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從2013年1月起,南京全市取消公費醫療制度,機關事業單位全部參加職工醫保,這其中也包括公務員。據悉,此次改革涉及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和退休人員約20萬人。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曾經說過:沒有一個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是完美的和可以直接作為榜樣模仿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從1952年就開始實施的“公費醫療”制度,是不是就一無是處,是否在提升國內醫療保障水平上,就毫無價值和意義?當然不能草率地得出結論。
客觀地說,公費醫療制度當然并非一無是處,由于其保障全面,報銷比例高,的確為公費醫療群體提供了很好的健康保障。相比城鎮職工及城鎮居民所享受的醫保,公費醫療也的確有著更多的“優勢”和“好處”。從這個角度來看,取消公費醫療,以往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全部納入職工醫保,對于相應群體而言,的確可能意味著福利受損。
不難設想,職工醫保無論在報銷比例還是額度上,都無法與公費醫療同日而語。取消公費醫療,也的確相當于拿走了原本屬于這一群體的“奶酪”。如此改革遭遇既得利益群體的反對和阻力,自然也不難預期。不過,公費醫療的額外“好處”其實從來就不是免費午餐,公費醫療群體所獲得的每一分“好處”其實都需要公共財政為其支付真金白銀。現實中,也正因為有了這些近乎免費的額外“好處”,不用白不用的“公費醫療”也就不可避免的存在著浪費和過度診療等現象,甚至成為醫療保障體系中最為沉重的負擔。不久前,某市人社局公布,2012年度收支預算為50.2億元,其中公務員公費醫療一年花費14億元,占預算近三成,遠超210萬名農民的醫保總額。而農民的新農合,政府補貼力度甚至還不到公務員公費醫療費用一半。公費醫療的擠占效應,由此可見一斑。正所謂過猶不及,過度的福利也同樣會不可避免的導致浪費,對其做出修正,取消“超國民待遇”的公費醫療,即便出于節約寶貴醫療資源的角度來看也無可非議。
或許有人會說,國家財政相當有限,醫療保障水平的提高不可能以一蹴而就的方式來實現,把部分“公務人員”先保障好,也是符合國情的現實做法。不過,與經濟發展可以選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路徑不同,醫療保障卻更應優先確保其公平和公正性,而絕無道理讓一部分人的醫療待遇先享有高待遇,更不能置更廣大公眾的基本醫療需求于不顧。尤其當財政資源相當有限,醫療保障還有諸多缺口的情形下,更不宜讓有限的資源被少部分群體過度占據。
當然,世上并無絕對的公平。要想醫保政策一碗水端平,也難免有些苛求。即便是在美國,公務員在包括醫保在內的社會保障待遇與私人部門雇員相比,可以說也非常優厚,但這一偏向,其實是對美國公務員系統總體工資水平不高的補償。而在澳大利亞,醫保政策甚至對農民給予更多的優惠政策。醫保的這碗水真要端平,更多地向弱勢群體傾斜,看來才是大勢所趨。
從這個意義上說,取消公費醫療,無疑是醫保政策向公平這一基本屬性的回歸,醫療保障的整體改善,也將獲益于這一制度公平。事實上,只有當公共財政的醫療投入不被過多的耗費在小部分群體的“好處”上時,全體國民的醫療保障水平和覆蓋面才有了全面提高的可能,醫療保障“蛋糕”也才有望做大。而相比此前一些地區取消公費醫療,往往不是將公務員排除在外,便是拖上一條“補貼”尾巴,此次南京的公費醫療改革,無疑更為徹底,也更令人期待。
與經濟發展可以選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路徑不同,醫療保障卻更應優先確保其公平和公正性,而絕無道理讓一部分人的醫療待遇先享有高待遇,更不能置更廣大公眾的基本醫療需求于不顧。
來源:醫藥經濟報 作者:武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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