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4日,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頒發“LTE/第四代數字蜂窩移動通信業務(TD-LTE)”經營許可,標志著中國正式進入4G時代。
然而,3G投資的保護、4G標準的選擇,卻引起了不同聲音。而中移動將采購終端原本的三模標準提升至五模,中國電信的4G真正商用遲遲不落地,也反映了產業鏈各環節對4G的曖昧態度。
事實上,4G牌照的發放最關鍵的一個是時間點,另一個是發放的內容。
早在發牌前,就有反對的聲音稱3G 時代的投資需要保護,畢竟4G不是3G的簡單升級,所需要的投資數千億元計,而3G時代數千億元的投資剛啟動3年,過早推動4G將帶來極大浪費。
闞凱力教授也是此觀點的支持者,他在《誰在綁架中國4G政策》中稱,目前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3G網絡,在全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其利用率不足一半。即使在一線城市用戶集中的“熱點”地區,通過3G網絡的升級(如HSPA+),其網速可以達到42Mbps,與4G已經沒有太大區別。因此,中國用戶對于3G的網速和服務,還有很大發展潛力,用戶在總體上也是滿意的。
與之不同的是,另一方認為中國的3G牌照已經較其他國家遲發了10年,現在還要繼續猶豫的話,將會對通信行業的技術創新帶來長遠影響。
獨立電信分析師付亮對記者表示,由于此前中國移動的3G在中國商用太遲,一系列的決策都在搖擺,已經沒有接入國際的機會。背后很難說是否是這個技術成果失敗,但確實造成我們整體3G的滯后。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4G要接著滯后,還是忍痛加快發展?
“無論是產業經濟發展,還是國家安全,搞自己的標準,或是讓自己的標準成為國際標準,都是重大國際戰略,而且這是強者的戰略,弱者只能看熱鬧。” 通信評論人士項立剛對記者說。
“這個意義上,中國搞TD-SCDMA理由是非常清楚的,當然,對于中國提出的國際標準,我們的對手是不會坦然接受的,所以有了圍堵,確實TD-SCDMA全世界只有中國用,發展也不盡如人意,但是哪個事情不是這樣一步步起來的?能一天就成長起來?但正是中國的堅持,在TD-SCDMA之后,有了TD-LTE,也有中國企業在產業鏈中間更多的機會,全世界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采用TD-LTE。”項立剛說。
而在這背后,隱藏的還是一個沒有結論的命題:政治利益與國家戰略,和市場經濟規律之間發生沖突時,到底如何取舍?
而與其繼續討論這一問題,付亮認為,更應該總結過去的經驗,讓今后少走彎路。他表示,過去TD在3G的國際標準上是沒有話語權的,跟國外廠商的博弈,只能是靠國內龐大的市場作為籌碼。而4G,“從目前的格局看,建設速度相當快。”
“今天中國的4G政策,還真不是一家綁架,而是多家角力的結果。”項立剛對記者表示,任何一個政府的產業政策都是多種力量角力的結果。而TD-LTE 能否成功,取決于TD-LTE 產業能否具有競爭力,只有相當多的運營商選擇TD-LTE,只有多數設備供應商提供TD-LTE設備,只有有競爭力的終端芯片制造商成為產業鏈重要一環,TD-LTE才能形成規模效應。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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