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菌藥研發有望走出低潮

　　時間也許是治愈恐慌的最佳藥方，然而“超級細菌”在專業人士心中掀起的波瀾才剛開了個頭。在昨天舉行的第47期院士沙龍上，盡管專家們相信，預言抗生素時代的終結還為時過早，可圍繞耐藥菌的疑問卻接二連三。為此，世界衛生組織把“抗擊耐藥性”作為2011年“世界衛生日”的主題，希望以此扭轉之前“對于耐藥性的十年忽視”。

　　新藥研發輸給了細菌變異

　　人類與細菌的較量猶如一場“貓捉老鼠”的游戲，自認為聰明的“貓”未必斗得過靈活應變的“老鼠”。更為可悲的是，鑒于“老鼠”的精明狡猾，疲于應付的“貓”甚至放緩了追逐的腳步。

　　在華山醫院抗生素研究所副所長王明貴看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比細菌跑得快，全球平均每年上市3種抗生素新藥；此后，新藥研發的速度明顯跟不上細菌強大的求生變異能力，2008年，全球僅誕生了1個抗生素新藥。

　　為何大公司紛紛退出研發？王明貴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要找到一個比原先更有效的抗生素越來越難，另一原因則是無利可圖。“試想，一個新藥的誕生通常需歷經10年，抗生素也不例外。可如今，一種新抗生素上市后，不出2年就出現耐藥，對于藥廠來說，花同樣的錢和時間，不如開發一些收益期更長的新藥。”

　　“貓抓不住老鼠”的情況在我國似乎更加嚴重。目前，國際上僅有兩種抗生素對“超級細菌”有效，分別是多粘菌素和替加環素。然而，前者在我國已經停產，后者則處于研發階段，尚未上市。從這個意義上說，“超級細菌”在我國已屬“泛耐藥菌”，即對現有的所有抗生素都耐藥。

　　好在伴隨“超級細菌”的出現，國際上抗菌藥物研發在經歷了十多年的低潮期后，又有趨熱現象，“老鼠”終于再次喚醒了“貓”的斗志。

　　“醫療旅游”或把耐藥菌傳到全球

　　其實，“超級細菌”并非一個科學概念，而是媒體給起的名，專業人士更愿意稱其為攜帶“NDM-1新德里一號金屬酶”基因的極度耐藥菌。從它的名字不難看出，“超級細菌”與印度有著密切聯系。

　　據調查，全球第一例“NDM-1”耐藥菌感染者是一名比利時人，他在巴基斯坦遭遇車禍后，在醫院感染了這種“超級細菌”；而最初一批感染者中，有不少曾去過印度等南亞國家“醫療旅游”，在當地接受整容或器官移植等外科手術。為此，瑞金醫院臨床微生物科主任倪語星認為，“超級細菌”的廣泛傳播對時下興起的“醫療旅游”提出了警告。

　　事后研究表明，“NDM-1”耐藥菌在印度醫院和社區普遍存在，甚至就生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普通人群的腸道中，這不得不令人懷疑，很可能是“醫療旅游”把超級細菌帶到了全球。

　　倪語星表示，國際上極少有人對“醫療旅游”的潛在風險進行過評估，但種種事件提示，這種全新的醫療模式應謹慎推行。此前，36個來自巴爾干地區的患者在赴巴基斯坦接受腎移植手術后，80%的人感染了乙肝病毒，44%的人出現了傷口感染，90%的人出現過泌尿感染。

　　監控耐藥菌不應只“看”住醫院

　　作為感染源的醫院被列為重點監控對象，衛生部也在全國的“哨點”醫院中建立起了耐藥菌的監控網絡。但是，市疾控中心微生物研究室副主任陳敏認為，僅僅“看”住醫院還不夠。

　　早在10年前，我國就對肉、奶等食品中部分致病菌的耐藥情況進行過監測。在44株沙門氏菌對17種抗生素的藥敏試驗中，四環素、氨卞西林等抗生素已經表現出較高耐藥性，最厲害的一種耐藥菌對11種抗生素都不甚敏感。

　　結果不禁令人思考，耐藥菌究竟從何來？難道只有醫院應該對此負責嗎？陳敏引用美國醫學研究所的一份報告說，“耐藥菌的出現是全球公共衛生和環境的兩大災難。”

　　據市疾控中心最近兩年的監測，水體、水產品或是蒼蠅中分離出的霍亂弧菌也都不同程度出現了耐藥。這說明，只有全社會、全環境慎用抗生素才可能減少耐藥細菌的出現。

　　不過，令陳敏不解的是，有些時候，從水體、食品中分離出的沙門氏菌的耐藥性甚至高于人體內分離出的菌株。“這是否提示，耐藥菌的耐藥機制和傳播

來源：藥品資訊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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