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往事

　　80多年前，

　　國難當頭，山河破碎。

　　北平淪陷，故宮文物南遷，

　　遷不走的中軸線由誰來守護？

　　2021年，《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進一步推進中軸線申遺工作。那么，中軸線上的古建筑測繪工作對申遺有何影響？

　　近日，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沈陽對記者講述了中軸線古建筑測繪的往事，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 中山公園習禮亭立面渲染圖

　　國難當頭，發起中軸線古建筑測繪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蔓延至華北，7月底北平淪陷。敵寇進犯，古都面臨兵燹之禍。在此之前，故宮的文物緊急南遷，北平的眾多學校、研究機構和學者轉移到西南地區避禍，保留文化火種。中國營造學社社長朱啟鈐年事已高，因為身體原因留在了北平。

　　朱啟鈐曾任北洋政府官員，也是一位愛國的古建筑學家。1925年，他著手籌辦中國營造學社，為中國的古建筑研究和保護做出卓越貢獻。在日偽政權的統治下，許多像朱啟鈐一樣的愛國知識分子一方面采取消極抵抗的態度，不愿意為日本人做事；另一方面則秉持著愛國的精神，希望在有限的條件下搶救文化遺產，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營造學社會員朱偰在《北京宮闕圖說自序》中寫道：“夫士不能執干戈而捍衛疆土，又不能奔走而謀恢復故國，亦當盡其一技之長，以謀存故都文獻于萬一，使大漢之天聲，長共此文物而長存。”這也道出了包括朱啟鈐在內的許多建筑界同仁的心聲。與此同時，日偽政權為了達到長期占據中國的目的，意圖通過開展城市建設等舉動籠絡人心。正是借助這種特殊的政治環境和歷史條件，一些留守的愛國人士在日寇的眼皮底下，發起了一場意義非凡的古建筑保護實踐。

　　1940年，朱啟鈐與時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下屬的建設總署都市計劃局局長林是鎮商議，對北京城中軸線的古建筑進行系統測繪。時局動蕩，朝不保夕，為何要花費大量精力來做中軸線古建筑的測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后，中華大地戰火連綿。中國的古建筑以木結構為主，特別容易在火災中損毀。建筑界的愛國人士非常擔憂北京歷史悠久的古建筑在戰火中遭到破壞，甚至毀于一旦，想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將古建筑測繪下來，以期能夠在戰爭結束后重建受損的建筑。

　　林是鎮在上世紀30年代加入中國營造學社，和朱啟鈐、梁思成等人相熟，對中國古建筑有著濃厚的感情。1935年后，林是鎮任北平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和舊都文物整理實施事務處技正，負責北平文物修繕工程。他理解朱啟鈐的一番苦心，全力促成了中軸線測繪項目的實施。

　　化名簽約，4年完成704幅測繪圖

　　北平淪陷后，包括營造學社在內的大批建筑人才前往西南地區。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項目的實施需要人員的參與支持，而在北京組織起一股力量困難重重。于是，朱啟鈐和林是鎮找到了張镈，他們看重張镈的人品及在古建筑測繪領域積累的豐富經驗。

　　張镈，1934年畢業于中央大學建筑系，進入天津基泰工程司從事建筑設計工作。1940年9月初至1946年應聘天津工商學院建筑系兼任教授。1941年起負責基泰工程司京津兩地的業務。基泰工程司曾承擔過天壇、明長陵等大型古建筑的維修工程，而張镈是北平古建筑修繕工程的業務骨干。令人感到驚奇的是，張镈是中軸線測繪項目的主要組織者，卻沒有在項目中留下姓名。

　　▲ 張镈與偽建設總署都市規劃局簽訂合同的簽名頁

　　事實上，在日偽政權的統治下，雖然測繪工作沒有受到阻撓，但參與項目的愛國人士承受著巨大的精神壓力：為日偽政權做事，極有可能成為日后的“污點”。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張镈作為北平基泰工程公司的項目負責人，以“張叔農”的假名和偽建設總署都市計劃局的代表林是鎮簽訂了合同，承攬了“北平市中軸線建筑測繪”項目。以此，張镈的政治名譽得到保護，測繪團隊也能拿到日偽政權的資金補給。

　　1941年6月，張镈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精干班子。這支專業的測繪團隊由天津工商學院建筑系、北京大學工學院建工系師生和基泰公司的雇員構成。隊伍中活躍著許多年輕人的身影，其中建筑專業學生是主力。張镈曾回憶：“為避免學生們的后顧之憂，工商學院明確到現場報到參加工作的同學提前畢業。”基泰工程司特別成立北京古建筑測繪所，北京大學工學院建筑系的教師朱兆雪、馮建逵也帶著學生參與進來。

　　上世紀30年代前期，中國營造學社曾經在梁思成、劉敦楨的帶領下，對北京中軸線上的一些古建筑進行測繪，那一階段的測繪以認識和研究中國古建筑為宗旨。日偽時期的北平中軸線建筑測繪則帶有更突出的搶救性質，是在特殊歷史背景下為保存古建筑資料而采取的應急措施。

　　▲ 地安門正立面圖

　　▲ 正陽門五牌樓局部詳圖

　　考慮工作量和工作條件，測繪的組織過程具有商業化、規模化的運作特點，以便在集中時間內完成任務。測繪工作劃分為3個周期：第一期時間為1941年6月至1942年12月，主要測繪范圍覆蓋鼓樓、鐘樓、御河橋、天安門前西三座門、天安門、端門、太廟各建筑、社稷壇各建筑和故宮外朝各建筑（包括三大殿一區、文華殿一區、武英殿和西華門一區）；第二期時間為1943年1月至12月，測繪范圍覆蓋故宮的內廷部分建筑（包括坤寧宮一區、御花園一區、神武門、北上門）；第三期時間為1944年3月至1945年2月，測繪范圍包括永定門、正陽門、中華門、地安門等共32處建筑。

　　測繪的質量把控十分嚴苛。朱啟鈐策劃這次測繪的目標是留存真跡，因此技術要求是“精確的實測”。張镈要求“既詳且細，不放過細節”。以當時的建筑制圖條件，測繪人員要在厚厚的進口零號橡皮紙上使用鴨嘴筆繪圖，技術要求嚴格，稍有不慎滴上墨水，整張圖紙就可能作廢。況且，中軸線建筑測繪包括大大小小幾十座古建筑，工作量龐大。

　　張镈在工作中身先士卒。搭好腳手架后，他以身作則帶頭攀登至頂，檢查作業面和安全標準。地面上，詳盡測量石作的臺階、御路，甚至每步臺階的微差也作出記錄。攝影師則探身在腳手架外，對構件、彩畫做了留影。

　　測繪工作歷時4年，南起永定門、北至鐘鼓樓，將故宮的主要建筑，太廟、社稷壇、天壇和北京城中軸線上的城門、城樓等重要建筑，繪制成704幅精細的圖紙。

　　影響深遠，為中軸線申遺提供依據

　　中軸線測繪的704幅圖紙，以墨線圖為主，還包括一批彩色渲染圖，記錄下了每一個建筑總平面圖、各層平面圖、各個立面圖、剖面圖，還有很多詳細的節點圖。圖紙信息非常詳細、全面，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已屬完美。這次測繪工作完成了有史以來以中軸線為骨干最完整的一套圖紙，完整保留了上世紀40年代北京中軸線上的主要建筑信息。傅斯年對此有高度評價：“除忠實地歷史記錄外，這套圖紙還具有重要的科學價值。”

　　后來，北京城的絕大部分古建筑未被戰火摧毀，幸運地留存下來。然而，隨著北京現代城市建設的發展，包括永定門、地安門在內的古建筑被拆除，這批測繪圖留下了它們存在的痕跡，為今后的研究甚至古建筑的重建，提供了基礎的技術保障。

　　通過測繪實踐，培養鍛煉了一批人才。一些參與測繪的學生在測繪實踐中成長起來，為國家建設做出了貢獻，成為在國內、國際享有盛譽的建筑師。其中，虞福京曾任天津市副市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對天津的城市建設做出貢獻；李永序早年曾從事古建勘察測繪工作，后曾任北京市房地產管理局副總工程師，北京市住宅問題研究會創建人之一，北京市文物古跡保護委員會委員等；郁彥大學畢業后從事建筑結構設計58年，1962年至1985年任北京市建筑設計院結構總工程師，中國建筑學會高層建筑結構學副主任委員；常學詩曾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多年，后來任職于原文化部，擔任過中國紫禁城學顧問，為中國古建筑保護研究做出過貢獻。

　　立足當下，中軸線古建筑測繪是北京中軸線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重要的文獻依據。2021年，《北京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力爭具備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資格條件”。相比2030年達到申遺要求的目標，又提前了5年。中軸線古建筑測繪的圖紙能夠印證明清北京城中軸線的基本構成形態，為確認明清時期北京的中軸線上到底有哪些建筑提供了重要的依據。從這個角度看，這套圖紙對于將來遺產認定、遺產價值評價等提供了有利證據。

　　兩院合作，出版《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

　　1945年北平光復后，北平市工務局文物整理工程處組建。1947年1月恢復組建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后曾演變為文物博物館研究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接收了工務局文整處。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圖紙移交北平文物整理委員會。

　　1948年11月，為在中國臺灣宣傳中國古代文化，應臺北市政府要求，北平文整會主辦“北平文物建筑展覽會”赴臺灣展覽。北平文整會處長盧實和技術人員余鳴謙、單少康帶了一批展品，在臺北中山堂三樓樓道展陳，其中包括50幅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圖紙。后由于多種原因這批展品留在了臺灣。

　　1966年，根據文化部圖博文物事業管理局要求，文物博物館研究所將與紫禁城有關的356張圖紙移交故宮博物院。目前，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圖紙的主體部分分別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故宮博物院保存。

　　2014年，時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劉曙光向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建議，故宮博物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聯合出版《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2017年，該圖集由故宮出版社發行，包括上世紀40年代中軸線建筑測圖654張，以及文字介紹和歷史照片等。另外，在圖集編纂過程中，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的樓慶西建議將營造學社測繪中軸線建筑測圖收錄其中，經過協商，將62張尚存的營造學社測圖作為附件收入。留在臺灣的圖紙沒有納入，成為圖集出版的唯一遺憾。

　　尋找留在臺灣的圖紙

　　沈陽在文物保護行業工作了30多年，為《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的出版付出了心血。沈陽也在尋找散落于臺灣的圖紙，想要彌補出版留下的遺憾。

　　2015年是故宮博物院建院90周年，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建院80周年。借此契機，2014年，兩院共同協商《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的編輯出版。也在這一年，沈陽開始專注這項研究工作。研究難點是如何去評價上世紀40年代的測繪活動的性質，比較復雜的是涉及日軍侵華和日偽政權統治的歷史。最后把它歸結為：整個中軸線的測繪的工作是上世紀30年代中國古建筑保護研究工作的延續，北平市政府其實已經做了大量建筑保護工作，營造學社就測繪過一批中軸線建筑。到了上世紀40年代，從保護國家古建筑的高度上開展的測繪工作，本質上是愛國的。

　　▲ 沈陽采訪余鳴謙先生（時年93歲），了解當年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情況

　　為了對中軸線古建筑測繪的工作過程進行梳理，編輯團隊做了大量工作。沈陽多次拜訪余鳴謙老先生，多處搜集歷史資料。為了精準還原史實，一篇7萬字的文章，前后修改了十幾遍。對于圖紙的出版，他們也設定了較高的標準。沈陽說，當年畫圖是先打鉛筆稿，然后再去上墨線，圖上可以看到鉛筆線的痕跡。按照正常的制版要求，可以清晰反映墨線部分，而鉛筆草稿的線條很難顯示出來。為此，編寫組提出質量要求，必須能夠看到這些鉛筆線。圖集的質量比較高，研究價值并不遜色于原圖。這就導致成本也非常高，只能限量發行。

　　為了讓更多人了解這段歷史，沈陽還希望兩個機構能夠繼續合作，出版普及版的《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實測圖集》。同時，他也堅持尋找散落在臺灣的50幅圖紙，希望能對這套圖紙進行重新編排，編成更完整的版本。（張影）

　　（本文由沈陽口述，圖紙資料均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提供。）

　　2021年3月25日《中國文化報》第4版刊發特別報道

　　《北京城中軸線古建筑測繪往事》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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