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城金藏》脫難記：?看中國共產黨如何守護珍貴古籍國寶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中，自覺肩負起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責任，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建設者。本文根據史實和相關研究者口述整理，詳細講述了八路軍如何搶救保護《趙城金藏》的故事，描繪了抗戰炮火下中華典籍飽經戰亂的顛簸命運，記錄了前輩先賢守護文明的艱辛歷程和感人事跡。這些歷史充分體現了中華民族堅韌不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中國共產黨對傳承和保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

　　《趙城金藏》以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官版漢文大藏經北宋《開寶大藏經》為底本，于公元1149年前后開雕而成，是中國現存最早、最全的大藏經。它不僅是中國佛教頂禮膜拜的稀世珍品，也是世界印刷史和版本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趙城金藏》依照千字文編帙，始“天”終“幾”，共有682帙，由此推論，全藏當近7000卷。《趙城金藏》屬“世界級歷史文化遺產”，它比建筑旅游類物質遺產，內涵深邃廣袤，更值得深入挖掘、研究、推廣。1982年經國務院批準和撥款，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主持，百里挑一后鄭重決定，成立“中華大藏經編輯局”，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影印《趙城金藏》重編《中華大藏經》， 先后160多人參與編輯，歷時十五載發行。全藏共106冊，約1.1億字。有幸冠以“中華”之殊榮，足以彰顯其重大學術與歷史價值。

　　1942年春，在日寇覬覦和包圍中，八路軍太岳第二軍分區成功搶運出珍貴文物《趙城金藏》，這是反法西斯二戰中的一項豐功偉績，一場與軍事大捷相媲美的文化戰線上偉大的勝利，譜寫了文化抗戰的輝煌篇章。

　　國寶遭難：情報來源與應對

　　1942年2月中下旬，太岳區第二地委收到臨汾情報站穆彬的情報：日本人企圖要搶奪《趙城金藏》，但是還沒有找到藏經口。穆彬原名馬殿俊，是第二地委敵工部部長。受史健（時任太岳區第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派遣，化名馬廷杰，潛伏打入臨汾日寇69師團任情報班長。

　　太岳二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張天珩回憶：“在殘酷‘反掃蕩’的戰斗間隙，本不起眼，也不是重點、熱點，極易被忽視的一則‘搶經’消息，卻引起史健的高度警覺。大家十分欽佩史健慧眼識寶、遠見卓識的果斷。在每天你死我活生死未卜的浴血奮戰中，還能有文物保護的意識和長遠眼光尤為難得。”

　　史健立即向區黨委請示，區黨委書記安子文等研究后，立即上報延安，得到黨中央批準電報后，區黨委責成二地委執行。

　　搶運經過驚心動魄

　　史健首先把張天珩找來，要求軍分區派基干營參加，又馬上給趙城縣委書記李溪林布置任務。李溪林回憶：“1942年春節（陽歷2月15日）后，3月前的一段時間，天氣還很冷，人們都穿著棉衣。一天中午，我在石門峪縣大隊部接到史健同志的電話，內容是延安有電報來，批準我們搶運經書。趙城有一部經書很珍貴，是國寶，日軍將在近日內去搶奪。要求我們務必做到：經一定要拿到手；動作要迅速；嚴格保密。”

　　李溪林和趙城縣大隊長徐生芳（趙城有名的抗日英雄，被《太岳日報》譽為“霍山腳下的英雄”）到廣勝寺，聯系經藏轉移事情。

　　當李溪林說明來意后，希望寺里支持，轉移經藏，卻被時任廣勝寺主持力空拒絕。1937年日軍進入山西后，國民黨“中央軍”14軍李默庵軍長和閻錫山83師馮欽哉師長曾先后想帶走《趙城金藏》，被力空法師及眾鄉紳一致拒絕，此時八路軍游擊隊也想轉移經藏，力空拒絕，也在情理中。經過李溪林、徐生芳曉以利害的分析和解釋，終于說服力空，同意將經卷交八路軍轉移。

　　當時，廣勝寺西北30里趙城縣駐日軍一個中隊，西北15里明姜據點駐日軍一個小隊，西側同蒲沿線有敵人多個碉堡和據點，西南30里洪洞縣城駐日軍一個大隊，正南15里的蘇堡鎮駐日軍一個小隊，南面日軍已逼近廣勝寺下的道覺村，道覺村離廣勝寺2里路。除通往根據地的東北方向外，廣勝寺三面都駐有敵人，形勢危急。

　　李溪林立即決定，縣大隊分兩路掩護，一路警戒廣勝寺至明姜公路方向的日軍，另一路警戒道覺村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日軍，其余人員進寺與民工配合運經。行動時間定于第二天夜里。

　　李溪林說：“回到縣委機關，我馬上派通訊員去找劉式縣長，以緊急運公糧為名，每運一擔獎糧一斗，動員一些可靠群眾配合。”

　　趙城二區書記衛繼瑞說：“1942年春，搶經時天很冷，還穿棉衣呢！”張義龍回憶：“我清楚記得，當晚我在麥地里布置掩護時，田里麥子剛過腳腕，我們趴在麥地上，那時還身穿棉衣。”搶經時間應在1942年的二三月間。

　　衛繼瑞說：“下午集合民工時說要打金溝子，聲東擊西，沒告訴裝運經卷，毛驢背上架著簍馱裝經卷不如‘架子’裝得多，群眾說要是事先早告訴我們，就選用‘架子’馱了。在廣勝寺見到經卷時已來不及回去換‘架子’，只好錯用簍馱了，剩余裝不完的經卷就只好發動群眾脫衣包上背了。”

　　為了嚴格保密，搶運行動動員了地委機關干部和軍分區基干營一連入寺取經；趙城和洪洞兩個縣大隊擔任警戒埋伏在山路要道兩側；趙城二區組織干群和驢馱協助運輸。晚上八九點鐘入寺，驢馱在寺門接應。這5個單位在地委統一領導下密切協同虎口奪經。

　　太陽開始落山，老鄉牽毛驢來了，驢背上左右都架著簍馱，天黑了，晚上七八點到達廣勝寺。一個班監視道覺至洪洞公路方向的敵人，趙城縣大隊警戒明姜金溝子方向的敵人。

　　▲ 廣勝寺飛虹塔

　　基干營一連指導員王萬榮回憶：“在我們到達廣勝寺以前，趙城縣地方干部已經做好力空的工作，同意我們把經書運出。打開了寺門，頭道院中，有被一道高墻圍住的十三層琉璃塔，亦叫飛虹塔。在地方干部的引導和協助下，我順級而上到了塔的二層，一尊建在塔內的三米多高的銅鑄坐佛陡現眼前。坐佛是空心的，《趙城金藏》就藏在里面。這是個絕妙的藏經地點，如果力空事先不告訴這個地點，就算發動我們全連去尋找，不要說一個晚上，就是幾天怕也難找到！坐佛背后緊貼塔身有一架簡易木梯，我和戰士小胖抓著梯子緩緩下到底層，經過仔細觀察青磚結構的坐佛臺基，我決定立即在臺基上鑿洞，這樣既可保住銅像不受損失，又可很快取出經卷。由于塔身與坐佛臺基只有一條狹窄的空間，最多只能容兩個人在下面操作，小胖和賀烈虎奉命下去鑿洞。一會兒工夫，臺基被鑿開一個缺口，《趙城金藏》一下子滾出來幾卷。我們采取接力的辦法，一捆一捆地往下傳送。早已在院中等候的部隊和民兵骨干將經卷傳到塔外裝進荊籃，用繩子捆好，然后以班為單位立即撤離，到寺外指定地點集結待命。后來我看到這樣傳速度太慢，時間長了恐被敵人發現。便改留一班人從樓上將經書一捆一捆地往院內擲下。剩下的我就叫戰士們打開背包，解下綁腿，每人捆好二十來卷背走，捆好一個班的走一個班。這樣到半夜12點左右，就將經書全部安全運出。部隊依舊從后山轉移回去，天明時下山。后來把經書運到根據地安澤縣的亢驛村，交給了住在那里的地委機關。《趙城金藏》安全轉移到根據地后，太岳軍區通令嘉獎了我們一連。”

　　轉移金藏的同時，警戒周圍敵人據點的動向，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一環。

　　王萬榮回憶：“日偽軍200多人已經離開據點往寺院涌來，兇相畢露，發兵興師問罪來了。仗著實力他們迅速搶占制高點，集中輕重機槍一齊向廣勝寺猛烈開火。”張天珩回憶：“聽部隊匯報說，搶運經卷時被敵發覺，敵人曾向我們開過火，我們沒有戀戰。”

　　趙城縣大隊排長薛國范在1982年11月21日《解放軍報》上回憶：“當晚劉教導員給部隊作的動員……清晨4點多鐘，日偽軍出動一個多連的兵力，隱蔽在山梁上的戰士和群眾，讓過敵人的前衛部隊，集中火力兜尾打了一陣機槍。敵人拖著死傷人員狼狽逃回了據點。”

　　▲ 石門峪三官廟

　　經過一夜的搶運，全部經卷運到石門峪集結。史健警衛員王洪德與地委會計胡林都談到，當晚史健親自來到石門峪接迎經卷，靠前指揮，以確保“萬無一失”。石門峪三官廟窯洞為趙城縣大隊的駐地，窯洞右側是通往亢驛的進山小路，蜿蜒崎嶇，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過之險，過此隘口意味著當晚廣勝寺搶經圓滿成功。

　　張義龍回憶：“在石門峪吃飯休息時，史健等親臨看經，十分高興。經卷送抵石門峪集結時，意味著當夜搶經任務已圓滿完成，翻過大峪、窯頭后送往安澤亢驛的地委機關，在地委存放了兩個多月。”

　　轉移之路跌宕起伏

　　當年主持八路軍搶運《趙城金藏》的原太岳區第二地委書記史健（李維略）之子李萬里，從30多年前就開始查閱各種檔案資料，尋訪過數十位參與過有關事件的老八路，對于這段歷史有著較為深入的研究。以下為他查證這段歷史后的敘述：

　　1942年“五一大掃蕩”，因沒搶到經卷而惱羞成怒的日軍，劍指《趙城金藏》，直奔亢驛，目標明確。過去是暗中角力，被我們搶得先機，現在則是明火執仗，在經卷危在旦夕的緊要關頭，史健果斷決定帶經轉移，決不能留下給敵以可乘之機，這是個艱巨任務，實施之難超乎預想。

　　反“掃蕩”出發前史健宣布紀律，每個人都要背上幾卷經卷，“人在經卷在，要與經卷共存亡，人在而經卷不在者，回來要受紀律處分。”

　　轉移時，每人分配二十來卷經卷，相當于四十來斤，要始終背在身上。在澤泉、馬嶺、和川、白素、熱留一帶山區與日寇周旋，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那樣艱苦的條件下，也要保護好經卷。

　　日寇很狡猾，“掃蕩”如篩子般細，每座山每條溝地搜，“梳篦式”反復梳了多遍。“夜行曉襲、輾轉抉剔、鐵壁合圍”的鐵滾“掃蕩”，連當地人未走過的路他們都走了，敵人前進40里還倒退10里留下伏兵，誤以為鬼子走了的回村者遭受大損失。鋪天蓋地到處都是鬼子，八路軍戰士曾經有過三天三夜沒進過一粒米的經歷，十分艱苦。負重轉移中機動靈活性降低，增大了生死風險。在敵多路包圍中，初期我們總是等距離躲各路之敵，如驚弓之鳥警視八方，自然成為合圍的中心。后來史健總結出“安全險中求”，越貼近敵之一路反而越安全，“燈下黑”只監視這一路省心，找到間隙跳出包圍圈也快捷，越來越有經驗。是亢驛民兵、安澤軍民在艱難反“掃蕩”中護衛了經卷。

　　2017年我隨國家圖書館重走《趙城金藏》路，調查尋找隱藏經卷的地方。終于在亢驛老支書黃才恒父親黃居斌的回憶中找到答案，經卷當時藏在了距亢驛村約兩里的小馬嶺娘娘廟三孔石窯內，當時曾作為重大發現向國家圖書館匯報。時任二區機要交通的黃居斌生前回憶：“我從縣委和川地下交通站受領一封加急雞毛信，信中要求民兵連夜向區公所轉移經卷，組織30多位民兵在麻家山黑虎廟接應地委機關帶來的經卷。存放于區公所的第二夜，與娘娘廟藏經匯合，沿神父嶺、關道溝、中峪店運往沁源。途中不敢走大路，也不敢白天走，小心緊張而又神秘，前面部隊開道，騾馬挑擔居中，民兵殿后護衛。”

　　曾遠回憶：“古縣白素村旁的澗河，成為當時阻攔行軍的大障礙。前有大河阻攔，后有追兵，既沒船也沒橋，在河寬闊處先遣用樹枝探出一條涉水之道，大家扶持魚貫而行。經卷都頂在頭上牢牢扶住，生怕弄濕而小心翼翼。不僅是出于責任心也出自本能，沾水后經卷會更沉重。”

　　▲ 1939年沁源中心縣委機關東陽城村辦公駐地

　　經卷移交太岳行署，運抵太岳根據地核心腹地沁源縣。行署主任牛佩琮與秘書長劉濟蓀安排經卷藏在綿上縣（現屬沁源）水峪村西水峪溝內一廢棄煤窯里，達4年之久。

　　抗戰勝利后經卷移交北方大學，校長范文瀾派專人守護，又轉移到涉縣溫村天主教堂，最后移交北平圖書館，《趙城金藏》終于結束了跌宕起伏、命運多舛、顛沛流離的日子。

　　發揚我黨傳統，繼承革命精神

　　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于2017年6月正式啟動了《趙城金藏》重要歷史資料搶救性攝錄工作，并于7月10日正式拉開了重走《趙城金藏》之路攝錄工作。為了保證《趙城金藏》搶救性攝錄工作質量，邀請了李萬里和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李際寧兩位先生為顧問。國家圖書館重走《趙城金藏》路，以實際行動普及并宣揚了《趙城金藏》，喚起人們對《趙城金藏》的重視和保護意識。沿途各級領導開始普遍關注《趙城金藏》搶運史，調動了各方的積極性。

　　經沁源多方積極排查，終于初步確定《趙城金藏》藏匿于聰子峪鄉水峪村西水峪溝一廢棄煤窯——“積厚窯”內，達4年之久，沁源已命名此溝為“金藏紅谷”。

　　▲ 安澤杜村鄉小李村“搶救趙城金藏”展覽館

　　安澤縣委非常重視《趙城金藏》在安澤的轉移歷史，二地委曾在這里籌劃組織領導了搶經全過程，離開廣勝寺的《趙城金藏》也首先存放于亢驛，反“掃蕩”背經轉移中又是安澤軍民護衛了《趙城金藏》。安澤縣杜村鄉小李村建立了國內首家常設的紀念“搶救趙城金藏”展覽館，普及和弘揚革命傳統，繼承和發展民族文化。

　　古縣也很重視這段歷史，史志辦設法找到古縣熱留“東山嶺慘案”幸存者范如連（1925—1976）之子范國強，2019年6月在當年窯洞現場，他激憤指控日寇的暴行，挖掘出慘案相關史料。

　　臨汾也高度重視，新建的臨汾圖書館專門設立了《趙城金藏》展覽廳。臨汾史志辦還發表了相關調研的作品專輯。

　　日夜與敵浴血奮戰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槍林彈雨中就有文物保護的長遠眼光。戰火中搶占先機，主動搶救出《越城金藏》，甚至為之流血犧牲，其可歌可泣的精神令人嘆服。恰恰救出的又是彌足珍貴的國寶，創下歷史功勛難能可貴，更讓人無比敬仰。

　　一個地委的獨立行動，卻經延安黨中央批準，這在全國各根據地都罕見，大大提升了這次行動的歷史高度和深遠意義。它證實了中國共產黨一貫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八路軍是中華文明和祖國文物的忠實保護者，是我們學習和效仿的榜樣。八路軍不但是戰場上奮勇殺敵的抗日鐵軍，也是有文化素養，具高度學術敏感認知眼光的文明守護者。他們在戰火紛飛的年代為保衛中華文化遺產立下的功績，將永遠銘記在人民的心中。（本文由程佳采訪整理，圖片均為資料圖）

　　2021年6月17日《中國文化報》第7版刊發特別報道

　　《〈趙城金藏〉脫難記：看中國共產黨如何守護珍貴古籍國寶》

　　轉自：文旅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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