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大差錢創新難 生物藥企遭三重門

　　雖然生物科技行業的總體業績在2010年有所改善，但是存在于大型、較成熟公司和新興、初創公司間的資金鴻溝不斷擴大，后者持續面臨融資困境。”安永全球生物科技行業主管GlenGiovannetti在安永主辦的《超越邊界：2011年全球生物科技行業報告》發布會上如是說。

　　盡管全球生物科技行業在2010年呈現出穩健的收入和利潤增長，連續兩年實現全行業總盈利，但用于研究和開發的基金變得越來越稀缺，尤其是對于行業中占絕大多數比例、尚處于商業化前期的公司。

　　據安永亞太區及中國區生命科學業務主管張羿軒介紹：“這些公司對于資金需求甚殷，以支持完成其往往延續數年的藥品開發。這一趨勢給生物科技公司的傳統運作模式帶來壓力，在未來有可能改變這類公司對研發的投入方式。”

　　面對歐債危機下的融資困境，GlenGiovannetti建議：“生物科技公司需要創造性地適應當前的環境：提高對可用資金的利用，并且在藥品開發過程中盡可能早地向投資者、購買者和監管機構展示其產品的潛在價值。”

　　融資形勢兩級分化

　　經過金融海嘯之后，很多生物醫藥企業的業績都出現了好轉。2010年，加拿大、歐洲和美國公司共募集資金25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金融危機前4年募集資金的平均值。在再融資增加的同時，坐落于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和美國生物科技行業中心地區的諸多企業創造了豐富的凈利潤，比上年同期增長3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可以獲得更多的融資，盡管融資總額出現反彈。2010年，用于創新的融資卻逐漸減少。在美國，成熟、盈利型公司的大型債務融資比2009年增長150%。與之相反，創新資本融資則減少20%。

　　由于很多創新性的生物醫藥企業在產品研發的初期并沒有利潤，而由于監管環境和定價機制的快速改變，對于初創階段的“種子公司”，投資者的興趣顯然不是那么濃厚。

　　根據安永的統計，資金走向偏度十分明顯。在美國，82.6%的資金流向20%的成熟生物技術公司，比2009年的78.5%有所增長。而位于底部20%的公司僅僅獲得0.4%的資金，比2009年的0.6%進一步下降。

　　據GlenGiovannetti介紹：“成熟的公司能夠得到大多數融資，有兩種情況：一是其產品已經獲利；二是其產品研發到了最后階段，臨床試驗可能到了第二、第三階段，投資人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研發的產品很快就可以進入市場，投資風險相應減少，投資人愿意在他們的產品上進行投資。”

　　張羿軒認為：“很多大公司需要生物技術公司給他們提供創新，但是這些投資方有時不愿意提供直接的資金支持，一些大公司開始傾向于一些新的投資方式。”

　　不少大企業對研發有了新的想法——聯盟，但非前期支付。根據安永的統計，戰略聯盟的潛在價值保持強健，總價值高于400億美元。然而，聯盟伙伴給予生物科技公司的預付款降至31億美元，比去年同期降低37%。

　　此外，大企業對于生物公司的并購也因為歐債危機而有所放緩，涉及歐美生物科技公司的兼并收購從2009年的58例銳減到2010年的45例，而這些財務交易的總價值保持相對平穩。

　　政策因素考驗創新

　　對于生物醫藥企業來說，可用資本減少還不是最壞的消息。它們面臨著更高的要求，尋找和開發藥品的時間更加冗長、成本更高、風險更大。而藥品的審批數量降至歷史低位。與此同時，在藥業公司已經實施臨床試驗之后，監管者要求它們提供額外數據的現象更加普遍，這又增加了藥品開發的時間、成本以及風險。、

　　Giovannetti指出：“世界各地的醫療保健系統都面臨著控制成本的持續壓力，給創新者的產品價格帶來持續的下行壓力與不確定性，而這種趨勢愈演愈烈。在這一趨勢下，生物醫藥公司需要從單一的新藥品生產，轉向展示改善健康績效。”

　　安永建議，生物醫藥企業如果還想在日益具有挑戰性的環境中保持創新能力，就必須轉變原來的研發思路。首先，在以結果為導向的環境中，公司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它們需要證明其產品確實與眾不同。因此，需要從開發的最初階段實施量身定制策略，用以向監管者展示其在效能方面的相對優勢，并愿意為購買者提供各種有創造性的定價策略，包括以績效為基礎的定價方式。

　　在資本層面，公司需要尋找新的方法來籌集、配置資本，開展更加有效的研發。在資本層面，公司在籌集、優化、保管和投資稀缺資本方面需創造性地尋找新的方法，將現有的知識產權貨幣化。在研制層面，生產面向小眾的更具有針對性的產品將會更為有效，這類產品需要進行的試驗量較小，競爭壓力較低，安全性問題更少。

　　其次，為了生存，企業還要創造新的競爭優勢。為了支持前兩個必要條件，管理層需要具備諸多能力：對不斷變化的醫藥政策動態的感知能力，項目管理與績效考核、衡量價值和溝通價值的能力，以及研發新模型和方法的創造力。

　　此外，在研發聯盟流行的背景下，支持可持續創新還需要生物科技公司與其他利益相關者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例如，鼓勵建立適應性臨床試驗和有條件的藥物審批制度、圍繞健康績效構建的支付機制、開發吸引生物科技類投資者的激勵機制，以及增強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感。

來源：醫藥經濟報 　賈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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