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過去的2010年,“蒜你狠”、“豆你玩”、“蘋什么”等一連串與物價上漲相關的流行語,給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值得慶幸的是,無論是大蒜、綠豆還是蘋果,雖與民眾日常生活有一定關聯,但都不是主要糧食產品,2010年年底,盡管中國月度CPI增幅已超過5%,但大米和小麥價格漲幅并不顯著。
但在全球范圍內,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2010年12月國際糧食價格創出了歷史新高,甚至已超過2007~2008年糧食危機時的水平。糧農組織近日發出警告,認為世界面臨一場新的“糧價沖擊”,如果主要農作物產量不增加,2011年糧價還將進一步上漲。
比較兩次危機,唯一有所不同的或許是,2007~2008年危機是從亞洲的“大米危機”蔓延開去的;2010~2011年危機則首先表現為“小麥危機”:2010年5~11月國際小麥價格已上漲近90%,而米價目前依然保持了相對穩定。但根據經濟學常識不難預見,由于各種主要糧食之間存在較強替代性,小麥價格上漲引發大米、玉米等價格上漲只是遲早的事。
對此,西方媒體又在老調重彈,將過去10年糧食價格的不斷上漲,歸咎于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旺盛需求,特別是“食譜中的肉禽類增加導致糧食消耗上升”。這顯然是不值一駁的無稽之談。
另一個屢被提及的原因是“氣候變暖”。表面上看,2010~2011年全球糧價上漲,的確可歸咎于一系列偶發性自然災害引起的糧食供給趨緊,如2010年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斯坦等歐洲和中亞糧倉因干旱導致的小麥減產。但氣候只是左右糧食生產的諸多因素之一。2010年,中國南北各地同樣遭受了一系列天災,但中國糧食總產量卻增長了3%。
時隔僅僅2年,全球高糧價便卷土重來,顯然已具備了某種周期性,甚至比全球經濟周期表現得更為頻繁。這不能不讓人思索其背后隱藏的深層次原因,那就是:隨著氣候變化加劇、人口規模增長、耕地面積減少、水土流失加劇以及淡水資源日趨緊張,近年來全球糧食的供求格局正處于一個微妙的、堪稱“鋒刃上的平衡”,糧食供給所預留出的空間極其有限,一有風吹草動就很容易放大供給的不足。這些擾動因素包括經濟增長過熱、投機、自然災害等,甚至某一個并非關鍵的糧食出口國的臨時政策也會引發席卷全球的“蝴蝶效應”。
筆者以為,經歷過上一次糧食危機,各方理應有所反省,總結教訓:第一,各國的糧食儲備系統是否健全;第二,一些高度依賴糧食進口的國家,是否已對本國畸形的農業政策進行了再調整;第三,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盛行的投機行為是否通過加強監管得到了抑制;第四,在發達國家開發新能源的口號背后,大量糧食被用于提煉生物燃料的現象是否得到了糾正;最后,G20除著眼于強化發達國家主導的金融監管外,是否也同樣關注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飲用水、健康、貧困等基本生存權問題。
遺憾的是,上述所有問題都還無法給出鼓舞人心的回答。
就中國而言,老百姓歷來信奉“民以食為天”和“自力更生”。最近10年來,中國糧食自給率一直高居95%的水平,國家糧食儲備體系也堪稱完備。不過,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開放,中國糧食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日益接軌,總體上雖尚處于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但依然無法完全隔絕外部沖擊,難以獨善其身。
首先,糧食的替代性對于中國同樣存在。盡管中國小麥連年豐收,但近年來對于玉米、大豆的進口需求逐年增長;而玉米、大豆又是動物飼料和食用油的重要來源,這勢必帶動肉類和食用油的價格水漲船高,而后者又將拉動更多的糧食和其他消費品價格上漲。
其次,國家之間也會有明顯的傳染效應。2008年,為平息國內對于高糧價的不滿,埃及開始限制大米出口,立刻引發全球三大大米出口國印度、泰國、越南群起效仿,由此也進一步加劇了危機;而2011年,一旦俄羅斯、烏克蘭等主要小麥出口國宣布出口禁令,隨著小麥國際價格持續走強,勢必會有更多國家跟進,從而導致糧食供給緊張局面愈演愈烈。
最后,當前中國國內潛伏著諸多物價不穩定的誘因。特別是高房價和高通脹導致的自我強化預期。當國際糧價普遍上漲之時,或多或少會為中國農產品生產者和銷售者提供一個定價錨。
正因如此,要想化解高糧價沖擊,中國與其他主要大國應盡快在G20的多邊框架下,對正在醞釀形成中的全球糧食危機進行緊急磋商,通過政策合作,最大程度地降低本次危機帶來的沖擊和影響。
來源:外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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