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工業經濟步入新常態 根本動力來自創新

　　日前，第三屆中國工業發展論壇發布了《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14》（以下簡稱《報告》）。《報告》指出，中國工業經濟正走向一個速度趨緩、結構趨優的新常態，并將面臨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和第三次工業革命等三大挑戰。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指出，要穩步步入工業經濟的新常態，關鍵是要轉換工業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創新工業化戰略，轉變工業增長方式。換言之，步入新常態的工業發展戰略是全面深化改革，以創新驅動戰略協調推進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市化進程，達到中高速增長、結構優化的經濟新常態。

　　工業經濟增長速度趨緩、結構趨優

　　統計數據顯示，自2010年第一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達到19.7%以后，我國工業增加值增速持續回落。2014年前3個季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降至8.5%。從工業投資、消費、出口等方面看，增速回落是一個共同趨勢。

　　同時，結構優化的特征也日趨明顯。黃群慧表示，從工業投資看，制造業投資增長遠遠高于采礦業投資增長，制造業內部高科技行業投資增長較快，傳統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工業技術改造投資保持高速增長。從消費看，消費結構加快升級，表現為農村消費繼續快速增長、城鄉消費差距呈現縮小態勢，中西部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快于東部地區、區域消費差距逐步縮小，消費方式呈現多樣化趨勢、信息消費等新型消費業態增長較快。從進出口看，貿易結構不斷優化，表現為機電產品和高技術產品出口增長遠遠高于全部工業品出口增長，加工貿易出口額比重不斷下降，貿易主體日益多元化，內資企業出口競爭力逐步增強，中西部出口明顯增快，進出口市場分布日趨多元化。從工業產業內部結構變化看，高加工度化趨勢明顯，技術密集型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迅速。在原材料行業、裝備制造業和消費品行業中，裝備制造業增長迅速，居三大行業之首。近幾年，高技術產業增速一直高于工業平均增速，節能環保、新能源汽車等行業發展尤為迅速。從東、中、西部工業區域結構看，2005年以來總體上維持“東慢西快”的格局，雖然2010年以后各地區工業增速普遍出現下降，但2011年、2012年和2013年西部工業增速仍比東部工業增速分別高出9.7個、4.8個和1.6個百分點。

　　工業化后期須重視三大挑戰

　　《報告》指出，我國已步入工業化后期，伴隨著經濟階段的轉換和經濟增速的下降，會出現一些重大的挑戰和風險。各國歷史經驗表明，與工業化中期相比，工業化后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依靠高投資、重化工業主導發展來支撐的高速增長將難以為繼，潛在經濟增長率將自然回落。對于我國而言，當前必須高度重視產能過剩、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新工業革命三大挑戰。

　　黃群慧介紹，當前產能過剩問題的性質和特征與以往不同，給我國經濟帶來的挑戰也不同尋常：一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本次產能過剩涉及領域更廣、程度更嚴重。從范圍上看，當前產能過剩的行業已經從鋼鐵、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等傳統產業擴大到造船、汽車、機械、電解鋁等領域，甚至擴展到光伏、多晶硅、風電設備等代表未來產業發展方向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從產能過剩的程度看，2012年3月份~2014年10月份，我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已經連續32個月負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說明當前我國工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長期維持高庫存、實體經濟不景氣等情況。二是我國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工業經濟大國，有20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居世界首位，許多產業的年度需求峰值已經達到，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試圖等待通過長期需求逐步消化掉已幾乎沒有可能。三是當前的產能過剩是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低成本工業化戰略亟待轉型以及我國體制改革不到位的矛盾的集中體現。化解產能過剩不僅是與產業重組、霧霾治理、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緊密相關的綜合治理工作，而且和深化政府體制改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與我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

　　在工業化后期，我國要實現從工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和服務業大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更需要創新驅動戰略，強調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來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工業化后期的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不僅任務艱巨，更具挑戰的是政府推進產業轉型升級的抓手―――產業政策的有效操作空間將相對有限。”黃群慧指出，一方面，歷史經驗表明，工業化后期不同國家的產業演進路徑具有差異性，這意味著產業政策操作的目標并不十分明朗和單純；另一方面，需要重新科學甄選產業政策的具體工具和措施，政府原有的許多產業政策工具如直接補貼將更多地受限，直接趕超型的產業政策意義逐步衰減，產業政策更為重要的功能是加強物質性、社會性和制度性基礎設施建設。從世界范圍看，中國的工業化后期與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疊加了，這使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又增加了一些“變數”。

　　《報告》認為，以重振制造業和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為核心的“再工業化”戰略，并不是簡單地提高制造業產值比例，而是通過現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制造與服務的融合來提升復雜產品的制造能力和制造業快速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的能力，這構成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內容。第三次工業革命加速推進了先進制造技術的應用，必然會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勞動在工業總投入中的比重，我國的比較成本優勢可能會加速弱化。同時，發達工業國家可以通過發展工業機器人、高端數控機床、柔性制造系統等現代裝備制造業控制新的產業制高點，通過運用現代制造技術和制造系統裝備傳統產業來提高傳統產業的生產效率。

　　“第三次工業革命為發達工業國家重塑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優勢提供了機遇。那些為尋找更低成本要素而從發達國家轉出的生產活動有可能向發達國家回溯，導致制造業重心再次向發達國家偏移，后發國家的產業趕超路徑有可能被封堵。”黃群慧說。

　　避免工業增長失速和結構失衡

　　“面對工業化后期的各種新挑戰，能否穩步進入工業經濟新常態，關鍵要防止兩方面風險。”黃群慧指出，“一是工業經濟增長‘失速風險’，也就是工業增速不斷下滑，滑出可以接受的底線，從而誘發經濟危機；二是工業經濟結構‘失衡風險’，工業發展中面臨的突出矛盾和挑戰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和應對，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難以實現，環境與資源問題依然突出，科技創新能力得不到有效提升，工業發展方式不能轉變，這最終會影響到工業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而在當前工業增長動力趨弱的情況下，要避免上述兩種風險，關鍵是能否通過轉換工業增長動力機制來增強工業增長的新動力。《報告》認為，在工業化后期，工業增長的動力主要歸結為兩大方面：一方面是工業化自身演進過程中，由于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升級而產生的供給推動力；另一方面是城市化進程中，由于城市發展而產生的需求拉動力。

　　對此，黃群慧認為，無論是來自工業化深化的推動力，還是來自城市化推進的拉動力，在勞動力、資本等要素驅動乏力的情況下，更為根本的動力來自創新。這種創新不僅僅包括一般意義的技術創新，還包括改革開放意義的制度創新。考慮到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不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體制機制的約束，未來工業增長的“源動力”更大程度上將表現為制度創新。

　　轉自：中國冶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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