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絲文化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前有粉絲“為愛發電”，后有商家和節目組推波助瀾，選秀節目的“倒奶”事件引發全社會關注后，《青春有你3》被叫停，由國家網信辦部署開展的2021年“清朗”系列專項行動，也將網上文娛及熱點排行亂象等列入治理重點。

　　近些年，隨著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如火如荼，從“娘炮”現象，到選秀節目的“倒奶”事件，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過度“泛娛樂化”，接連出現全民性輿情事件，青少年粉絲群體網絡話語暴力現象層出不窮，關于粉絲應援、粉絲群體的價值觀等諸多亂象與爭議相繼浮出水面，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 新華社評為打投偶像把牛奶倒溝里事件  圖片來自新華社官方微博

　　新興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

　　本世紀以來，由于社會不斷變遷、新媒介文化滲透等原因，青少年群體的情感結構、文化經驗和自我認知等都發生了顯著變化。以前，對于明星的容貌、演技、品德等方面都有著較高要求。如今，明星與受眾之間呈垂直式關系的傳統明星文化，向粉絲文化、粉絲經濟躍遷。在以互聯網為表征的媒介快速融合、迭代下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中，青少年粉絲群體注重藝人與個體成長的參與性、伴生性，而對于明星的演技、品德等方面沒有了嚴格要求。在新的明星文化下，海量粉絲參與到藝人公共形象的運營活動中，藝人和粉絲正日益結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利益、情感聯合體，前者需要流量的支撐形成影響力，后者則使盡渾身解數為其提供足夠的消費保障。粉絲群體在一定程度上已成為左右藝人前途命運的重要力量，這在以前的明星文化中是不可想象的。

　　粉絲應援是產生于粉絲經濟的偶像文娛工業的新生事物，其大規模出現始于2005年由《超級女聲》等電視選秀節目引發的全民追星熱潮。為了支持喜愛的選手，“超女”粉絲們以集資等方式籌集巨款，大量購入投票名額，幫助藝人不斷晉級。

　　2005年前后，幾大韓國文娛公司撤出日本，轉而將我國視為重要的海外市場開發培育。韓國文娛公司將成熟的粉絲管理經驗引入我國，粉絲集資購買專輯、電影票，向藝人贈送禮物等流行于韓國、日本的粉絲應援式追星慣例，在我國逐漸普及開來。粉絲經濟的發展與互聯網平臺聯系緊密，粉絲應援借助網絡社區展開，通過百度貼吧、微博社區、微信群、第三方眾籌集資網站等互聯網平臺發起的粉絲應援，其影響力、輻射范圍和監管難度，絕非傳統明星歌迷會、影迷會可比擬的。

　　粉絲文化帶來的問題

　　經過10余年發展，我國粉絲經濟逐漸壯大，形形色色的粉絲應援遍布各大粉絲群體的活動中。粉絲應援集資分為3類：第一類包含實物回報，如出售專輯、電影票、手機殼、相片冊等，將所得利潤用于支持藝人活動；第二類將募得資金用于支持藝人活動，如選秀投票等；第三類是以支持藝人名義籌集資金，承諾提供實物或非實物回報卻并未兌現的行為。前兩類集資，只是代為消費、捐贈，并不涉及投資獲益或獲益有限，一般不涉及法律問題，但第三類，則需要在法理層面重新界定和明確詐騙、非法集資等犯罪行為的法律邊界。

　　粉絲經濟是有別于傳統明星制度的全新明星制度，粉絲以眾籌資金、財物方式，參與到藝人公共形象這一文娛產品的運營活動中。但在實際操作中，因存在太多漏洞屢屢被犯罪分子利用，造成大量經濟損失。之所以陷入監管和維權的困境，一方面因為粉絲應援依托互聯網平臺，組織者具匿名性，追查其真實身份需借助公檢法機構和主管單位介入；另一方面，受害者中有相當比例是未成年粉絲，他們受騙后不愿聲張，更不了解舉報、維權的渠道。

　　治理亂象刻不容緩

　　針對這種現狀，有關部門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粉絲應援中可能存在的詐騙行為給予具體的懲治依據和條例，并向受害粉絲特別是未成年粉絲，提供舉報等維權渠道和法律援助。對于主動公開應援賬目、明確資金流向和具體使用情況并積極納稅、主動接受工商監管的粉絲團體、藝人，通過頒發行業性榮譽獎勵等措施，予以肯定，形成良好的正面示范引領作用。

　　專為粉絲應援提供中介的第三方眾籌集資網站，看似能監管，但實際上并不能遏制相關詐騙行為，反而可能大開方便之門。這些網站援引“避風港”原則，聲稱只提供網絡服務，一方面不承擔任何監管責任，將風險完全推給參與應援的粉絲；另一方面卻從中大肆牟利，這需要在法律法規和職能監管層面予以明確約束。第三方眾籌集資網站應該完善審核機制，對應援活動發起方的真實身份、資質、征信記錄、活動可行度等予以全面評估，提高準入門檻；對未成年粉絲，應設置更多付費驗證步驟和監護人知情渠道；對已籌款結束的應援活動，要核查資金流向和票據等，對存在異常的應援項目，通過延長支付周期等管理方式予以凍結，并采取報案等措施挽回粉絲的經濟損失。

　　如今的粉絲經濟早已超越傳統明星的演藝活動范疇，粉絲應援等新型文娛消費行為，使遵循傳統分業管理原則的政府機構在監管和執法上難以有的放矢，對當下演藝行業治理、互聯網治理、文化治理等提出了新的挑戰。

　　警惕資本對粉絲群體的操縱

　　偶像文娛工業在巨額利潤的誘惑下，刻意宣揚文娛潮流，青少年粉絲群體極易被資本力量所綁架，其中還涉及廣大青少年粉絲群體價值觀的引導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不斷加快、獨生子女政策實施，我國傳統家庭結構發生變化。“90后”“00后”青少年粉絲群體，是在互聯網新媒介文化土壤中成長起來的“網生代”，人際關系的疏離及新媒介時代數字化所造就的“群體性孤獨”，使得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產生迥異于既往代際的情感結構、文化經驗和自我認知。粉絲文化恰恰在于參與感、伴生感，通過與藝人互動所形成的陪伴、共情、保護等情感策略，尋求建構以互聯網為表征的新媒介時代的新型青少年社交關系。只有充分理解這種深層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才能深入到當前粉絲群體價值觀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也只有在此基礎上，正確引導粉絲群體的價值觀才具有現實可行性。

　　應該充分發揮法律法規的監督、規范作用，從亂象所涉及的全產業利益鏈條的各個環節入手，實現市場經營秩序的監督和規范。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追星，最多就是倒賣演唱會門票、明星簽名等；而如今偶像文娛工業，已發展到粉絲群體集資應援的新階段。這種飽受爭議的粉絲應援行為，正是文娛經紀公司、平臺方和粉絲群體聯合商家，以打榜排名為由，行商業銷售之實，對粉絲而言，銷售的商品不重要，購買商品所承載的打榜排名助力值才是重要的，這也是“倒奶”事件的根源。

　　在粉絲應援集資中，顯然明星、文娛經紀公司和平臺方等合謀了一場場針對粉絲群體定向收割的“套路”，并豢養著這一產業鏈條上的各個利益相關方。一個網絡選秀綜藝通常至少有5至7名受關注的藝人，每個藝人背后的粉絲應援集資規模大多以千萬計。這樣一來，一個類似選秀綜藝就會涉及上億規模的密集市場交易行為，卻大多沒有受到稅務、工商等部門的有效監管。

　　在傳統明星文化、明星制度下，對藝人的經營活動有著明確的要求和約束，然而，如今的偶像文娛工業，卻尚沒有能夠起到有效監督和規范作用的相應法律法規。一些文娛經紀公司為了經濟利益，在藝人選擇等關鍵問題上不作為，在源頭就出現原則性問題。播出綜藝的平臺方，一方面逃避審核、監管責任，另一方面卻從中大肆牟利，這需要在法律法規和職能監管層面予以明確約束。

　　綜上所述，治理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諸多亂象已刻不容緩。互聯網時代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早已超越傳統明星文化、明星制度下演藝活動的范疇，出現了粉絲應援等新型文娛消費現象，政府機構在監管和執法上需精準施政。

　　粉絲群體的價值觀問題，也是社會關注的問題。一方面，廣大青少年應端正追星心態，真正追求精神的成長、獨立，避免被資本力量所裹挾的粉絲文化、粉絲經濟所綁架；另一方面，家庭、學校、社會，應為青少年提供積極健康的成長環境，切實發揮引導作用。

　　在社會調整、明星文化變遷、新媒介文化日益主流化的語境下，以互聯網平臺為代表的資本力量，已滲透到從粉絲群體的情感投射、訴求表達，到線上線下大規模有組織活動等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所有環節中，如若聽之任之，則存在失衡失控的風險。因此，管理部門要了解當前粉絲群體的情感結構、文化經驗和自我認知的結構性變化，避免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的簡單局限，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限制、杜絕資本力量對粉絲文化、粉絲經濟的過度投機、利用和操縱，掌握網絡傳播規律，提高治網水平，規范網絡文化市場秩序，引導廣大青少年建構起健康向上的價值觀，進而實現我國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作者： 孫佳山）

　　2021年6月8日《中國文化報》第3版刊發特別報道

《粉絲文化的現狀、問題與對策》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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