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民營快遞業已經完成了從“屌絲”到“高富帥”的華麗蛻變,然而,商業形態的發展往往是在曲折中艱難前行的
十幾年前,王小帥拍過一部電影叫做《十七歲的單車》,其中的男主角是一個北漂的少年,他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名快遞公司的快遞員。影片的結尾現在看來依舊令人印象深刻,落寞的少年在夕陽中推著他工作用的自行車,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那時的中國快遞業,就像一個無助的北漂少年,前方荊棘滿布,摸著石頭過河,倔強并絕望著且停且行。
十余年后,當年如做賊般在夾縫生存的快遞行業,隨著電子商務熱潮的出現,已然從曾經的矮矬窮變成了開豪車乘專機的高富帥,物流快遞業開始變得炙手可熱。
在中國,所有的蜂擁而至最終帶來的都是一盤亂麻,快遞業亦是如此。
近5年來,中國內地快遞市場已經成為全球快遞業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年均增長率高達30%。在此期間,中國民營快遞正快速擴張。但同時,快遞公司大規模“圈地”,依靠加盟和入伙的方式迅速搶占市場,這種盲目擴張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服務和管理跟不上,快遞公司與消費者之間不時出現糾紛。
中國快遞業 絲的逆襲
我國的快遞業起步較晚,作為改革開放的產物,中國郵政于1980年7月15日開辦了全球郵政特快專遞業務EMS,成為中國速遞服務的最早供應商。之后,在1984年,EMS開辦國內特快專遞業務。EMS的成立,目的在于以高速度、高質量為用戶傳遞國際、國內緊急信函、文件資料、金融票據、商品貨樣等各類文件資料和物品。
機遇偏愛有準備有頭腦的人,快遞行業也驗證了這句話。
20世紀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快遞行業也搭上了市場經濟的順風車,一個個民營快遞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相繼涌現。想必看過電視劇《你是我兄弟》的人,都已經對快遞業的產生有了一個比較直觀的了解:一群不被世人看好的社會人看到了社會物流量激增與郵政系統低效的矛盾,以“快”制勝開啟了成功的創業之路。
據資料介紹,我國最早的民營快遞企業是在1993年建立的“快客達”,但是目前已經找不到關于該快遞公司的相關信息。從目前發展較好的民營快遞企業來看,申通快遞和順豐速運均創建于1993年,可謂開啟了民營快遞業的元年。
在當時,民營快遞業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純屌絲形象,上海申通快遞公司的一位負責人感慨說:“在那時,我們這個行業一般人是瞧不起的,掙辛苦錢;這里的員工也是無甚特長的下崗工和農民工。”
民營快遞業過去還有一個通俗的名字:黑速遞。這個名字幾年前常見諸報端,經常因“違規經營”或“擅自經營”“信件類快件”而被查抄罰款。
但從1998年郵政與電信分家,特別是2003年國家終止對郵政的財政補貼之后,郵政經營的快遞業務遭遇國際快遞業和國內民營快遞業的雙重夾擊——郵政EMS業務的市場份額從最高峰時的97%下跌到33%左右。
得益于中國逐年加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城市商務活動的增多,中國的快遞市場以超過30%的年增長速度膨脹,民營快遞業竟達到了上萬家企業、300萬名員工的規模。在上海,95%以上的同城快遞業務,95%以上的國際快遞業務和80%以上的國內快遞業務均是由非郵政快遞企業完成的。
也許是瞄準了國內快遞業的巨大商機,或者是從申通、順豐身上窺到了誘人的利潤,1994年天天快遞誕生,韻達、圓通、中通三大民營快遞公司也緊隨其后,分別于1999年、2000年、2002年成立。
2012年5月25日,國家郵政局發表2011年郵政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民營快遞企業發展迅速。全年國有快遞企業業務量完成10.8億件,實現業務收入271.1億元;民營快遞企業業務量完成24.8億件,實現業務收入374.5億元;外資快遞企業業務量完成1.1億件,實現業務收入112.5億元。國有、民營、外資快遞企業業務量市場份額分別為29.4%、67.6%和3.0%,業務收入市場份額分別為35.8%、49.4%和14.8%。
時至今日,可以說民營快遞業已經完成了從“屌絲”到“高富帥”的華麗蛻變。然而,商業形態的發展往往是在曲折中艱難前行的。
風光背后的亂象
近年來,快遞行業的投訴量一直居高不下。
近日,《焦點訪談》曝光了某快遞公司的暴力分揀視頻。視頻中,快遞包裹從卸車到流水線分揀,再到掃描出廠,快遞員都是采用“扔”的方法,無論包裝上是否有易碎標志。有業內人士提出,正是快遞業管理缺乏“硬部門”、監管缺乏“硬指標”、處罰缺乏“硬杠杠”,矛盾日益凸顯,才使得消費者在維權時只能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消費者找店家,店家找快遞公司,快遞公司找各種理由表示此事與己無關,這樣踢皮球式的循環,讓愉快的購物體驗隨之化為泡影。”中國快遞物流咨詢網首席顧問徐勇指出。
記者了解到,由于民營快遞企業多采取加盟形式,總部對于各加盟公司難以進行有效監管,暴力分揀就成了快件損壞的重要因素。記者在采訪中獲悉,部分快遞公司之所以如此“暴力”地對待快件,只為追求“效率”。有的快遞員甚至為了將快件裝進麻袋,反復幾次直至將快遞包裹踩扁。有的包裹被踩破了,他們就用透明膠帶等封上,年輕的分揀工人有時會搞扔快件比賽。
“違法成本低是導致郵件丟失、物品受損嚴重的最根本原因。”徐勇說,根據郵政法第47條規定,對于未保價的郵件,丟失、損毀或內件短少的,按照實際損失賠償,但最高賠償不超過所收取資費的3倍。也就是說,假如消費者郵寄一件貴重物品在途中丟失,且并未保價,僅能得到郵資3倍的賠償,這對消費者而言無疑是巨大損失。
過低的賠償成本帶來一系列問題。例如,有些瀕臨倒閉的小快遞公司卷著運送的郵件不見了蹤影,有些準備轉行或掙不到錢的快遞員則往往想著歪門邪道從快件里揩油。業內人士稱,若想有效杜絕快遞行業監守自盜事件的發生,提高從業人員素質是必由之路。
一家快遞企業總經理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快遞行業的發展沒有跟上業務增長的速度,低價競爭擠占了企業的正常利潤空間,影響了服務水平的提高。“我也希望能夠招一些大學生來做快遞員,但目前的工資水平限制了我們招收高素質人員。”
目前在我國的民營快遞市場,除了已經擁有自己貨機的順豐速運,包括“四通一達”在內的民營快遞都是依靠加盟壯大,這樣的模式優點是投資少、擴張快,但缺點也明顯,就是對加盟公司的管理控制力度較小,由于加盟體系相當于無數個利益體,總部的協調和管控能力面臨挑戰。
這里所說的總部只能稱得上是一個松散的管理機構,主要根據運單的數量向地方網點和加盟商收取費用,比如每單1元。對于旗下加盟商以及快遞員及其服務的監管,則有心無力。
成本控制及其延伸出的快遞員隊伍管理則是另一個內控挑戰。
有業內人士認為,快遞行業爆發的問題層出不窮,最大的癥結在于快遞行業的競爭導致快遞行業價格過低。企業為了保證利潤,無法保證操作的規范性。
該人士認為,操作不規范加大了無頭郵件出現的概率。以從廣州發往上海的郵件為例,大多數民營快遞公司取件的價格為10-12元,假如在每個操作環節快遞公司都加大監督力度,肯定會虧本。
規范管理已成當務之急
盡管快遞業存在種種問題,但由于管理、監管、處罰等缺乏強有力的手段,消費者想要投訴索賠卻是難上加難。
根據我國郵政法和相關規定,快遞業的監管部門包括郵政、工商等。郵政局負責對快遞市場的監管,工商部門負責查處無證、無照、超范圍經營等非法經營快遞行為。然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消協接到投訴后,只能協調、督促,沒有行政處罰權,處理起來很蒼白。
2011年8月,國家郵政局首次頒布了《快遞業務操作指導規范》,針對野蠻分揀等違規行為作出了具體的技術要求。記者采訪中不少快遞員都表示,完全按標準操作很難,主要靠自覺。“拿我們公司來說,有的站點件多,有的件少,忙起來很難保證取件時間。”快遞員趙先生表示,他所在公司安排給一線員工的交通工具也不盡相同,“有面包車、助力車、自行車,郊區還有人騎摩托車,取件和遞件時長很難固定。”
此外,在消費者理賠方面,相關規定也十分模糊。“想要獲得全額賠付簡直不可能。”徐勇指出,根據郵政法規定,快遞屬于競爭性業務,發生賠付事件時是按民法執行,具體是走合同法。然而,合同法并沒有對快遞遺失作出可操作性的規定,難以對企業賠償標準是否合理進行評定。在沒有保價的情況下,快遞公司一般只會按照運費的3倍進行賠償,消費者往往得不償失。
專家建議,在當前法規的基礎上增加有關服務、賠償等標準的司法解釋,使得消費者索賠有法可依。在快遞行業監管方面,一是要建立快遞服務行業保障機制,入行企業就要繳納保障金;二是建立賠償基金,假如是企業原因造成的消費者損失就要多賠償;三是要盡快給快遞企業進行等級評定,便于消費者選擇。
10億份子錢
近日,剛起草完畢的《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暫行辦法》下稱《暫行辦法》公布,今后在我國境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繳納郵政普遍服務基金,標準為國內同城快遞0.1元/件、國內異地0.2元/件、港澳臺1元/件、國際2元/件。
如果嚴格征收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快遞業每年上繳的“份子錢”或將在10億元左右,相當于全行業利潤的五分之一。
相比開放市場的國際慣例,中國的普遍服務基金是站在壟斷的肩膀上。
1997年歐盟設立的郵政普遍服務基金,歐盟明確申明:“根據歐盟郵政指令和歐洲法院的相關裁定,歐盟確認快遞業務與郵政普遍服務為兩種完全不同的業務”。所以即使建立普遍服務基金,征收對象只限于提供普遍服務的郵政企業,而與從事快遞業務的快遞企業沒有任何關聯。
除西班牙和意大利開放了郵政普遍服務市場,美國和歐盟多數國家都由政府補貼或者直接提供該項基金。2012財年,美國郵政虧損創歷史新高達到159億美元,而這一虧損由美國政府補貼。
但在中國,普遍服務由中國郵政壟斷,其他民營企業無權插手該項業務。《郵政法》顯示,中國郵政享有專營范圍,異地100克、同城50克以下信件業務私營企業不能涉足。
壟斷的背后,中國郵政的普遍服務和快遞業務獲得了多項特權。
郵政普遍服務享有水電、有線電視、報紙、私人信件、商業信函等業務的專營權,能通過與企業合作,將眾多企業DM廣告直投到上億用戶的信箱,取得獨家渠道。如上所述,郵政速遞也能共享普遍服務的全國運送網絡,享有車輛通行便利。
一方面壟斷普遍服務市場,另一方面要民營快遞公司補貼因壟斷帶來的虧損,最終消費者是這筆基金的最大買單人。
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開征郵政普遍服務基金,從公平性、規范性、統一性、合理性上都存在問題。郵政普遍服務屬于政府責任。政府應該通過公共財政體系來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非回到開征基金這種行政干預的老路上。
外資涌入
事實上,外資企業早于2007年就已迂回地介入國內快遞業。劉建新表示,當時快遞業務隸屬商務部管轄,而商務部對外資公司的運營并無限制。隨著郵政政企分離及新《郵政法》出臺,才在條款中增加了對外資企業經營國內信件業務的運營限制,并要求快遞企業重新向郵政局申請運營牌照。
2009年新《郵政法》一出,外資企業的經營便處于非法狀態。當年,聯邦快遞中國公司曾表示,他們已經提交了國內服務經營許可申請,同時照常開展業務。
但從2007年至今,外資巨頭的“狼性”并沒有顯現出來。國家郵政局2011年郵政行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外資快遞企業業務量80%以上是港澳臺及國際業務,僅占3.0%的市場份額。
價格高企是造成外資企業市場份額小的重要原因。以一公斤以內包裹從北京寄往廣州次日達的價格為例,順豐速運為22元,而聯邦快遞高達70元,難以讓普通百姓對外資巨頭“親近”。隨著國內快遞業務的“名正言順”,業內人士預測,國有和民營快遞企業將結束“短暫的春天”。外資一旦大舉反撲,之前的優勢將消失殆荊
但更多業內人士認為,外資在華的產品定位偏高,消費群體很小,因此不會對國內市場造成太大影響。
徐勇認為,外資企業在華高管團隊中鮮有中國面孔,這導致企業服務本土化不足。另外,從2007年至今,聯邦快遞在華投入很小,都是“擠牙膏式的”。而UPS剛剛買下TNT,短期內不會在中國市敞大錢。
來源:中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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