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新藥研發亟待建立研發共生系統

[嘉賓]

徐小星（羅氏中國及東南亞地區總負責人）

徐敏（派格生物醫藥有限公司CEO）

余強（盛世泰科生物醫藥有限公司總裁）

劉毓文（蘇州生物納米園董事長兼總經理）

對于高投入、高風險的新藥研發而言，人才和資金是永遠繞不開的話題。隨著近年來國家不斷加碼對新藥研發的政策扶持和資金支持力度，一大批海歸人才帶著項目和技術回國，新藥研發行業曙光初顯。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新藥研發仍存在諸多桎梏其發展的問題，仍處于“metoo”、“mebetter”階段，新機理、新靶點的藥物創新仍然鮮見。對于推動國內新藥研發而言，建立從基礎研究、臨床研發、生產直至銷售各個環節共生的生態環境至關重要。在國內外以各種創新、共生的方式尋找合作，齊力推動新藥研發，并最終實現多贏。這種亟待營建的共生系統，就像地球巧妙的生態系統一樣，離開了誰都無法正常運作。

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國內新藥研發現狀，探討其存在問題的解決之道，并展望其發展前景和未來，形成建立這種共生性生態系統更深刻的認識，5月23日，在2012生物產業合作論壇上，本報記者邀請了4位嘉賓坐而論道。

記者：近年來國家不斷在政策和資金上助力新藥研發，您覺得目前國內新藥研發處于怎樣的現狀和發展階段？

徐小星：中國新藥研發的市場潛力很大，無論是經濟發展、人口基數及老齡化以及政府對醫藥事業的支持，各方面的因素都很積極。雖然國內新藥研發起步較晚，但在國家大力支持經濟轉型的背景下，新藥研發已被這場政策東風裹攜著順利起航。跨國制藥企業很渴望從中分到一杯羹。

劉毓文：全國各地生物醫藥產業園區在近幾年的興起也見證了國內新藥研發勢起。中國新藥研發尤其是生物制藥研發前景很好，這也是短短幾年間蘇州生物納米園吸引諸多專業人才歸國創業的原因之一。他們把在國外積累的經驗和技術帶回國內產業化。在中國搞研發的成本比在歐美低，目前園區內已有一些產品和技術取得跨國制藥公司的信賴，正在洽談合作。

余強：國家政策對推動新藥研發很有幫助。國內研發比西方落后幾十年，不可能在四五年內就趕上，這需要積累，需要國家在政策層面加大支持力度，需要一批研發隊伍在實操層面進行實踐。目前，一些新藥的苗頭已經出現。當然，國內目前開發的產品大部分還屬于“metoo”或者“mebetter”的范疇，真正的完全創新鳳毛麟角。但企業從“metoo”、“mebetter”開始，有助于先把整個研發隊伍培養起來。

徐敏：國內醫藥企業在新藥研發上從“metoo”或者“mebetter”開始，這是與國外醫藥企業在研發上的最大差別。但這種做法符合國內企業發展的戰略，使產品能夠較快進入銷售，從而保證公司在保有創新能力的同時，繼續保證正常運轉和發展。國內企業現階段要進行完全的新藥研發，風險很難承擔。

但現在也出現了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些企業在尋找真正創新的新靶點、新結構、新治療技術，但處在非常早期的階段，項目也非常少。從研發總體來看，國內新藥研發還處于初級水平。

記者：您覺得桎梏國內新藥研發的因素有哪些？需要從哪些方面入手，推動國內新藥研發行業的發展和蛻變？

劉毓文：國內藥企在新藥研發上面臨兩方面窘況：一是國內企業以仿制藥為主，盈利能力低，而且和跨國藥企相比體量小，所以不能像外企那樣每年拿出大量經費來支持新藥研發。二是國內醫藥企業鮮有打開國際市場。中國有幾千家醫藥企業，但至今沒有一家公司真正意義上走出國門，把產品真正銷售到國外，國內企業現在所開發的產品大部分還是著重于中國市場。

余強：如果我們能夠做成“meonly”的新藥，國際主流市場又能順利打開，就等于整個全球市場向企業開放，這個激勵足夠大。對于國內企業而言，目前的新藥研發無疑有兩條道路，要么挑戰最高端，做“meonly”的新藥；要么走成本路線，利用好國內研發成本較低的優勢。

徐敏：新藥研發的過程漫長，很少有公司能夠從基礎研究做到推向市場。國內醫藥企業每年只用2%左右的銷售收入用作研發經費，這么一點資金對于新藥研發而言遠遠不夠。此外，具有國際經驗的人才不足，有全面藥物開發經驗的團隊不多。資本市場不夠流通，也是阻礙新藥研發的原因之一，國家在這方面的支持力度還不夠。國內研發企業目前缺少示范效應，如果現在有企業的新藥被跨國公司高價收購，這對國內新藥研發將是極大的刺激和帶動。

徐小星：國內新藥研發要推進，產學研管都要結合進來。新藥研發說穿了就是生態環境的問題，不管誰最后成功，只要把生態環境建立起來，把創新的文化建立起來，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當然，這需要政府、風險資金、國內企業、跨國大企業等在各個層面進行合作和支持，只有大家一起合作才有希望。

記者：這種共生的生態系統有何意義？如何尋找到合適的合作伙伴分攤風險，共同推進新藥研發？這種合作可以在哪些層面或環節進行？

余強：這種共生性生態系統最大的意義在于可以多方分攤研發風險，齊力推動新藥研發。從早期的基礎研究到最終的推向市場，在不同階段、不同環節，以創新的合作方式共同推進。我們把從國外培育的項目帶回來，在國內做研發，早期可能會引進一些風險資金，但是風險資金不會陪你一路走到底，所以當項目孵化到一定階段時，企業需要跟跨國藥企或者是國內大型藥企洽談合作，最終將研發成功轉化為產品。

徐敏：新藥研發，尤其是生物藥的研發，不可能僅靠一己之力，它不僅需要足夠的知識才能，還需要很多支持。任何一個人，不可能從基礎研究到開發、生產、銷售都全部掌握，新藥研發還需要一個團隊來幫助完成產品的商業化。

所以我們希望企業在開發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產品時，能夠找一些跨國公司進行合作，一方面是分攤風險，一方面也是為將來的產品進入國際市場創造機會。我們的產品不能僅僅只是著重于中國市場，要把眼光放大至全球。

徐小星：這種合作其實也是在更好地利用國內外企業的長處，強強聯合，打造既對中國市場有利，又對國際市場有利的新穎藥品，希望將來在這方面的合作有更大的突破。事實上，不僅僅在研發的各個階段，從研發到商業的各個環節，都可以尋找合作，互利共生。

作為跨國企業，羅氏在國內尋找合作伙伴，看的是產品和技術有多領先、多新穎，市場前景到底有多大。但要找到有共同愿景、有互補能力、愿意一起做的合適的合作伙伴，真的就像找結婚對象一樣，不容易。如果找到了，我們會提前介入，因為早點讓你知道我想要什么，早點讓我知道你有什么，然后大家往一個方向使勁，合作的成功率就更大。

羅氏很愿意結合每一家藥企的長處，一起推動比較創新的項目，不僅是創新的產品，還可以是創新的合作方式。也許通過與國內藥企的創新合作，能夠找到在歐美解決不了的問題的解決模式。

劉毓文：但作為合作的一方而言，不論是身為創新孵化基地的產業園，還是跨國藥企，或者國內大型企業，其資本不可能都放在高風險的地方，可能有一部分會放在高風險的合作項目上，有一部分是中等風險的，有一部分是低風險的，這樣比較平衡的做法才能更好、更長效地維持自身運轉，并有持續資金投入新藥研發。

記者：能舉一個創新合作的實操例子嗎？

徐小星：去年，羅氏與哈佛大學、生物納米園簽署的合作協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樣的合作方式在國內還是首例：哈佛大學的袁俊英教授在做一個非常新穎的研究項目，簡單來說就是身體上的一些蛋白質已經完成了使命，把他分解成不同的小成分再回收，讓細胞能夠重新應用這些回收的營養成分，換到別的機理上去。癌細胞就是偏重于應用這個機理進行擴張，癌癥發生病變時，癌細胞偏重運用這個機理獲取額外的營養，以滿足細胞的快速繁殖。如果能把這個機理抑制下來，就可以有效地防治癌細胞從發生、擴張到惡化。科學界對這個機制的研究起步比較晚，最近大家才了解得比較多，而在癌癥治療藥物方面的研發也才剛剛開始。

羅氏與袁教授在這個項目上的合作介入非常早，但是風險也很大，所以最后協商的結果是羅氏跟袁教授一起合作，并把袁教授早期的項目帶到蘇州生物納米園進行孵化。這樣做有諸多好處：一方面是進一步分攤風險，另一方面袁教授在哈佛的研究偏向國外腫瘤機制，帶到國內的孵化項目針對國內比較難攻克的腫瘤機制。羅氏在美國、法國、以色列等國都有過這樣的合作方式，但在中國則是第一例。

記者：您覺得國內新藥研發的未來如何發展？哪些子領域的研發前景看好？

徐小星：從價值鏈來說，國內藥企的營銷、生產、化學都沒有問題，那再往上走就是疾病機理和靶點，如果把這塊攻克了，國內新藥研發的整個價值鏈就完整了。知道疾病的機理，然后找出靶點，并針對這個機理提供一些個性化治療，我覺得這是未來的方向。

羅氏更關注腫瘤、代謝性疾病、中樞神經、炎癥、病毒等5個方面的新藥研發，其他大的跨國公司也都多少有重疊，未來數年應該不會發生太大變化。

徐敏：把生態系統建立起來，這個行業離收獲的季節就不遠了。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國內中小研發企業還是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推動研發，并且要根據公司的不同發展階段，有規劃、分階段地進行開發，以保證公司具有很大的創新能力和生存能力。

劉毓文：中國的市場和高速發展的經濟對跨國制藥公司而言是一個巨大的誘惑，相信未來他們也會不斷加大與國內醫藥企業在新藥研發方面的合作，國內外企業長處的結合，將有助于國內藥企誕生出在國際國內都有影響力的新藥。

余強：國內新藥已經出現了一些好的苗頭，“面”要是產生了，一些“點”就要開始發光了。所以現在很多風險資金和跨國藥企很早就開始盯著國內企業在做的一些有前景的項目，未來他們介入的時間點還會更早，因為晚一步，有潛力的項目就被別人搶去了，他們也就無法分這杯羹了，國內新藥研發未來將受到更大的關注和重視。

來源：醫藥經濟報 作者：唐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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