，一部分則以10倍之多的價格返銷中國。

　　而在頻頻失去國外市場的同時，中國人參在國內市場上也是步步倒退。近年來，韓國高麗參的代表“正官莊”不斷在中國攻城略地，由南及北，加緊布局中國市場。

　　1992年正官莊在香港開設代表處，香港被作為打開整個中國市場的“切入口”。2007年正官莊開始在中國發力，針對粵、浙、滬在內的華南和華東市場展開了新一輪營銷攻勢。2010年，其在北京的首家旗艦店在三里屯SOHO亮相。

　　與此同時，正官莊開始扎根中國人參主產區。2011年其與吉林省人民政府在長春市簽訂《合作戰略框架協議》，同時還與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政府、延吉市政府分別簽訂《人參事業協議》和《投資協議》。

　　“狼來了”，中國人參市場卻仍舊一盤散沙，在正官莊的凌厲攻勢下，中國人參企業缺少能站出來與正官莊抗衡者。據統計，中國涉及人參的企業多達5000多家，總資產超過正官莊，但效益總和卻不及正官莊的1/10。

　　中國人參產業“小、亂、散”問題突出，市場秩序混亂，企業間互相壓價的行為時有發生，這成為中國人參“好東西賣不出好價錢”的重要原因。王德富在去韓國考察后發現，在韓國人參市場上，不同地區的人參價格雖然存在差異，但同一個人參市場上的人參價格基本統一。

　　中國人參產業缺乏上下游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中國人參企業利潤率的提升和企業競爭力的增強。

　　而在產業上游，中國證券報記者調查發現，參農并非像傳說般“賺了大錢”。“人參漲價了，成本也漲了，而且比人參價格漲得還要快。”孫元寶告訴記者，前年時人參種子一公斤還不到300塊錢，現在一公斤則要800多塊，參苗也從前年的80多塊錢一公斤漲到了今年的300多塊錢一公斤。參地價格的上漲更是成了參農不可承受之重，其租賃價格從前年的20多萬一公頃漲到了50多萬一公頃。

　　在全國最大人參交易市場萬良鎮，中國證券報記者注意到，想象中摩肩接踵的街頭卻是冷冷清清，絕大多數店鋪甚至可以用門可羅雀來形容。一家店鋪老板對記者表示，“現在人參價格上漲了，進貨成本也相應提高了，利潤率反而不如從前了。”

　　成本急劇提升成為人參價格大漲的原因之一，以紅參為例，前瞻產業研究院統計顯示，2010年以來國內紅參價格經歷了加速上揚的過程，2011年一度飆至250元/公斤的歷史高位，較2010年年初上漲5倍。近日康美藥業決定從9月1日起上調旗下新開河人參產品紅參品類出廠價35%更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由于整個產業鏈缺乏上下游整合，一是無法實現成本的內部化，影響了利潤率提升，二是增加了企業的市場風險。”毛學峰說，

　　與之相比，韓國人參種植50%以上為訂單種植，生產企業和農戶簽訂合同，既確保種植的有序和規范進行，又保證價格的穩定，還提高了整個產業鏈的利潤率。韓國政府同時將可種植人參土地納入全國監測，利于統一管理。

　　在撫松縣人參市場上也有少數企業會與參農簽訂合同，但記者發現，這種合同更多的是一種臨時的收購合同，而不是種植合同，從而使這種合作模式存在很大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為此，2010年7月吉林省政府頒布《吉林省人民政府關于振興人參產業的意見》，要求加快制定出臺培育人參龍頭企業實施方案，用10年左右時間，打造10個集生產、加工、銷售一體化，產品科技含量高，競爭力強，年產值100億元以上的大型企業集團，全面提高龍頭企業建設水平。同時大力發展訂單生產，5年內訂單面積要達到90%以上。積極扶持和培育參業合作經濟組織，到2020年參加參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參戶要達到80%以上。

　　消費日益普及

　　附加值提高亟需引導

　　中國人參和韓國高麗參“同宗同源”，但在過去二十年中，韓國高麗參長期保持高價位，中國人參價格卻持續低迷甚至不時賣出“蘿卜價”，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國人參附加值不高。而參照韓國經驗，要提高人參附加值，既要加強下游產業鏈延伸，也要提高上游人參質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2年衛生部正式下文批準5年及5年以下人工種植的人參園參為新資源食品前，以人參為原料的食物甚至是違法的。

　　在20世紀90年代前，中國部分人參制品被允許作為食品在市場上銷售，但2002年衛生部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人參被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單》中，被局限于保健品食用范圍，凡是以人參為原料的制品不能辦理食品生產許可證，從此在我國市場上再也找不到以人參為原料的食品。

　　政策性限制無疑為人參產業發展套上了“緊箍咒”，也是造成我國人參價格長期低迷的重要原因。人參二次加工開發嚴重不足使我國逐漸淪為很多國家的原料基地。據統計，我國人參出口中，80%為原料人參，成為名副其實的“產量大國，產業小國”。

　　相比而言，韓國總人口4900萬，每年人參消費量為2.5萬噸，平均每人每天消費人參1.32克，其人均消費量是我國的20倍。據悉，韓國人參產品早已形成囊括成百上千個品種的系統體系，包括“紅參系列、干參系列、曲參系列、人參精膏液系列、人參粉系列，等等。而在人參消費中，人參食品占90%以上，在韓國的商店、超市、餐廳、街面的自動售貨機里，有人參飲料、餅干、糖、茶等多種制品出售。

　　人參作為新資源食品獲批，將有望從政策法規上為我國人參產業發展提供保證。據了解，人參在“鮮參—初級品干參—人參提取液—終端產品”等不同加工環節，利潤呈加速增加趨勢，人參從初級品到深加工，價值能達到原來的10倍以上。

　　在巨大市場前景下，很多企業蓄勢待發。“在未來，公司人參食品的收入有望超過中成藥的收入。”曹恩輝表示。曹恩輝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公司四大募集項目有三個已接近完工，有望在今年釋放產能。8月份以來，國家有關部門加快審批步伐，紫鑫藥業已有4個產品通過食品質量認證，公司寄予厚望的人參飲料也正在審批過程中。

　　但由于國內長期把人參列在藥材和保健品之列，食用人參的文化尚缺。王德富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在韓國，幾乎每個人每天都要食用人參，人參食用的文化已經深入到骨髓里。”反觀中國，雖然人參食用已有4000年歷史，但一直作為藥材食用。對此，曹恩輝在憧憬人參食品的廣闊前景時也坦承地指出，“人參食品市場的培育仍需時日。”

　　從吉林人參產業的結構來看，人參食品前景也不容樂觀。“企業小，沒有能力發展深加工，企業多，競爭卻不激烈，也缺乏發展深加工的動力。”毛學峰說。

　　在上游，人參質量則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我國人參合作社雖然眾多，但合作社質量偏低，人參種植仍然處于無序狀態，在過去，人參農藥殘留和重金屬超標曾長期困擾中國人參產業。相比之下，韓國大多數農戶都按照訂單要求種植高麗參，從整地、種植、管理到收獲，人參公社都不間斷地對農戶進行監督和技術指導，而從種植到最終產品成型要經過5次以上的農藥殘留檢查，確保人參低農藥、高品質。

　　王德富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中國長白山人參是種在砍伐過的原始森林的腐殖質層里，其品質肯定要比種在大田里的高麗參好，甚至每年韓國都要從中國進口大量人參。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參出口價格卻只有高麗參的十分之一，“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國人參的國際聲譽被對手給搞下去了。”

　　王德富據已故人參專家許忠祥介紹，上世紀70年代時，發現韓國商人把中國通過香港進行轉口貿易的大箱包裝的紅參買去，挑出好的說是高麗人參，剩下不好的說是中國人參，然后買一斤高麗人參免費送一斤中國人參，“類似的手段極大影響了中國人參的國際聲譽。”同樣在這個時期，曾一直領先的中國長白山人參出口價格被韓國的高麗參超越，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隨著中國人參價格一落千丈，中國人參被韓國高麗參徹底甩在身后。

　　除了競爭對手的打壓，更多的則是中國人參自身的原因。王德富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他去韓國考察時發現，韓國人非常“尊重人參”，“在韓國的人參交易市場上，人參被整齊地擺放在箱子里，一看就是很值錢的東西。”而在萬良人參交易市場上，中國證券報記者注意到，參農都是用農用三輪車把水參拉來，然后卸到地上，雜亂地堆放在一起。當地甚至有一種說法，指出1989年下半年人參價格之所以暴跌是因為國際客戶到萬良市場上一看，名貴的人參竟然跟雜草一般堆放在地上，于是不再愿意高價購買。

　　“不得不承認，在人參的市場推廣和品牌建設方面，韓國確實有很多值得中國學習的做法，”王德富表示，“現在已經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了，好東西要賣出好價錢最怕的就是‘藏在深閨人未知’”。

　　韓國企業在政府的扶持下，通過學術活動和廣告宣傳，向世界不斷傳達高麗參的高端形象，還通過在中國舉辦圍棋賽并邀請國際著名醫藥專家參加一年一度的“國際人參學術研討會”等，大力營造宗主國氛圍。人參甚至成為韓國的“國家象征”。

　　在品牌建設方面，韓國通過集中打造“正官莊”這一高端品牌，在世界各地不斷開拓市場。資料顯示，正官莊年產值約20多億美元，利潤約2億美元，2011年其對華出口額達到3600萬美元，在華有各類專賣店近50家，并計劃在2015年將中國市場的銷售額增加至1億美元。

　　與之相比，中國人參品牌眾多，僅吉林省就有30多個品牌，但卻沒有一個能與正官莊抗衡的品牌。以2010年為例，當年正官莊實現收入120億元人民幣，而中國5000家涉及人參的企業的效益總和還不足正官莊的1/10。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證券報記者在吉林省調研時發現，各人參產地缺乏對人參的一致認同感，撫松、集安、安圖、敦化等地甚至互相貶低其他地區產出的人參。王德富表示，“與韓國一致宣傳‘高麗參’并主打‘正官莊’這一品牌相比，中國人參無論是自我認同還是品牌宣傳都不統一，內部都不整合，還怎么一致對外？”

　　而令人稍感安慰的是，吉林省已經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開始全力打造“長白山人參”品牌，統一生產標準，從源頭上確保產品質量，力爭到2015年使“長白山人參”品牌產品占人參產品總量的60%以上。

來源：中國證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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