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見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重要實物例證。”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說。

　　3月20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工作進展會發布了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重要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目前，三星堆遺址考古工作正在進行中，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出土金面具殘片、鳥型金飾片、金箔、眼部有彩繪銅頭像、巨青銅面具、青銅神樹、象牙、精美牙雕殘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巴蜀文明的神秘面紗正被輕輕揭開另一角。

　　眾多專家普遍認為，三星堆遺址“祭祀坑”的新發現，將更加豐富和深化人們對三星堆遺址、三星堆文化的認識，為全面認識三星堆文化與周邊地區的文化，特別是與中原地區、江漢平原地區文化的歷史關系提供實物資料；充分體現了古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和發展脈絡、燦爛成就的重要實物例證。

　　有助于解決長期未解的學術問題

　　三星堆遺址屬于古蜀文化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據測定，三星堆文化的年代為距今4000年至距今3200年，即夏商時期。遺址分布面積12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夏商時期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性遺址，也是迄今在西南地區發現的范圍最大、延續時間最長、文化內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

　　“2020年10月至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1986年發掘的1號坑和2號坑的區域開展考古勘探與發掘，基本明確了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的空間格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員、三星堆工作站站長雷雨介紹，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1986年發掘的兩個“祭祀坑”共同分布于三星堆城墻與南城墻之間的三星堆臺地東部，周圍分布著與祭祀活動有關的矩形溝槽、圓形坑和大型溝槽式建筑等。

　　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30余年前發現的兩個“祭祀坑”有哪些異同？

　　▲ 文物考古專家在發掘艙現場查看3號坑 薛 帥 攝

　　三星堆1號、2號“祭祀坑”發掘者、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長陳顯丹指出，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與之前的兩個相比，坑型都為長方形，基本形制與朝向一致，出土文物種類相似，但出現了很多新器型，同時，“祭祀坑”大小不同、深淺不一，坑內的文物各有側重，有的坑象牙較多，有的坑大件青銅器較多。“此次考古發掘出現的新器型，既反映了古蜀文化與中原文化有密切聯系，也揭示了其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為己所用的創新。”陳顯丹說。

　　“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現是影響四川考古、中國考古甚至世界考古的很重要的發現。”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認為，三星堆“祭祀區”的新發現有助于解決長期懸而未解的學術問題，比如最基本的年代和性質問題。“有助于復原當時‘神廟’或‘祭祀區’內部的空間，對完整認識當時人們的禮儀空間、宗教思想，乃至宇宙觀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同屬中華文明母體

　　▲ 青銅大立人

　　如今，在三星堆博物館，觀眾可以欣賞高2.62米的青銅大立人、寬1.38米的青銅縱目面具、高3.96米的青銅神樹，還有經過時間長河淘洗后愈發熠熠生輝的金杖、金面具等金器，以滿飾圖案的邊璋為代表的玉石器等。新發現的6個“祭祀坑”里的神秘“寶貝”，未來也將陸續“入列”。

　　事實上，三星堆遺址歷次發掘出土的文物已經有力地證明，這里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證明了中華文明起源的多樣性。

　　▲ 三星堆遺址考古發掘現場3號“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銅器局部 李賀 攝

　　“這次新發現的一些青銅器上，可以明顯看出長江中下游文明、中原文明的印記。”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昌平舉例說，尊、罍肩部的扁體小鳥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就有出現，而中原文明尊、罍的獸頭是趴在肩上，三星堆的是掛在肩上，這反映出鑄造技術的不同。三星堆遺址中發現的“放大版”云雷紋，以及跪坐人像上的尊，都體現了中原文明與長江文明在巴蜀古國的交融。

　　“這次發掘工作剛剛開始，就已經有這么多新的發現，令人欣喜。”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告訴記者，這次發掘到不少前所未見的新器物、新器型，其中有些在原有種類基礎上型體更大、內涵信息更豐富，這些新發現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古蜀文明，認識古蜀文明對中華文明的獨特貢獻。“雖然各地、各古老文明都有青銅時代，但是我們的青銅文明獨樹一幟。可以說，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制作技術和手工體系，同時又很有自己的特色。”

　　探索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發展

　　我們從哪里來？祖先是誰？我們的文明如何發展至今？中華文明的起源，不單是一個學術問題，更是牽動億萬人心的大事。

　　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在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國考古事業發展突飛猛進，取得一系列豐碩成果，為世人呈現了中華大地上如滿天星斗般的璀璨文明。提出“滿天星斗論”的知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指出，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夏商時期已進入“古城、古國、古文明”階段，正是中華多元一體文明起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此次的考古新發現，豐富了三星堆遺址的價值內涵，有助于更好地認識三星堆文化全貌，推動三星堆文化研究取得更大進展。同時，有助于加深對成都平原與其周邊地區文化關系的認知。”宋新潮認為，三星堆遺址考古成果充分體現了古蜀文明、長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重要貢獻，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模式的重要實物例證。1986年以來，在四川盆地及其周邊的湖北、陜西、云南、甘肅等地，都有不少新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我們可以把這次三星堆遺址考古的新發現，放在一個更寬闊的時空框架內進行分析、比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歷史源流，更加準確地解讀長江文化在中華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唐飛說：“以三星堆為代表的古蜀文明深刻參與了中華文明體系的構建，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三星堆將中華文明與東南亞、西亞甚至更遙遠地區文明緊密連接了起來”。

　　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終形成以中原地區黃河中游為中心的格局，這已成為業界專家普遍達成的共識。也正如王巍所形容的那樣：“古蜀文明是中國商代青銅文明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支，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化面貌，這就像一個花園中百花齊放、千姿百態，共同構成了青銅時代的中華文明。”（薛帥）

2021年3月24日《中國文化報》第1版刊發特別報道

《三星堆見證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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