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酒“黑色經濟”整治迫在眉睫

2011年11月30日，湖南郴州市警方公布了一起涉案金額達億元的特大制售假酒案，摧毀了一個龐大的制售假酒網絡。

據郴州市警方揭示此起制售假酒的犯罪鏈條概況為：犯罪團伙從溫州、菏澤購買制造假冒高檔白酒的包裝材料，從廣州購買制造假冒外國名酒的包裝材料，其中包括包裝箱、包裝盒、酒瓶、瓶蓋、防偽標識、鐳射碼、合格證、說明書等全套材料；從郴州批發市場上購買“綿竹大曲”、“小頭曲”等低檔白酒，從廣州購買一些低檔葡萄酒等假洋酒，然后在郴州勾兌調配，再灌入高檔酒的酒瓶，貼上防偽標識，配上假冒的外包裝。經過如此程序，一瓶成本不過幾十元的低中檔酒，搖身一變成了身價幾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高檔名酒。

最后，這些假酒銷往郴州、衡陽、永州等地的酒店、酒行，形成了產運輸銷售一條龍的制假售假網絡。而在同一天，北京警方出動警力1600余人，一舉打掉制售假冒高檔白酒犯罪團伙34個，抓獲涉案人員93人，搗毀制假售假窩點45個，繳獲假冒茅臺、五糧液、水井坊等名牌酒近萬瓶，查扣大量用于生產加工假酒的空酒瓶、包裝盒等包裝材料20余萬件，以及壓蓋機、封裝機、打碼機、打膠槍等制假設備40余臺，涉案總價值高達1500余萬元。

據北京警方的案情通報顯示，這些被端掉的多個制造、銷售假冒高檔白酒的犯罪團伙，呈現了一些新的犯罪特點，如團伙之間既獨立作案又相互交叉。

而以張某、后某等人為首的犯罪團伙，長期以低檔白酒、劣質白酒冒充高檔白酒，在市場上進行銷售，團伙的上下線涉及湖北、河北、廣東等地。

而在這兩起假酒犯罪大案之前的11月初，有關資料顯示，在公安部統一部署指揮下，浙江、福建、山東等12個省市公安機關同步行動，統一收網，開展打擊制售假酒犯罪專案集群戰役，取得顯著戰果，共摧毀制售假酒和商標、包裝材料犯罪團伙19個，打掉犯罪窩點97個，抓獲犯罪嫌疑人達184名。

據介紹，在此次專案集群戰役中，各地公安機關現場查獲“茅臺”、“五糧液”、“洋河藍色經典”、“水井坊”、“郎酒”等10多個知名熱銷品牌假酒近2萬瓶，各類商標標識、包裝盒3000萬余套，印刷機、打碼機、曬版機及叉車、貨車等各類制假、運輸設備幾百臺。

據估算，如這些假冒包裝材料被制成假酒流入市場，市值將超過30億元。

在相隔如此短的時間內，在某個地區或部分省市范圍內，制造銷售假酒的犯罪現象如此接二連三；更不用說，在這之前發生的諸多制售假酒案例了。

因此，可以說，目前國內市場上制售假酒犯罪行為，仍然是令人觸目驚心。

對此，國內有關執法專家認為，當前我國制售假酒犯罪呈現了一些新特點：產業鏈條健全，作案手法日趨專業。

破獲的案件中，既有專門從事假酒商標標識印制的，又有負責假酒外包裝生產的，既有專門制作假冒防偽標識的，又有設立地下窩點生產假酒的；假冒品牌眾多，緊貼當前市場消費趨勢。

制售假酒犯罪團伙所侵害的品牌種類涵蓋了國內主要白酒品牌，他們生產的假酒均是當前暢銷緊俏品牌，社會消費量巨大，假酒流入市場，給廣大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造成巨大隱患；地下交易網絡活躍，制假售假“黑色經濟”已經形成。

案件涉及地區中，既有傳統印刷、制造業發達的沿海地區，又有市場消費數量巨大的大中城市，并輻射中西部地區，地下交易非常活躍，各地制假售假人員相互交織，錯綜復雜。

“制售假酒犯罪‘黑色經濟’已經形成，并大有‘黑云壓城’之勢，令全社會觸目驚心，已到了需要全社會高度重視，各方面密切協同、綜合整治的時候了，以還一個潔凈、安全、公平、放心的酒類生產、流通及消費市場環境。”一位業內專家如此說道。

打防結合 綜合整治

有關統計顯示，今年前11個月，全國白酒產量已達到近800萬千升，產值突破2000億元，產量和產值均同比增長超過20%。葡萄酒及洋酒也保持了較高同比增長。

與此同時，不少一二線名酒的價格也在不斷上漲。也許，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對名白酒及葡萄酒、洋酒的造假，就成了一些不法分子的生財之道。

當然，制售假酒的犯罪手段更加多樣也更加瘋狂，為執法部門的工作增加了更大難度。

也許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來形容制售假酒犯罪與執法者的博弈，更能說明當今制售假酒不法分子的行為升級和猖狂。

多年前的制造假酒行為，往往表現在粗制濫造，作案手段單一、低下，當然，犯罪分子用工業酒精充當食用酒精制售的假冒偽劣酒，嚴重危害了消費者的健康安全，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危害。

近年來，制售假酒者采用不斷轉換造假手法的同時，他們轉向用低檔但合格的酒品兌出較高檔次的酒品。采用這種造假行為，更為隱蔽。

而另一部分“專業”的造假者更為狡猾，他們為了獲取更大、更久的造假利潤，挖空心思，譬如形成制售假酒產業鏈、用更接近所假冒名酒口味的基酒等手段，對被假冒的名酒廠產生更大的利益傷害。

前不久，湖南懷化市公安和工商執法人員聯合行動，對一個造假酒的窩點進行了突擊檢查。執法人員發現滿地都是已經灌裝完畢、等待裝箱的酒瓶，涉及造假的白酒包括茅臺、酒鬼、劍南春等多個知名品牌，案值430多萬元。

據犯罪嫌疑人周某交代：他們在制造假酒的時候，需要根據不同名酒的香型，選擇不同的中低檔白酒進行灌裝。

民警們調查發現：由于使用的是同一香型的白酒來勾兌名酒，因此周某生產的假酒不容易被發現。而為了制造出假的茅臺酒，周某還從貴州茅臺鎮那些私營酒廠里購酒來灌裝“假茅臺”。周某表示，這樣做出來“假茅臺”的質量跟正品的茅臺酒味道，基本上就有些類似了。

民警們在清點現場時發現：周某的窩點不光生產一般的名酒，一些市場上銷路好的名酒年份酒，他也能假冒生產。

在生產窩點里，就發現了所謂15年和50年的茅臺年份酒，不過周某交代，這兩種酒，在他這里生產用的就是同一種原料酒，只不過換了不同包裝而已。

辦案人員介紹：為了迷惑消費者，周某不光挖空心思選擇香型相同、口感相近的白酒冒充各類名酒，還特別注意這些名酒外包裝上的一些小細節，使其更具欺騙性。

上述造假新現象的出現，為執法者和監管者提出了新要求，對制售假酒的打擊必須從實際出發，實施打防結合，進行綜合治理。

唯如此，才能明顯收到打擊制售假酒犯罪行為的整治效果，真正凈化酒類生產、流通、消費市場，從而保障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維護名酒生產企業的正當權益。

當然，面對作案手法不斷升級的制售假酒犯罪行為，要收到良好的打擊、整治效果，的確是一件長期、艱巨的“社會工程”，因為需要整個社會的共同努力。

例如針對“除了酒瓶是真的，其它都是假的”這種制售假酒行為，就暴露出“如何對待名酒瓶回收”的這個問題。對此，可謂智者見智，仁者見仁。

顯然，有一部分消費者，為了眼前的利益，將名酒瓶高價賣給了不法回收者，這就顯然為造假者提供了制售假酒的方便。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說不定哪一天，這位賣名酒瓶的消費者，會成為消費假酒的受害者。

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制定關于名酒瓶和外包裝物回收利用的法規，使針對這些瓶子和外包裝的回收和一般生活垃圾的回收一樣，處于無人監管狀態，因此，有法律人士呼吁，相關部門當下能采取積極的監管措施。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教授劉俊海表示，我們的監管機構，要指導建立這種封閉式回收的工作流程。同時加強對于名酒瓶子泛濫流失所引發的違法現象的監管。

由于近年來高檔白酒的供不應求，制售假名酒不法分子也趁虛而入，加上酒瓶回收、商標印刷、配件經營等環節的緊密配合，為假酒生產者牟取暴利創造了條件。

多地破獲的案例顯示，目前，在我國生產假酒已經初步形成分工明確，經營分散的產業鏈條。

因此，要加強對造假者的打擊，從產業鏈條上各環節分頭擊破顯得尤為重要。并要經濟做到打防結合，綜合整治。

“白酒造假的隱秘產業鏈，涉及廢品回收、包裝標牌以及防偽標識制作、運輸物流、加工生產等多個領域，可以說造假手段越來越高明，造假方式越來越隱蔽，已經形成了產業化和專業化的特點。面對目前這種產業化和專業化的特點，執法者必須形成各地區、各部門聯合協作的打假模式，才能使得打擊和監管工作更有針對性，取得更好的效果。”一位長期關注打假行為的研究者指出。

值得一提的是，在打擊制售假酒犯罪行為中，執法監管方面的確存在漏洞。譬如不少犯罪分子注冊正規貿易公司，辦公地點設在高檔寫字樓，以能開發票為由頭，欺騙招攬客戶。因為個人注冊公司手續簡單，后續監管、抽查力度又不夠，給了他們可乘之機。

由于對互聯網廣告的審查還不能普及到方方面面，犯罪分子伺機建立了公司網站，在互聯網上大打廣告，花錢推廣；由于在多個環節，監管單位不到位，甚至存在“交錢就行”的思維，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

另外，對懲治制售假酒犯罪行為力度不夠這一現象，也已經引起了有關方面人士的注意。有人計算了制售假名酒的利潤率，竟然高達2000%！

“如此巨大的利益誘惑，怎能不讓這些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鋌而走險呢？況且，法律對他們的懲治力度太輕了，這很不合理！”一位基層執法者憤憤不平地說道。

執法人員稱，不法分子從市面上購進的低檔酒一般十幾元到三四十元不等。不法分子把假酒帶回家進行比例調試、試驗品嘗，調出接近于名牌酒的口味，再把這種酒按一定的比例倒在大桶里勾兌，然后直接用漏斗灌裝到酒瓶里，最后封蓋。

根據公益反假酒人士葉光繪制的“不同種類假酒成本利潤對比圖”，假酒的利潤率最高可以達到2000%。

對此，有專家指出，高仿假酒的危害主要在經濟利益方面，而低仿假酒對人體的危害堪比毒藥。

據悉，按目前我國刑法規定，制假犯罪的單項刑事處罰，最高只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和制假犯罪所帶來的巨額利益相比，犯罪成本較低，所以犯罪復發率較高。

對此，不少法律專家呼吁，國家應加大對制售假酒犯罪行為的法律懲處力度，重判重處此類犯罪分子，使他們為造假售假行為付出沉重的代價，以遏制這類犯罪再次發生的概率。

另外，需要積極推進酒類立法。據專家介紹，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國家都將酒作為特殊商品監管，美國將煙酒歸屬財政部下面的煙酒與槍支管理局進行全程監管。

目前，由于缺乏專門法規支持，一些地方只能按照一般食品管理酒類商品。

一些出臺地方性管理規章的城市，有的側重于生產、有的側重于流通，無法建立專管交易和倉儲的有效制度，也無法全面采用酒類專賣專用發票，難以使監管真正做到一體化。上述種種情況，也就影響了相關部門對酒類市場的有效監管。

來源：中國酒業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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