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抗令”下,不少企業遭受重創,抗菌藥物首現負增長。曾經異軍突起并占據臨床用藥不小份額的抗生素復方制劑亦難逃此劫,增速放緩,甚至為負。
盡管耐藥率優于單方抗生素,但其臨床有效性受到爭議,抗生素復方制劑因此受到更嚴格的管制。抗生素復方制劑將面臨怎樣的命運?
國外謹慎
在全身抗感染藥物子類構成中,β-內酰胺類和其他β-內酰胺類抗菌藥占據了絕對份額,是目前全身用抗菌藥物中最大的類別。相應地,目前的抗生素復方制劑亦大部分由β-內酰胺酶抑制劑與頭孢類或青霉素類抗生素組成。
自20世紀40年代使用第一種β-內酰胺類抗生素青霉素以來,隨著抗生素長期、廣泛地使用甚至濫用,導致細菌對抗生素的耐藥性逐漸增強,威脅此類抗生素的臨床效用。研究發現,最常見的耐藥機制是產生β-內酰胺酶,導致β-內酰胺類抗生素的β-內酰胺環水解破壞,從而使此類抗生素失活。
為此,研究者開始尋找酶抑制劑,以解決這一問題。舒巴坦、克拉維酸、他唑巴坦等不可逆的自殺性β-內酰胺酶抑制劑相繼問世并應用于臨床。與β-內酰胺酶抑制劑聯合用藥已成為提高β-內酰胺類抗生素臨床療效的重要手段。
1981年,由葛蘭素史克成功開發的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鉀成為抗生素復方制劑的經典。
不過,針對抗生素復方制劑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并非主流。“進行抗生素復方制劑研發的出發點原本是解決耐藥性問題。如果盲目大量開發,可能會加重抗生素的濫用,造成更嚴重的耐藥性。”一位藥監系統人士指出。
國外對開發新的抗生素復方持謹慎態度。發達國家開發的抗生素復方制劑品種一般僅在6種左右,近年來亦鮮見新的品種上市。
國內繁榮
而與國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00年以來,我國自主開發的由β-內酰胺酶抑制劑與頭孢類或青霉素類抗生素組成的復方制劑的申報量日益增加,且涉及多種組方、多種配比。抗生素復方制劑研發較為活躍。數據顯示,我國的抗菌藥物復方制劑達24種之多。“我國抗生素復方制劑發展很快,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日益嚴重的耐藥性問題以及激烈的市場競爭給抗菌藥物的開發提出新的挑戰,研發一種全新化學結構的抗生素耗資巨大,且周期長、風險高,研發能力較弱的中國制藥企業力所難及。
而從劑型改革入手開發新的抗菌藥品種則成本較低、周期短、見效快,更多企業選擇了開發復方制劑。”前述藥監系統人士指出,“另一方面,在連續限價、降價的政策環境下,許多生產企業利用生產復方制劑產品規避限價政策。此外,也有企業生產復方制劑申報新藥以獲取招標優勢。”
抗生素復方制劑相對較高的抗菌活性和較低的耐藥率換來了不菲的身價。據了解,復方制劑的價格可達單方抗生素的幾倍甚至十幾倍。巨大的利潤空間驅使企業熱衷于復方制劑開發,醫院的用藥比例也節節高攀。
數據顯示,在全身抗感染藥物TOP50品種中,哌拉西林/三唑巴坦排和頭孢哌酮鈉/他唑巴坦鈉分別躋身第三位和第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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