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產業“第一法”實施之重：放與管均要上新臺階

　　3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影產業促進法》實施在即。作為我國宣傳思想文化領域立法的重要成果，《電影產業促進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對電影產業的規范和發展進行了全面規定，對于迅猛發展的中國電影業而言無疑意義重大。

　　法律的生命在于落實，特別是《電影產業促進法》這樣一部以促進產業發展為目標的專門法，立法之后的落實尤為關鍵。正如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郭鎮之所言，只有好的法律法規還不夠，應該使大家對規則有一個非常穩定的判斷，這有賴于在實踐中對法規可行性和具體措施的不足進行“補缺”。同時，在該法實施過程中，如何在規范與促進、放與管之間尋找到一個平衡點，也是推動產業健康發展的一大關鍵，對此，法律界專家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放，給市場更大空間

　　我國影視產業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發達國家，特別是電影產業。近年來產量、產值逐年攀升，影院銀幕總數已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在產業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電影的法治問題也受到了國家、行業及全社會的高度關注。

　　“目前，電影產業的法治狀況跟產業發展還不是同步推進的，可以說整個文化傳媒、影視娛樂領域的法治才剛剛開始。”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劉毅認為，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角度，更多的是要促進、活躍這個領域，讓整個影視行業釋放出更大的能量，而不僅僅是過分強調安全管制，“促進也是另一種維護”。

　　這樣的觀點得到了普遍認同。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傳媒與信息法研究室主任陳欣新和盈科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王軍看來，《電影產業促進法》最大的亮點就在于，對電影審批和諸多制約因素在制度層面進行“松綁”，比如取消電影拍攝許可證，進一步放開制作主體準入，以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

　　盡管我國并未徹底放開外資對影視投資、制作準入的市場限制，外資得以進入中國影視市場的主要方式還是合拍片，但王軍認為《電影產業促進法》在法條中將制作主體表述為“企業或者境內企業”，已經為未來外資的準入打下伏筆。

　　“作為全球影視投資與消費最活躍、成長性最強的市場，大家都想來中國分一杯羹。”王軍透露，《電影產業促進法》出臺之后，找他們咨詢最多的是境外的影視制作單位及行業協會。“外商獨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均屬于法律意義上的境內企業，如果2015年修訂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做出調整，對于外資影視投資制作機構會是一個重大利好，雖然短期時間表還沒有，但前景可期。”

　　劉毅強調，給予企業等市場主體更多自由創造的空間，鼓勵從業者、創作者使他們擁有施展才華的空間，是電影產業法治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點。王軍也提出，創作者的創作自由、文化多元的保障是文化繁榮、產業促進的基本前提。“電影本身是‘帶著鐐銬跳舞’的藝術，司法應該接行業創作的地氣。準確理解行業創作行為與法律規定的區別與聯系，否則機械適用法律，可能會極大挫傷影視產業的創作積極性。”

　　管，給行業更強保障

　　我國電影產業尚處于成長階段，基礎比較薄弱，“發育”尚不成熟，市場秩序的規范、文化安全的維護任務仍然艱巨。在放的同時，管也要上一個新臺階。

　　陳欣新認為，電影本質上是版權經濟，《電影產業促進法》圍繞版權經濟涉及的與電影相關的知識產權保護，花了很大力氣進行研究規定，并對偷漏瞞報票房、貼片廣告等進行規范，為電影產業提供了一個更加有序的、有法律保障的發展環境，將對行業產生積極影響。

　　王軍對國產電影方面的規定表示高度肯定。他認為，《電影產業促進法》以立法形式明確了“電影院年放映境內企業、其他組織攝制的電影的時間，不得低于年放映電影時間總和的2/3”，是對中國電影、國產電影的未來發展空間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當然，作為電影“第一法”，《電影產業促進法》仍有很多問題需要結合實踐不斷進行完善。比如，陳欣新提到法律責任中，非法所得與違法行為危害性之間沒有正相關關系的問題，有待在將來的細則中進一步研究、確定。王軍談道，《電影產業促進法》對不得制造虛假交易的規定，在實務中也要注意區分，正常的商業模式應得到鼓勵和許可，而不能“一棍子打死”。

　　正如劉毅所言，對電影這個正在發展的新領域來說，還有很多工作是滯后的，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包括立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司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法官、律師通過案例對電影法治進程的推進；面對很多新問題，也需要學界更多的學術資源和人才投入。“電影法治需要立法、司法和學界的相互促進、相互支撐。”

來源：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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