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品“指導價”何以指導出“暴利藥”

誰是“暴利藥”的幕后推手？廣東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表示，天價藥源于政府定價虛高。關于誰是“暴利藥”幕后推手的問題，不少網友把矛頭指向醫院，認為是醫生“收回扣”推高藥價；也有人指責藥品集中招標，不能有效擠掉藥價水分。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則認為，醫院只是“暴利藥”利益鏈條的下游，問題關鍵出在源頭政府物價部門定價虛高。

平心而論，藥品定價，其實絕非易事。一方面，藥品的研制開發，不僅有著不菲的成本和投入，更需要承擔相應的失敗風險，假如藥品定價過低，必然會打壓藥品研發與生產者的積極性，從而讓藥品的供應難以滿足患者的需求；而另一方面，一旦藥價過于遷就市場，甚至完全隨行就市，以藥品生產商的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則難免形成過高的藥價，從而限制公眾的治療和用藥權利。不難看出，既要為藥品研發制造企業留出利潤，又要讓藥品價格能讓公眾承受，如何在雙方的角力中取得恰當的折衷，并充分保障各方的權益，藥品定價究竟該如何拿捏，的確頗有些技術含量。

之所以“天價藥”、“暴利藥”會成為藥品市場上的普遍現象，除了以藥養醫、醫藥回扣、招標貓膩之外，假如藥品指導價真的能夠定得恰當，并擠壓出藥品的暴利空間，就不會給“天價”、“暴利”留出太多的騰挪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藥品指導價究竟如何定出？為何有了“指導價”，仍然能指導出“天價”和“暴利”來？面對“暴利藥”，指導價至少難辭其咎。

可見，藥品指導價過高，即便不是“暴利藥”的唯一成因，也是不可或缺的必要前提。唯有指導價留下了“暴利”空間，暴利藥才有了合法攀高枝的可能。而按理來說，藥品指導價的初衷，本在于擠出藥品的暴利空間，從而將藥品利潤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以合理可承受的藥價供應患者，從這個意義上說，為“暴利藥”提供了藏身空間的“指導價”，顯然有悖其初衷與原則。

那么，藥品“指導價”何以走向其反面呢？除了指導價的定價機制，本身存在盲區和難點，例如，藥廠的研發生產成本究竟幾何，藥價定價部門未必能真正探明就里。此外，這一過程中，由于巨額利潤的驅使，藥品指導價的審批更不乏存在尋租空間。不過，即便如此，也不能成為指導價容納“暴利”的理由。

在這方面，國外的藥品定價機制，盡管未必適合直接拿來，其成功經驗卻不妨成為一種參考。除了美國藥品更多基于市場機制形成藥價過高之外，更多的國家傾向于采用政府參與定價的模式。例如，德國按照藥品類別制定參考價，高于參考價需自費，低于則可通過醫保報銷；英國則要求制藥企業提交年度財務收益預期，由國家報銷的藥品的資金收益率必須控制在17%~21%；日本的定價機制更為苛刻，同類藥品，后上市藥品甚至要比已是醫療保險的先上市藥品價格下調4%~6%才能獲得上市資格。這些規則和舉措，對于藥價的限制效應，自然不難預期。

基于上述視點，如何從“指導價”中擠出暴利水分和空間，國內藥品指導價的定價機制，無疑需要有更多的規則和約束，無論如何，藥品“指導價”不應指導出“暴利藥”。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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