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有難得的技術創新,但科學家與資本家的沖突,創始人與投資人的爭斗,在中國商業環境和商業規則不夠完備的背景下,幾乎無可避免,結果兩敗俱傷
“創新是一個鏈條,局部動是很難的。有的動有的不動、有的快有的慢是轉不起來的。創新在早期階段確實是一種精英文化,一個人、幾個人在實驗室就可以干,但到產業化、到臨床再到市場就超出了個人的能力范圍,進入了社會系統,此時就需要一個創新的社會環境。”在賽百諾創始人彭朝暉看來,現下我們面臨的是一個非常糟糕和不規范的市場。
2003年,賽百諾推出了世界首個基因治療藥物“今又生”,這是中國生物高科技發展的里程碑事件,有評論認為,其堪與雜交水稻、盤尼西林相提并論,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創造”。經過三年多的沉淀之后,無論是《科學》、《自然》這樣的科學權威,還是《時代》、《經濟學人》這樣的輿論領袖,都對其成果表示認可,并將其視為“中國巨龍覺醒的例子”、“將確定中國作為科學超級大國的地位”。
但人們猜中了開頭,卻猜不到結局。由于大股東湖北同濟奔達鄂北制藥公司以下簡稱奔達公司和賽百諾創始人彭朝暉的內斗,賽百諾走到了崩潰邊緣,“今又生”也一度被吊銷GMP證書。
賽百諾案例,絕非一個臉譜化的“資本家趕走科學家”所能概括,它幾乎囊括了“中國創造”的所有問題,早在研發階段就已潛伏風險。
眾所周知,生物醫藥產業是個高投入、高風險的領域。中國的生物藥市場相對狹小,政府對藥價的控制又讓巨額的研發經費難以在短期內回收。這便形成了一個中國創新藥領域的特點—研發經費過于依賴政府支持,缺乏國外高新技術產業常見的風險投資支持。
賽百諾初期雖然引入了風險投資,但各級政府先后投入的資金總額遠遠超過股東所投入的資金。不計各種無息、低息貸款,僅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和各種公共基金中,彭朝暉研發“今又生”所獲得資金支持就在5000萬元以上,這是“今又生”后期產業化及臨床試驗的主要經費來源。
中國生物技術企業在某些產品的研發階段領先于美國,而且能得到世界公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這一模式。但是,中國目前尚無政府科技投入監管方面的法律法規,在資金管理上比較粗放,績效考評和問責機制薄弱,考核業績的主要指標是新藥上市而非其后的銷售。
因此,當“今又生”進入真正需要大手筆投入的市場營銷階段,缺乏專業投資者接盤的政府主導模式弊端便暴露無遺。
中國缺乏能夠吸引國際資本的重大創新,國際資本進入中國后也缺乏退出渠道,很容易形成資本與產業的錯位。國際資本是以財務投資為主,重視的是盈利,所以喜歡從二級市場退出,但當時中國沒有創業板市場現在的創業板也毫無理性可言,想獲利就要把企業拿到境外上市,成本高到讓人望而卻步,自然也就沒什么興趣。
于是企業只能在國內尋找一些有行業經驗的產業投資者,而這些人有根深蒂固的“寧做雞頭不做鳳尾”習慣,希望控制每一個環節。“中國醫藥界的產業投資者,很少能稱得上真正的資本家。
他們習慣了野蠻生長,成功靠的是比別人膽大、敢冒險,簽了協議不執行,出現問題就繼續重組,這幾乎是他們遺傳性的本能,不能指望他們能在短時間內有較大的轉變。貿然進入以嚴謹、高風險著稱的創新藥領域,他們很難相信要按照國際慣例去做事,自然容易遍體鱗傷、鮮血淋漓。同樣,賽百諾這樣的企業在國內融十次資,恐怕九次都是這樣。”萬盛證券遠東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曾擔任過賽百諾公司獨立董事的張新宇表示。
身為賽百諾公司的創始人、“今又生”之父,彭朝暉本對賽百諾有著絕對的控制權,曾經一度占有賽百諾70%以上的股份,賽百諾擁有的6個專利也掛在他名下,但隨著資本的引進,彭逐漸失去了公司控制權。
需要強調的是,彭朝暉的遭遇并非孤例。“今又生”之后,中國政府又先后批準了另外兩個生物類國家一類新藥—煙臺麥得津公司的“恩度”和上海三維生物的“安柯瑞”。耐人尋味的是,三個一類新藥均未成為人們最初期待的重磅炸彈級藥物,三者的研發領導人都經歷了共同的命運—下崗。“恩度”的發明者羅永章于2005年全職去清華大學任教,彭朝暉和原三維生物總裁胡放則都在2008年底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公司。
“一個科學家如果想要創業,不僅僅要考慮創業過程中的種種挑戰,還要做好應對各種觀念理念差異的準備,甚至是受巨大委屈的準備。”羅永章對此深有感觸。科學家出身的中國生物醫藥企業家們,面對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在中國式的野蠻生長與科學的嚴謹、人命關天的責任間艱難的走鋼絲,既要做科學研究、進行商業調查,又要尋找資金白手起家、有效管理公司,還要學會說服審慎的監管者,并最終占領他們從未熟悉的市場。
來源:藥品資訊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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