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價格機制打造更差食品國標

令人無比驚詫！

日前，思念三鮮水餃被檢出金黃色葡萄球菌（可引發肺炎），其副總經理竟然以“符合新的即將生效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予以回應。

驚詫之余，比照即將生效的食品新國標，在《速凍面米制品》“生制品的微生物限量”一欄的新規是，“每克生制品中檢出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含量，只要在1000—10000個之間都為合格。”—亦即是說，該副總經理所言并非“誑語”，食品新國標某種程度上確實低于現行食品標準，這就難怪思念三鮮公司敢于如此明目張膽地“退步錢進”，并且振振有辭。

那么，這一輪還比一輪差的食品標準，為何就能夠通過呢？又究竟遵循著什么樣的制定邏輯？

“人體內天然存在、生產加工流通難以監測”，這就是所謂專家針對新國標“比差出臺”的權威辯護，就是說新國標的出臺“符合實際情況”，亦即是說其遵循著“實事求是”的邏輯。

好一個荒謬的“符合實際情況”！事實上，在這種“實事求是”邏輯的指導下，“比差出臺”的食品行業新標準，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6月1日出臺的乳業新國標，將蛋白質含量由原標準中的每100克含2.95克減少到2.8克；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總數標準由原來的50萬個上升到了200萬個。如果將范圍推而廣之，相關新標準的“比差出臺”，亦部分存在于玩具、家具等行業中。

在這種食品新國標“比差出臺”的背后，我們有理由懷疑，相關食品業的龍頭企業，是否挾自身“大而不能倒”之經濟基礎，運用強大的公關能力，過多參與并影響了相關食品新標準的出臺。聯系2008年影響惡劣的三聚氰胺事件，最終對涉案嚴重的企業，除了將三鹿祭旗外，其余乳業巨頭不但毫發無損，而且在一年半后竟然享受到了乳業新國標的“善解人意”。而在今年3月雙匯瘦肉精事件爆發后，相關部門除了將罪責諉之于“個別縣市的少數人”、將違法大棒打在養豬人、豬販子、采購員之外，主要精力卻用于替雙匯“維穩”，以防止其股價跌停、企業倒閉。當然，對于食品新標準的“比差出臺”、食品安全的“責利倒掛”，與“大而不能倒”的思想作祟有關，正是在維護地方經濟、增強產業集聚度、防止員工失業等種種謬論之下，數以億計民眾的身體健康卻受到嚴重威脅。

在這種食品新國標“比差出臺”的背后，我們更有必要追究，之于“生產加工流通難以監測”的根源。如此大言不慚的所謂“符合實際情況”，無非是牽連到相關監管部門難以協調的潛臺詞—衛生部門管餐飲等消費終端的衛生許可和衛生監管，工商部門管食品流通環節的質量監管，質監部門管食品生產加工環節的日常監管。那么，對田間地頭、豬場牛場等生產源頭的監管呢？那當然是農業部的事情。正是在這種密切交叉卻又日呈相互撕裂狀的監管現狀下，九龍治水的“各掃門前雪”自然無法避免。而由此導致的各部門所出臺的相關法規，自然會傾向于易于自身監管執行、易于自身躲避責任的方向進行設定。

實際上，如果我們跳開食品新國標“比差出臺”背后的形成機制，對我國食品安全越演越烈、久病難愈進行終極拷問，就會發現“食品價格形成機制”是更為結構性的問題。

這種結構性意義首先體現在，之于任何食品的最初級原料（農產品）的“價質雙弱”方面，亦即是說農民在食品價格形成過程中的過于弱化，必然會帶來質量的相對弱化。無論是三聚氰胺的死灰復燃、還是瘦肉精屢禁不止，亦或避孕黃鱔、激素水果、農藥蔬菜等，均說明源頭生產環節所占利益分配的過低，必然會引發最終食品安全的隱患—之于我國食品產業鏈的組成而言，“一流做銷售，二流搞加工，三流忙生產”已事實存在多年，而在這三個環節當中，作為源頭生產環節所享有的利益分配僅10%左右，而高達90%左右的利益卻被銷售和加工所壟斷。與利益分配結構相反，風險構成卻呈倒置，亦即是說作為食品的源頭生產環節，受益最少卻風險最大，這就是為何我國幾乎所有的農業龍頭企業（或食品業龍頭企業）均不愿過多涉足生產環節的原因所在，諸如蒙牛、雙匯等行業巨頭即使建立樣板奶牛場、樣板豬場以充形象，其數量占其加工、銷售需求亦不足10%。而對源頭生產環節的過于剝奪，必然會導致農民為保證自身利益和生存需求，將質量置之一旁，而作為食品初級原料（農產品）的“價質雙弱”，最終亦必然會部分傳導給食品終端質量。

當然，對“食品價格形成機制”的探討，還牽涉到我國土地自有資源的局限、國家轉移支付目標性的偏離過大，以及發改委針對食品價格屢屢不合時宜的“限價令”。

當然，對“食品安全缺失機制”的追究，除了與針對行業巨頭的選擇性執法、相關監管部門的獨善其身、源頭生產環節的“價質雙弱”相關外，還與轉型期道德缺失、法治環節不健全、低層次消費需求等相關。

但是，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借口，這所有的一切都不應該成為借口。面對“我國每年食品中毒人數高達20萬—40萬人，且其中包含相當部分兒童”的冷酷現狀，相關監管部門食品新標準的屢屢“比差出臺”，除令人質疑傳聞中的“特供農場”、“特供食堂”屬實外，更令人憤恨其淺陋、短視和自私—因為，在我國食品安全事故頻頻爆發的今天，為何對相關涉案企業卻屢屢網開一面？為何我們的相關標準卻距離國際標準越來越遠？

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追問，面對當下食品安全的緊迫現狀，之于職能部門的監管亂象、之于食品產業鏈利益的分配失當，乃至更深層面的耕地和環境治理，我們是否就任其漫延而束手無策呢？我們是否需要更為系統的長效機制予以解決呢？我們是否需要重新啟動頂層設計進行真正的綜合整治呢？

來源：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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