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20年9月28日下午就我國考古最新發現及其意義為題舉行的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總書記對考古學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高度重視考古工作，努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文化自信提供堅強支撐。”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作為中國北洋政府的礦政顧問和中國學者一起對仰韶遺址進行了首次發掘，發現了彩陶等史前遺存并將其命名為仰韶文化，這被認為是以田野發掘為標志的現代中國考古學之始。100年來，從“引進來”到“走出去”，中國考古經過幾代人的接續探索，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果：隨著發掘遺址數量不斷上升，新材料也不斷涌現；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等重大學術問題得到深入揭示，中國史前史得以重建；以都城和陵墓為核心的歷史時期考古研究成果串起了中國歷史文明的進程；多元一體中華文明的形成和發展道路得到了考古實證；國際交流合作空前繁榮，學術話語權顯著增強。
1. 文明藍圖不斷繪就
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的發掘展開了中華民族和中國文明源頭問題的探索，百年來，一代代中國考古人賡續前賢、繼往開來地進行著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發掘研究工作，從史前考古到歷史時期考古工作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 人面魚紋彩陶盆 （仰韶文化）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 良渚古城及外圍水利系統結構圖
“在中國考古學初創時期，有外國學者因仰韶遺址彩陶的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文化‘西來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100年來，中國考古工作者圍繞中華文明起源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從仰韶文化的“西來說”到確定中國文化來源于本土的“中原中心論”，再到“多元一體論”，這個過程讓中國文化的起源問題越來越清晰。“從山東大汶口文化和長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等的發現，讓我們看到中國幾個主要地區都有自己源遠流長、自成體系的史前文化，這為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元一體論’提供了可靠的考古史料支撐。”陳星燦說。
▲ 三星堆古遺址出土的青銅人頭像 劉海紅 攝
對此，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孫華表示，四川三星堆和云南滇文化的發現讓異于其他文化的、高度發達的青銅文化呈現在世人面前。“這兩個文化相當特殊，相關遺址出土了很多不曾出現過的青銅文物。以滇文化為例，結合文獻記載，證實它的鼎盛期是漢王朝冊封的一個王國，也展現了漢王朝開發西南地區的發展過程，為我們認識中國多元一體文明的形成提供了樣本。”他說。
▲ 彩繪雁魚青銅釭燈 （西漢）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歷史時期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豐碩成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秦大樹認為，與史前考古更多關注文明起源等不同，歷史時期考古主要集中在對都城、墓葬、手工業和其他細分領域的研究中。“以都城考古為例，從最早的漢長安城、洛陽城、鄴城到元大都，再到明清北京城，中國考古人都做了比較系統的研究，構建了中國城市發展脈絡。”他說，研究不同時期都城的形態特征、整體結構等，可以發現其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制度的變遷。對墓葬的系統發掘研究也從其規模、形制、出土文物、風水堪輿等方面，揭示出不同時期的社會等級關系變化等。“手工業的考古研究包括陶瓷、礦冶等，其中以陶瓷考古最為典型，從對窯址形制和器物的研究中，可以明晰商業體系、生產傳統、交通運輸、銷售合作、國際交流等。”秦大樹說，100年來，中國考古人對歷史時期城市、墓葬、手工業等不斷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能連接起歷代中國文明發展的進程，幫人們建立起更完善、正確的歷史知識體系。
過去100年，在中國考古人前仆后繼的努力下，史前考古和歷史時期考古一道繪就了更準確的文化藍圖，證明了在中國廣袤的土地上具有多區域文明共同發展的傳統，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
2. 機構隊伍持續壯大
上世紀初，現代中國考古學誕生后，中國學者紛紛走向田野，尋找新資料，開啟了以考古學探索中國歷史的歷程。“從1921年開始，中國考古學大致可以分為3個階段，即上世紀20年代初至新中國成立前、1949年至改革開放、1978年至今。”陳星燦介紹，上世紀20年代初至新中國成立前是中國考古的初創期。這個時期的中國考古學研究隊伍規模很小、研究機構只有兩三個、學科建設不成體系、從業人員也不多。但在當時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包括夏鼐在內的一批學者作出了杰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步入加速發展期。機構擴大，文化部下設文物事業管理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各地也陸續設立省級考古研究機構；人才隊伍不斷壯大，1952年，北京大學歷史系率先設立考古專業，開始培養考古專業人才。同年，文化部文物局、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歷史系舉辦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至1955年，共舉辦4期，培訓學員340多人，改善了考古人才短缺的狀況。
改革開放后，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駛入快車道。1987年6月20日，國務院將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改為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獨立行使職權，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國家、省、市三級考古機構；人才培養得到進一步加強，高校相繼設立考古系或考古專業，考古專業人才數量穩步增長。
雖然考古機構設置、人才培養機制逐漸成熟，但從考古學科建設反觀社會關注度，秦大樹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普通大眾對考古學的認識還是相當欠缺的。秦大樹回憶：“1987年，我第一次在河北磁州窯參加發掘工作。我們考古隊在周邊商店買東西需要開發票，告訴老板抬頭寫‘考古隊’，他們寫上‘烤骨隊’。這反映出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人們對考古學認識不足，也缺乏興趣。”
黨的十八大以來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對考古工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不斷增多，考古學不再“冷門”，被越來越多普通大眾所熟知，考古成果通過展覽展示、文創甚至是直播走進尋常百姓的生活，學科體系建設也得到了極大提升。“目前，我國考古學體系內已經有40多個分支專業，每年輸出訓練有素的畢業生上千人，省市級考古研究所的骨干人才都至少要求本科以上學歷，這些人才正在成為新時代中國考古的新生力量。”秦大樹說。
3. 中國風格日漸顯現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入進行理論探索，增強中國考古學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影響力、話語權。
100年來，中國考古人在實踐中逐漸總結出一套自己的方法，形成包括地層學、類型學、文化因素分析等在內的考古方法。中國考古界與國外的學術交流迅速增加，國際合作空前繁榮。“中國考古學已經為我們理解世界歷史作出了重大貢獻。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課題都無法脫離中國的資料，也可以說，任何世界古代通史的撰寫均不能無視古代中國的存在。”陳星燦說。
對此，秦大樹深有體會，他介紹，此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編撰新版非洲歷史著作時，首次邀請中國考古學者執筆撰寫東非關于斯瓦希里的一章，中國考古學者的成果將作為權威資料出現在非洲歷史讀本中，展現了世界對中國考古學者工作的認可。
隨著考古工作者逐漸走出國門，與其他國家考古工作者合作開展一系列研究工作，中國考古的研究方法、成果日漸得到認可，進一步增強了學術話語權。秦大樹介紹，北京大學考古隊2010年與肯尼亞國立博物館濱海考古部合作，對肯尼亞沿海地區進行發掘時，肯尼亞學者一直執行源于19世紀英國的傳統水平層發掘方法，而經過前期調研，中國考古學者認為待發掘遺址更適合基于自然層的科學挖掘方法。秦大樹回憶：“我們‘吵’了整整一個晚上，最終肯尼亞學者認可了我們的工作方法，發掘成果也證明了這種方法對斷代有了更科學的依據。”
陳星燦介紹，近10年來，考古領域的中外交流合作空前繁榮，讓世界看到了中國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也要看到，中國考古‘走出去’還處在初級階段，對其他國家歷史的研究還遠遠不夠。要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需要從各個方面下功夫，例如中國的考古研究成果非常多，但很少看到世界歷史的研究著作引用中國的成果，這說明中國考古研究者還需要沖破語言、文字等方面的阻礙，將重要成果發表在世界權威刊物上，讓世界更多地了解我們的研究。”他說。
陳星燦：百年接續探索中華文明源頭
西漢司馬遷著《史記》記載：“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
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對于中華5000年文明史的探源工作，我參與了自2002年啟動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是一個集中了來自考古、植物、動物、環境、冶金等領域的數十家科研單位的近400名研究人員的國家級考古研究項目，目的是要通過對涉及文明起源的核心遺址進行田野考古，采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多學科聯合攻關，將實驗室延伸至田野，復原不同時期先民的生活情景，揭開早期中華文明的神秘面紗。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發布會，公布“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成果認為，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起源階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實證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各地方社會在長期交流互動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最終融匯凝聚成以二里頭為代表的文明核心，開啟了夏、商、周三代文明。
這個結論不單單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也是幾代中國考古工作者接續深入研究的結果。以石峁遺址為例，它的發現填補了陜北地區距今4000年前后文明起源的空白，我們原來對那個地區的了解很少，認為那個地區荒蠻一片，到商、周時期才出現了文明。現在知道，比商、周早1000多年前，河套地區就已經有了高度發達的文明。
總的來說，“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這種大型研究課題也是在總結更早時期的研究成果，共同推進人們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認識和深入了解。因此，在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方面，過去100年所做的工作是當下正在做的工作，也將成為未來不斷深化的研究課題。
當然，在當今文明交流的大格局中，也要推動中國考古“走出去”，向世界講好文明起源的中國故事，使中國從考古資源的大國變為考古研究的大國和強國，同時也為增強文化自信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考古人的力量。
秦大樹：揭示“一帶一路”文化內涵
絲綢之路橫跨歐亞非大陸，穿越太平洋和印度洋，薈萃人類幾種主要文化系統，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人類文明的運河。絲綢之路上的出土文物為我們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新材料與新視角，揭示了中國古代文明與世界文明溝通的歷史軌跡。推進“一帶一路”聯合考古項目，是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文交流的新亮點，不僅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帶來更為翔實的歷史資料，展現歷史上東西方商貿經濟、文化上的往來與交流，而且可以增進人們對世界不同文明的了解和尊重，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堅實的人文支撐。
2009年，我參與了作為中國首個政府資助的海外系統性田野考古工程、商務部文化援外項目“中國和肯尼亞合作實施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到肯尼亞與當地考古工作者一道，花了3年多的時間對肯尼亞馬林迪老城、蒙巴薩市耶穌堡、拉穆群島、帕泰島及曼達島等多處遺址展開了系統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瓷器作為絲綢之路重要的商貿品，是見證沿線各國貿易發展歷史的實物資料。通過對這些遺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我們不但厘清了中國陶瓷外銷的一些重要問題，更有意義的是中國考古學者參與到東非地區本土文明發展的研究中，加強了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交流互動。
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一座座遺址、一艘艘沉船的發掘與研究，考古學者正在日益系統地揭示出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與世界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往來的重要通道以及中國貿易在世界歷史上的重要地位與豐富內涵。
我們的研究發現，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是階段性的。以瓷器為例，我們把在肯尼亞出土的中國瓷器全部整理出來，進行斷代、窯口等研究，發現9世紀至10世紀是海上貿易的第一個高峰，此時外銷瓷器數量巨大，銷售范圍最遠已經到達東非，至少到達了坦桑尼亞。元至明宣德是第二個高峰，這時期的瓷器基本來自于龍泉官窯。到了明弘治后的第三個高峰，出土瓷器中出現了很多定制風格的景德鎮青花瓷，這揭示了當時世界貿易的繁榮與穩定。第四個高峰期是從明萬歷到清康熙時期，這與中國景德鎮官窯陶瓷的繁盛緊密相連。同時，北京大學在越南古都順化窯址的考古調查也初步證實了明弘治、正德時期，景德鎮御窯工匠可能已經作為援外專家直接參與到越南當地的陶瓷生產中。
近些年來中國考古“走出去”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也要看到“走出去”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現象。目前，國內很多考古機構都參與到了“一帶一路”等海外考古項目中，這進一步拓展了中國考古人的國際視野，但同時也存在課題意識不足、缺乏系統性、局限于研究中外關系等問題。在今后的考古“走出去”工作中，我們應該帶著這些問題，加強與世界考古的交流學習。
孫華：考古工作者要具備文化遺產保護意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系統梳理傳統文化資源，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隨著近年來文化遺產概念的提出，考古遺址、成果等作為遺產的一部分以活起來的方式被社會廣泛關注，包括一些遺址博物館的建立和對外展示、層出不窮的博物館文創和通俗易懂的科普文章。那么考古學與文化遺產之間存在什么關聯呢？
從學科角度來看，這是兩個不同的領域。文化遺產的主要目的是把人類創造的文化遺產保護下來、傳承下去。考古學屬于歷史學分支，主要目的是通過物質材料研究人類的歷史發展過程，便于人類更好地理解自己。
但從研究對象來說，二者是有非常大關聯的。
首先，考古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文化遺產。這就要求考古工作者需要具備文化遺產保護的知識和觀念，做到在開始發掘之前就完成系統保護方案，因為只有把作為遺產的物質材料保護好，才能進行下一步研究，不能為了獲取研究材料而對遺址、遺跡進行破壞性發掘。
其次，考古工作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資料支撐。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遺址如不經過考古工作者的發掘研究，公眾就會忽略其作為文化遺產的重要性，甚至可能都不會知道那是一個遺址。比如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河南洛陽偃師商城遺址在考古工作人員介入之前，人們并不知道那片區域是一個歷史都城遺址，準備在上面建設首陽山電廠。而就在2021年1月，最新考古證實，偃師商城遺址擁有迄今發現商代最早、最完備的城市水系。因此，只有在做好考古研究后，才能還原文化遺產的基本面貌、闡釋其價值意義，為文化遺產保護提供基礎資料支撐。
最后，歷史遺存同非物質文化遺產一樣，是全人類的共有財產。考古研究成果需要惠及社會和大眾，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做好對遺址、出土文物和研究成果等的宣傳和展覽展示工作。在考古學范疇內有專門的公眾考古學和公共考古學，其專業范疇就是培養考古工作者的公眾思維，不管研究對象是可移動文物還是不可移動文物，都要在研究過程中和研究結束后，向公眾做好宣傳和教育普及工作，這是考古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化遺產的傳播、傳承工作中，近些年有了非常大的突破。首先，公眾已經以各種方式參與到考古工作中，比如現場參觀、直播互動。
另外，媒體的積極參與，為公眾了解考古最新發展提供了便利，一些媒體平臺將考古研究成果轉化為公眾喜聞樂見的話題進行廣泛傳播，幫助公眾選取關心的部分進行了解，建立更系統的歷史知識體系。與此同時，數字化的發展讓考古資料更加準確、翔實，為包括遺址、遺跡在內的文化遺產的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撐。（劉海紅）
2021年3月23日《中國文化報》第8版刊發特別報道
《百年接續深耕 繼往開來求索——紀念以田野發掘為標志的現代中國考古學走過一百周年》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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