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互助型農業：食品安全新模式

食品安全成為全國上下共同關注的問題。如何破解這一難題？當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有許許多多需要去落實的措施和踏實從事的工作。本期，在食品安全的視野中，我們關注的是“城鄉互助型農業”這樣一個新事物，其主旨是通過生產者、消費者的共同參與，建立互信互助的新模式，保證農產品安全，為食品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線。這對于一直集中關注監管問題的社會輿論來說，也許是一個新鮮的思路和視角。同時我們也看到，這一新模式對改變農民生產觀念、生產方式，促進農業綠色生產體系的再造正在發揮著積極作用。

兩個煩惱：有錢難買安全食品綠色農產品遭遇“賣難”

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市民湯先生連日來一直在關注臺灣塑化劑事件。“媒體上說，很多食品、保健品都含有塑化劑成分，食品安全問題真是防不勝防。”

湯先生說，自己以前對食品安全并不太在意，和妻子二人還經常光顧路邊攤，“買東西也會貨比三家，選擇價格相對便宜的”。但近兩年來，食品安全事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讓湯先生不敢再到路邊攤或小吃店用餐了，“這些地方是地溝油的"重災區"。

開始關注食品安全和自身健康的湯先生被迫“轉戰”到大型超市購物，非高價不買、非品牌不買，這使得家里每月平均食品開支比以往增加400多元。本以為這里的食品安全有保證，“可雙匯"瘦肉精事件"和上海"染色饅頭事件"接連發生后，我們感到大超市、大品牌也不怎么靠譜”。

讓湯先生更加揪心的是，一位做進口紅酒生意的朋友曾向他“自爆家丑”：部分經營紅酒的商人從包裝到商標的印制都由自己一手包辦，為延長紅酒在超市的時間，通常他們會采取在包裝上把紅酒的出廠日期往前延伸、保質期拉長的辦法，如一瓶2008年出廠的紅酒，經銷商可能會將生產日期印制為2007年；一般瓶裝酒的保質期是3年至5年，而他們會印為8年。過期紅酒的亞硝酸鹽含量比保質期內的紅酒含量高，而過量的亞硝酸鹽會致癌。

這讓平時喜歡喝紅酒的湯先生有點心驚膽戰。“紅酒如此，更何況別的食品？”湯先生很煩惱，自己愿意多花錢，但為何難買安全食品？

記者采訪中了解到，當前持有湯先生這種想法的市民為數不少。一方面，他們的收入水平大大提升，改善生活品質的愿望強烈；但另一方面，市場上提供的食品很難滿足他們的健康需求。

今年，河北農業大學的師生在保定市隨機選取5個成熟社區的150位居民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顯示，消費能力高、健康意識強烈的受訪者對農產品的安全性呈現出高度關注，希望獲得更安全健康的產品，而這一群體對價格不太敏感，有意愿也有能力為健康多投入。

“要是農產品少打農藥，不用激素，哪怕價格貴一點都可以接受。”采訪中，記者聽到不少市民這樣說。

看來，有機農產品、綠色農產品很有市場啊！一開始，河南省蘭考縣南馬莊村支書兼農民合作聯社理事長張硯斌也是這樣想的。可讓他沒料到的是，村民辛苦一年種出來的綠色有機農產品還是遭遇了“賣難”。

南馬莊位于蘭考縣西，是該縣的重點貧困村。南馬莊交通不便，停電斷電時有發生，尤其每逢下大雨，連出村辦事都很困難。正因為如此，農民的生豬較外村每斤要少賣一角錢，大米每斤少賣幾分錢。

2004年9月，在蘭考縣副縣長何慧麗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當時在蘭考縣掛職任副縣長的推動下，南馬莊村支部和村委會利用蘭杞干渠從村東流過，農田內毛渠縱橫，水利條件便利的優勢，引導農民成立了合作社，打起了生態農業的“主意”。

張硯斌說：“設想之初，覺得既然公眾關注食品安全，綠色生態農產品自然能得到消費者的青睞，肯定會因此扭轉生豬、大米都比外村賤賣的困境。”

然而，2005年第一批有機大米成熟后，卻無人問津，銷路成了當地農民最頭疼的事。眼看著有機大米和生豬陷入滯銷，何慧麗也顧不上副縣長和副教授的身份，帶領干部群眾到鄭州、北京的路邊支起了小攤，向市民推薦南馬莊的綠色有機農產品。

有市場，無銷路，這讓張硯斌很煩惱，也讓許多有志于發展有機農業的人望而卻步。為什么會這樣呢？廣西南寧市良慶區那馬鎮昌盛無公害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理韋文昌道出了其中的緣由。

韋文昌說，他們合作社于2008年正式成立，目前有19個產品獲得了農業部無公害農產品標識，消費者根據標識上的16位數碼就能查出蔬菜的產地等相關信息，但受市場上無序競爭的影響，合作社的品牌效應并未凸顯，市場占有率受到很大沖擊。

“據我調查，目前市面上不少蔬菜都打著無公害的招牌，在產品包裝上標識"無公害蔬菜"的字樣，其實是打"擦邊球"行為，本身并不具備相應的資質。”韋文昌說，這種行為使市場上的綠色農產品真假難辨，難以取得消費者的信任，價格上不去，菜農自然不會去干這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顯然，不信任的結果只能是劣幣驅逐良幣。何慧麗認為，問題出在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信息不對稱，缺乏必要聯系，因此難以建立信任。在這一思路的指引下，何慧麗和張硯斌以南馬莊為試點，利用農民合作社的優勢，開始探索城鄉互助的生產消費模式，希望以此保障生態農業的健康發展和安全食品的有效供應。

變化，來自城鄉互助型農業

最近幾年，由于食品安全問題頻發，引發了公眾擔心。為了尋找安全食品，一種由生產者、消費者共同參與的城鄉互助型農業新模式悄然而生。這種模式，既滿足了一部分市民對食品安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從事綠色生產的農民所遭遇的困境，逐漸受到人們的青睞。

菜農直供、市民下鄉：“吃到了和小時候一樣味道的菜”

送菜日期：5月27日；菜品：圓白菜、黃瓜、小白菜、油菜、菠菜、紫葉生菜、水蘿卜、萵筍這是北京“菜農人家”農場給市民的一份送菜清單。

和市面上大部分蔬菜相比，這家農場送出的蔬菜外觀上不怎么好看，但它們在生長過程中沒有使用化肥、農藥、除草劑、催熟劑等，是純粹自然生長的當季蔬菜。

鄭祥春是“菜農人家”150多位客戶中的一員。他告訴記者：“我們這些人家里有小孩的比較多，主要考慮的是健康。現在市場上都是化肥種的菜，這里的菜用的是農家肥，跟我20多年前小時候吃過的是一個味兒。”

記者了解到，這種直接與市民簽訂合同的農場，開始在全國各地受到消費者的追捧。他們一般采取消費者預付費的方式，農場則根據消費者要求，生產安全、無公害的農產品。僅在北京，目前就有8家農場實施這種新模式，菜農按照固定時間將菜地里生產的原生態綠色蔬菜，直接送到社區居民家里。

與此同時，為了吃得安全，干脆自己動手、“到農村種菜去”，在全國一些城市也正在成為一種新時尚。

“剛種了兩個星期，我這小蘿卜苗很快就能吃了，瞧這水靈勁，可比市場上賣的強多了。以前買回來菜，要考慮浸泡、削皮或是用臭氧機，現在，菜園的菜拿回家，洗掉泥土，很多都是生著吃，吃菜再也沒有心理負擔了！”在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里，市民張斤繡蹲在自己租種的菜地里，一臉幸福。

作為一家為客戶提供自種菜地和配送蔬菜服務的新型農場，“小毛驢市民農園”占地130畝，目前有將近700個客戶。在這兒，每天都有會員來自己的地里澆水、施肥、鋤草、移苗、收獲。到了周末和節假日，這里更成了不少家庭的樂園，大人在自家的地里忙得不亦樂乎，小朋友則打著赤腳穿行在田壟間，歡聲笑語不絕于耳……

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北三環城鄉接合部的良時開心菜園，占地100畝。菜園投資人梁田告訴記者，消費者認租一分地就成為會員，菜園免費提供種苗和各種耕作用具。如果消費者無暇親自照料，菜園還能提供保姆式代管服務，聘請農民施農家肥，對病蟲害采用黃板、黑光燈等生物防治方法，會員可以隨時監督種植過程……

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視的背景下，目前這種可稱為“城鄉互助型農業”的綠色生產、消費新模式，在全國正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地目前已有同類農場100多家。而據專家介紹，這種模式在國外發展很快，如在美國此類農場有5000多個，為超過200萬戶家庭提供服務；日本的比例則更高，有機食品的消費市場中，直銷形式占到一半以上。

消費者聯盟、農民合作社：“互相尋找中的兩股新生力量”

在鄭州市內一個小區見到姚衛華時，她帶著女兒正在給“守護家園綠色消費聯盟”的會員分發剛剛從黃河灘邊農場里采摘來的新鮮蔬菜。和姚衛華一樣，許多會員也都是剛剛接完幼兒園放學的孩子，順路過來領菜的。

今年3月剛剛加入聯盟的張露霜說：“以前吃菜，總是擔心污染，現在經過聯盟比較、選擇，吃的菜都是自己看著在有機土壤中長大的，沒什么不放心的了。”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在城鄉互助型農業發展過程中，一些消費者感覺個人在市場上的選擇、判斷能力有限，于是開始聯合起來，組成消費者聯盟，通過集體的力量尋找安全食品。這是城鄉互助型農業發展中的新苗頭。

姚衛華告訴記者，成立“守護家園綠色消費聯盟”的理由其實很簡單。前幾年懷孕期間，嗜好黃瓜的姚衛華發現存放的黃瓜竟出現了膨脹的情況，由此萌生了“自己到田間地頭找安全菜”的想法。后來，她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消費者，2010年8月，正式成立了“守護家園綠色消費聯盟”。聯盟經過仔細調查后，決定與郊區黃河灘邊專做綠色有機農產品的“大草帽”農場合作。“去年試運行，我們只挑選了20戶參與，今年春季擴大到了80戶，以后內部機構完善后，肯定還會擴大規模。”姚衛華說。

無獨有偶，2010年3月，北京市回龍觀社區一群熱心媽媽，為了孩子的健康，四處尋找健康的食物。由于加入的人越來越多，媽媽們借鑒臺灣主婦聯盟的形式，在回龍觀和天通苑地區成立了社區健康消費團體綠之盟。目前，北京鳳凰公社、圣林農莊、天福園等農場都陸續加入進來，與她們建立了合作關系。

消費者聯合起來尋找生產者，而生產者也在聯合起來吸引、服務消費者。

一度為綠色農產品“賣難”發愁的河南省蘭考縣南馬莊如今有“中原第一合作生態村”的美譽。2006年，南馬莊向消費者推出了“購米包地”的模式，即消費者預付一定的定金，在南馬莊包下一塊有機水田，由合作社派農民專人負責耕種，成熟后再由合作社統一配送給消費者。這種模式成功后，南馬莊農民合作組織日益壯大，如今已經發展成為“南馬莊農民合作聯社”，下設生產、養殖、文藝、資金互助等多個專業合作社。

南馬莊人也切切實實體會到新模式的好處。村支書兼農民合作聯社理事長張硯斌說：“現在我們的綠色大米每斤平均要比市場價高出1毛到4毛，小雜糧比市場價高出5毛到1元，用本地黑豬品種養殖的"快樂豬"每公斤價格比普通生豬高出3倍，一頭豬就能凈掙至少千把塊。”

據了解，進行這種探索的并非只有南馬莊。2011年初，在距南馬莊不遠的胡寨，村民王紀偉的胡寨哥哥農牧專業合作社，開始依托蘭考縣內的消費者資源開展“宅配”業務：合作社在消費者預付定金后，按照其個性化的蔬菜種類選擇，定期將安全、新鮮的蔬菜直接配送入戶。王紀偉說：“為了讓消費者放心消費，我們在標簽上都寫有箱內蔬菜生產者的名字，還有蔬菜種子以及肥料使用等相關情況。”

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何慧麗認為，從更大范圍來看，要讓更多消費者、生產者參與到互助型農業中來，就必須走合作之路。目前，城鄉合作型農業中的農業合作社和消費者合作社，在全國還處于新創階段，是互相尋找中的兩股新生力量，將來實現他們之間的對接，是城鄉互助型農業發展壯大的必由之路。

破解食品安全難題的有益嘗試

解決食品安全問題，有許多工作可以做，如加強監管、建立健全食品檢驗標準等。而城鄉互助型農業給我們帶來這樣的啟示：發揮消費者和生產者本身的力量，培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信，未嘗不是解決問題的一條途徑。

“小毛驢市民農園”發起人石嫣說，“城里人給鄉下人造假，鄉下人給城里人投毒”的說法雖然有些夸張，但也形象地刻畫了目前生產者、消費者間互不信任的狀態。城鄉互助型農業的主要內容是消費者和生產者共擔風險和共享收益，其實質就是在二者間建立互信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逐漸形成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良性互動，有利于破解食品安全僵局。

在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興隆鎮羅家店開辦“果園香豬生態園”的羅宇，至今已經營10年。在羅宇的生態園里，香豬是經濟支柱。之所以叫“香豬”，是因為這些豬是以玉米、草料喂養，肉質的香味是普通飼料喂養的生豬無法比的，價格也比普通豬肉貴上好幾成。目前，這個生態園的客戶已經發展到了成都市華陽、溫江等城區的50多個居民社區。

羅宇認為，與消費者間形成的互信是農場能夠發展壯大的主要原因。因為他的農場前些年經營狀況并不好，通過這些年人們的口口相傳，才使得他的客戶越來越多。成都市武侯區桐梓林社區居民田波成為會員已經4年多了，她每周要在生態園買5斤有機蔬菜，肉食品則全部在這兒購買。長期的往來，讓田波對羅宇很放心。“現在我們都很珍惜已經建立起來的信任，這樣很好，生產、消費雙方都很安心。”她說。

在羅宇看來，減少中間環節，是城鄉互助型農業給破解食品安全問題帶來的另一個啟示。“食品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產品銷售中間環節太多。比如，前段時間雖然有些品種的蔬菜價格漲得很高，但是種植的農民并沒有獲得相應的利益，全被中間環節吃掉了。這樣，農產品的種植者只有通過量大價低的方式來賺錢，結果為了追求產量濫施化肥、農藥，甚至使用違禁添加劑等。城鄉互助型農業省去了中間環節，就能讓生產者獲得更多利潤，從另一個側面促進綠色生產。”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執行院長、鄉村建設中心主任溫鐵軍，是“小毛驢市民農園”早期發起人之一，對城鄉互助型農業破解食品安全問題寄予很多希望。據他介紹，在歐盟國家，60%的農場是由市民經營。他認為，市民廣泛參與農業是都市農業、現代農業的一種方式，隨著中國城鄉統籌的發展，會有越來越多的市民加入到農業生產中。

助力再造綠色農業生產體系

城鄉互助型農業，在為消費者提供安全食品的同時，對改變農民生產觀念、生產方式，促進綠色農業生產體系再造也發揮著積極作用。

“生態農業與傳統農業相比，投入成本高，經營風險大，城鄉互助型模式通過消費者預付定金，把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聯系起來，可以避免農業生產的風險和提高農業生產的收益。同時，消費者全程參與或監督生產，也可以對我們生產者形成制約。”王紀偉說。

在“菜農人家”的一處農田，種著豆角、黃瓜、萵筍、西紅柿等。正在大棚里干活的喬師傅告訴記者：“老板特別看重食品安全，只讓我用農家肥，不用化肥不打藥。像這西紅柿，要是用點藥早就變紅了，人家就讓等著自然變紅。”

河北省保定市順平縣臺魚鄉柴各莊村菜農于寶銀，從2008年起開始試點種植綠色農產品，一些市民通過網絡和電話向她訂購。于寶銀說，自己去年種的無公害玉米銷到了臺灣、廣東等地，價格是一般玉米價格的兩倍多。她現在就是按照城里人所提的要求種植：種子不用轉基因的，不打農藥和除草劑。城里人時不時會來地里看看，監督她的種植過程。

南馬莊農民范博偉眼看著村合作社養的“快樂豬”變成了“致富豬”，今年開春就和其他4個村民合作投入10萬元建了座小型養殖場，買了60多頭當地黑豬崽。“去年一頭豬最多的掙了2000多塊，今年成本上漲，至少也能賺個千把塊，喂的是自己種的玉米和地里的野菜，都是傳統的養殖方法，不用買來的飼料。”范博偉說。

合作社內負責百畝生態蟹藕混養的蔣旭東告訴記者：“去年大雨導致蓮藕減產，且養蟹經驗不足，結果還是有七八萬元的利潤。現在看來，跟風用化肥、專用飼料來種養農產品的觀念得改變了，還是有機的東西有銷路。”他說，城里人買之前就先問你怎么種的，怎樣養的，用什么養的，許多人不僅仔細還很專業，許多詞他都沒聽過。

河北省農業產業協會副會長胡志斌表示，目前城鄉互助型農業在全國還處于嶄露頭角的階段，將來隨著其發展，相信會對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發揮重要作用。而生產方式的轉變，才是解決食品安全問題的關鍵所在。

破解城鄉互助型農業發展瓶頸

城鄉互助型農業為市民獲取安全食品增加了新選擇，也為農民提高收入開辟了新途徑，更為我國農業擺脫農藥化肥依賴、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了新探索。但是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種農業生產新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發展瓶頸，亟待有關部門予以重視和支持。

產銷雙方建立信任最難

“小毛驢市民農園”成立于2008年4月，是北京市海淀區農林委員會與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的農業合作項目。這種“官方”背景讓“小毛驢”的信任在消費者群體中已不成問題。但并不是每個農場都有這種“資本”。

城鄉互助型農業的最大問題在于信任。“比如市民會懷疑農場的農民真的會花大力氣種植有機蔬菜嗎？他們能夠在難料的天氣變化中種出滿足自己不同種類需求的蔬菜嗎？”北京“菜農人家”負責人高紅偉說，對于不切實際的期望和某些懷疑，需要雙方交流溝通，建立更多的信任。

問題在于，如今許多消費者十分缺乏對蔬菜生長周期的認知。高紅偉說：“比如農場在6月份的時候只能提供一些葉類的蔬菜，但有的消費者會說，這時候為什么不能送給我一些西紅柿和黃瓜呢？”

因此，種植戶、養殖戶與消費者之間如何建立聯系并簽訂合同、如何監督保證產品質量、如何規范市場交易行為等都是急需解決的問題。河北農業大學教授秦安臣認為，硬性要求農戶每年或每周的供應量是不現實的，因為還原自然的生產方式受各種因素影響很大，不良天氣造成的損失難以預料，需要城市居民的理解和體諒。

“會種地”的老把式不好找

河北省順平縣臺魚鄉位于山區，由于氣候原因，玉米的播種期早于平原地區。記者在村民于寶銀的指引下看到，播種后沒有施除草劑和化肥的玉米地里雜草叢生，幾乎淹沒了枯萎的玉米苗。年近70歲的于寶銀用手不停地將雜草連根拔掉，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精力。

望著鄰家長勢喜人的玉米，于寶銀無奈地告訴記者，村里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僅留下婦女和兒童在家耕種，除草都找不到人，現在已經影響了玉米的生長。

種地的人少了，而有有機農業種植經驗的人更少。農家肥怎么用、怎么發酵，許多村民都不知道。高紅偉說，現在真的很難找到一個農民“會”種菜，“我當初找人種菜，跟人家說，不用化肥、不用農藥、也不用激素，他們直搖腦袋說"不會種"，說你這是說著玩呢”。

高紅偉介紹，現在北京各農場的員工一部分是當地農民，另一部分像工廠招工那樣，是從全國各地招聘的有耕作經驗的農民。“最擔心的就是人力成本問題。相對于一般種植而言，有機種植的人力成本更高，比如一般種植可以使用除草劑，而有機種植完全要靠人工除草。”

“小毛驢市民農園”發起人石嫣說，如今很多村莊只剩下了老年人，這是對農業最大的挑戰，政府應對有志于從事農業的人才給予更多的支持。

價格過高，消費者難承受

一位多年從事生態養殖的農場主告訴記者，他曾在河北保定山區散養柴雞，建圍欄、買黑光燈、防疫等投入超過10萬元。但是，從養雞場買回的雞仔連蟲子都不會吃，而且抗病能力差，800只雞陸續病死了400多只，存活下來的拿到市場上以每斤17元的價格出售，是普通飼養方式產雞價格的3倍，消費者望而卻步。

一般來講，有機農產品產量都較低，成本較高。于寶銀去年種植的紅薯畝產量只有1500斤，而其他村民照常打藥、施肥，每畝能產4000斤。“這就是綠色嗎？怎么越種越少了？不掙錢反而賠錢！”家人對她不無埋怨。

于寶銀說：“耕地早都板結了，如果不施化肥莊稼就不長。俺家的地是生態農業試驗田，要等3年才能擺脫對化肥的依賴，慢慢恢復地力，莊稼才能自然生長，這期間都是虧本的。所以要說服村民放棄眼前利益、從事綠色種植，難度非常大。”

于寶銀建議，政府應在前3年對采用生態種植法的農民給予補貼，提高農民參與的積極性。同時，由于生態種植所處的環境和條件與過去都有很大不同，相關部門還應對農民進行生態農業的技術培訓，尤其應教會農民病蟲害的生物防治方法。“只有盡量提高產量，降低價格，才能真正打開生態農產品的市場。”

河南省鄭州市“守護家園綠色消費聯盟”會員徐可非則建議，政府應對城鄉互助型農業加以扶持，“普通蔬菜批發的運輸車輛可以享受綠色通道優惠，但我們由于規模有限，經常是私家車自己去農場取菜，運輸的成本相對要高出一截，這也直接導致了價格的上漲”。

消費合作組織身份尷尬

為了尋找食品安全消費的破解之道，越來越多的農產品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對接，參與到城鄉互助型農業的模式中來，但消費合作組織的尷尬身份是其發展中面臨的重大隱憂。

“守護家園綠色消費聯盟”負責人姚衛華說：“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專門的法律可循，但對于類似消費者合作社而言，法律上沒有相關規定，所以到現在我們的聯盟還沒有注冊。”

由于缺乏法律保護，消費合作組織的組織形式、運作模式都面臨困境，這也直接導致許多活動無法正常開展。姚衛華說：“成立之初，我們希望通過做一些宣傳活動，吸收更多的人加入，也帶動其他市民成立更多的消費合作組織，但由于沒有法定身份，許多活動都不便開展。”

專家指出，城鄉互助型農業實際上是消費與生產的直銷模式，其核心是消費者預付定金支持農業，而生產者將安全農產品不經過流通中介直接提供給消費者，這是對傳統農產品產銷體系的再造。關鍵是，生產者與消費者能否有效對接。

姚衛華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組織和組織對接，一是有利于消費者內部協調，二是有利于消費者和生產者公平對話。但由于消費合作組織的不完善，本應由消費者發起的城鄉互助型農業模式，目前卻轉變成了生產者主導并發起，這直接導致了對接難。

河南省蘭考縣南馬莊村支書兼南馬莊農民合作聯社理事長張硯斌承認，目前消費者資源的拓展，主要還是依靠合作社內的熟人關系介紹。“消費者多而散，生產者比較集中，消費者尋找生產者合作比較容易，但生產者去尋求與眾多消費者合作，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來源：半月談 作者：李亞紅 盧國強 李鵬 王昆 吳小康 張鶯 江毅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