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斷“大處方”背后的利益推手

前不久，筆者帶孩子到一家三甲醫院去看皮膚病，因為擔心影響孩子上學，就直接掛了專家號。在排隊等候過程中，有患者拿著大包的藥品不停地進出診室，不知何故。輪到筆者帶小孩就診，只見標牌上印有多項顯赫頭銜的專家一邊聽筆者的述說，一邊簡單地看了一下孩子的雙手癥狀后，即診斷為丘疹性蕁麻疹，并當即通過院內聯網電腦進行了組方選藥，提出在交錢取藥后再拿回來由其指導如何使用。在劃價窗口，被告知醫生所選藥物有8種，全部藥價超過150元，至此筆者更加納悶，托辭帶孩子離開了，并重新找了家并不知名的醫院，經門診醫生診斷僅為常見性凍瘡。

孩子沒有患上麻煩的皮膚病，固然讓筆者放心了，但發生在這家三甲醫院的情境不能不讓人多作追問，為什么在規模醫院，患者看不到醫生處方，是院方基于控制運行成本、實行電子管理的需要還是另有其他考慮？為什么知名專家在弄不明常見病癥的情況下，卻依然頂著權威開“大處方”，那患者的用藥安全與“看病貴”問題如何落實與保障？其實，無論從近些年國家對公共醫療衛生的投入支持力度，還是廣大患者對規模公立醫院的醫療救治期盼，都不應該讓這一老生常談的問題再次成為新的話題。

說實在的，醫生開“大處方”，利益驅使是根本，這中間既有醫生的愿望也有院方的默許，是醫療機構存在已久的不規范、不道德執業行為。但只要這種“頑疾”不除，藥品回扣之風盛行，患者的醫藥費用就會居高不下，廣大群眾怕看病，看不起病的沉重包袱就卸不下。

而要解決群眾“看病貴”問題，必須斬斷醫生“大處方”背后的利益推手。就此，筆者認為，還應該更多地從加強醫生職業道德建設與制度機制建構入手，從根本上規范醫生的執業服務行為。

一要建立完善醫德醫風教育制度。通過組織開展多形式的教育活動，使每一位醫護人員，尤其是處方醫生認識到“實踐治病救人，關乎事業發展”的共同使命，并自覺做到在臨床服務中、在開方選藥時能真正以病人為中心，對每一個病人負責，切實遵循依病情需要、對癥下藥的用藥原則，若病情不需要堅決不多開藥，努力以良好的職業道德素質和技術服務水平贏得患者認可，樹立醫院良好形象。二要建立健全激勵促進機制。要從有利于提高醫護人員積極性、主動性的要求出發，既通過改革個人收入分配機制，實行個人工資、津貼定崗定薪，按勞取酬，向突出貢獻者、業務骨干重點傾斜，又通過強化技術服務，提升診療服務價值，來全面提高醫生的收入待遇，遏制醫生開“大處方”、“高價藥”的利益沖動。同時要將醫生使用基本藥物及合理規范用藥情況進行跟蹤考評，并與職稱評定、職務聘任晉升等掛鉤，如定期對門診處方書寫的規范性、處方用藥及配方的合理性、用藥時間、用藥適應癥及處方費用等進行考核和點評，對濫開“大處方”的醫生給予嚴肅批評并實施經濟處罰，這樣從制度層面為營造與提升良好的醫德醫風發揮保證作用。三要切實發揮處方用藥規范的制約作用。衛生部已發布《中國國家處方集（化學藥品與生物制品卷）》，它是全國統一的權威性處方集，不僅為常見疾病的臨床用藥提供了參考依據，指導醫生正確合理用藥，讓群眾能有更多的機會使用基本常用藥物提供了保證，更能有效避免少數醫生為提高收入而多開藥、開貴藥。

來源：醫藥經濟報 作者：朱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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