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數據時代為行為求解

知名專欄作家、信息管理專家涂子沛探討科技發展背景下人與社會關系的專著《大數據》日前出版。通過對美國半個多世紀信息開放、技術創新的歷史回顧，數據創新給政府、社會和個人帶來的挑戰和變革得以清晰呈現

[ “人的行為往往無序、隨機，而一旦放到一個開放的數據平臺中觀察，你會發現人的行為從群體性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大數據把人的行為放大了，可以說大數據時代將會是一個對于人的行為研究大爆炸的時代，人類的知識邊界會極速擴大，人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 ]

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電影《點球成金》講述了低預算的奧克蘭運動家隊如何利用晦澀難解的深度數據分析，找到價值被過低評價的棒球手的故事。電影以紀錄片式的質樸語言賦予枯燥的數據詩意，深陷批評和質疑的“小隊伍”最終上演了完美逆襲。

無論你對數字、統計學和數據分析抱怎樣的態度，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隨著社交網絡的成熟，云計算、物聯網應用的日益豐富，更多的傳感設備、移動終端接入網絡，數據收集、存儲、運用邊際成本的降低和技術手段提升，“大數據”時代已驟然降臨。

海量數據經由結構化地運用，正在政治、商業、公共生活等多個領域劇烈沖擊著我們的思維與行為習慣。哥倫比亞大學統計學家兼政治科學家安德魯·格爾曼稱：“文化已經發生了改變。現在人們的想法是，數字和統計學是有趣的，是一種很酷的東西。”

知名專欄作家、信息管理專家涂子沛以探討科技背景下人與社會關系的專著《大數據》日前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書講述了美國半個多世紀信息開放、技術創新的歷史。公共財政透明化的曲折之路、《數據質量法》背后的隱情、全民醫改法案的波瀾、統一身份證的百年糾結、街頭警察的創新傳奇、美國礦難的悲情歷史、商務智能的前世今生、數據開放運動的全球興起，以及云計算、Facebook和推特等社交媒體、Web3.0與下一代互聯網的未來圖景等諸多經典案例，都在書中一一得以呈現并被解析，由此描繪出數據創新給政府、社會和個人帶來的種種挑戰和變革。

觀察家們大呼“數據驅動時代已經到來”的依據在于，無論商業、經濟或其他領域，憑借經驗和直覺做出的決策行為將越來越多地讓位于基于數據的分析。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的經濟學教授埃里克·布呂諾爾夫松以“現代版的顯微鏡”描繪大數據時代的現實和意義：顯微鏡是在四個世紀以前發明的，能讓人們看到以前從來都無法看到的事物并對其進行測量——在細胞的層面上。顯微鏡是測量領域中的一場革命。數據測量就相當于是現代版的顯微鏡——谷歌微博搜索、Facebook和Twitter使得人們對自身行為和情緒細節進行量化考察成為可能。

公共生活領域運用“大數據”進行創新的可能性亦不容小覷。在美國，Data.gov上線之后，交通部開放了全美航班起飛、到達、延誤的數據，數據員利用這些數據開發了航班延誤時間的系統分析，其系統結構具體到哪一天、什么時段、何種天氣狀況的延誤率。如此，既激活了航空公司之間的競爭，也讓消費者能基于對個人要求與出行條件的平衡考察更為自主地決策。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微博》記者專訪時，涂子沛談道：“我們在談論政府信息公開的時候，還是為了爭取知情權的問題，但在美國談論數據開放，不僅僅停留在知情權的問題上，政府開放數據對經濟是有促進作用的，社會、企業、個人可以利用數據做很多事，“航班延誤”是個很好的例子——通過數據開放，刺激了競爭，降低了創新的門檻，所以，他們開放數據的動機和重心已經后移，變成吸引更多人參與創新。”

“測不準”狀態的量化解釋

[ “大數據時代讓很多我們無法觀察、無法描繪的領域都能夠進行量化。” ]

第一財經日報：怎樣定義大數據時代的現實意義？

涂子沛：大數據時代所涉及的問題主要是數據收集、開放和使用的問題，在美國，數據開放不僅僅在政府領域實施，還推進到商業和私人領域。現在越來越多的新的應用出現，比如你要購買一件商品，通過掃描條形碼就能夠獲得多家商場同一商品的價格信息，然后進行對比。大數據時代，這樣的應用會越來越多，在美國數據開放已經不只是滿足知情權的問題，而是推動經濟和社會創新的一個有利因素。

大數據時代，很多曾經無法分析、不可描繪的群體行為變得可以解釋，比如，歐錦賽期間我們只要打開幾個平臺的數據，就會發現只要球賽一開，女性網購交易量就在一個小時之內迅速上升，甚至能精確地看出上升的比率：20%到30%，這一現實在小數據時代只能猜測，無法證實，而在大數據時代就很容易被分析、描繪和證實，一旦能夠被證實和描繪就變成知識，可以進行相應的操作。所以，大數據時代將會推近長期處于“測不準”狀態的社會科學的可解釋邊界。

日報：如果人時刻處在數據的收集、監控過程之中，隱私問題將會受到很大挑戰，我們如何劃定針對個人的數據收集和利用的界限？

涂子沛： 直到現在，“隱私”仍然是美國社會很容易引發討論的社會問題，比如，Facebook甚至設立了首席隱私官專門應對隱私問題，為什么？就因為它的隱私政策一旦出了問題，就會引起整個運營上的震動。有幾個經典的例子：有人去找工作，雇主需要應聘者提供Facebook賬號，對其個人行為進行考察。前幾個月，北卡有個很著名的案例，有人因為雇主看了Facebook信息而沒有獲得這個工作，于是對雇主進行起訴，這個官司后來打贏了，北卡于是立法——雇主不得對個人隱私進行網上監控——因為他們認為，公民隱私是自由的保障， 這種保障，意味著個人可以和其他人的干擾對抗，也意味著個人隱私有不受新聞媒體、政府權力侵犯的保障。公民通過隱私來確定公共生活與自我的界限。

日報：現在對“傳感器”感興趣的人越來越多，大家對“量化自我”這事也爭論不休，因為不是每個人都經得起對自己進行量化考察。

涂子沛：越來越多的人對傳感器的使用感興趣，已經是一個創業浪潮了。“量化自我”在西方已經是一個運動，人們通過各式各樣的應用監測自己的生理表征和行為。這個運動的根本在于人們發現其實自己不了解自己，一旦“量化自我”你會對你的拖拉、無效、無聊感到吃驚——你不是你想象的樣子。

大數據時代讓很多我們無法觀察、無法描繪的領域都能夠進行量化。顯微鏡發明之后，我們能夠對物質世界的很多事物進行觀察、分析，而與人的行為、生活相關的社會科學卻始終無法觀察，社會科學始終是測不準的狀態，人的行為往往無序、隨機，而一旦放到一個開放的數據平臺中觀察，你會發現人的行為從群體性上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大數據把人的行為放大了，可以說大數據時代將會是一個對于人的行為研究大爆炸的時代，人類的知識邊界會極速擴大，人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

日報：可以使理性更理性的大數據，有沒有可能使非理性更不理性？

涂子沛：可能。這是我下一本書要寫的，我想探討信息時代可能帶來的壞處。比如，一個信息開放社會給不理性的人帶來的問題是，可能導致他“信息過度窄化”， 信息開放的時候，一個偏激的人很容易找到同類，會變得更加偏激，他更容易找到同類，然后放大異常，而一個 閉的時代，偏激的人像是一個“孤島”，他更有可能會懷疑自己。仔細觀察信息社會中的人的境況，你會發現知識水平越高的人越頑固，因為他更知道怎么獲得支持自己的信息。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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