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醫藥企業研發之痛

　　盡管我國已出臺了不少鼓勵政策，發改委、科技部等有關部門每年均要提供數額可觀的資金項目加以配套，但由于通常采取“撒胡椒面式”的做法，靶向性差，對促進企業研發水平的提高效果并不明顯。此外，很多地方政府對研發型和一般生產型企業沒有實行差別化，企業的研發積極性受到抑制。

　　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已提到議事日程。對我國醫藥行業而言，成功實現轉型面臨諸多困難與障礙。由于醫藥行業是一個知識密集型的行業，研發水平的高低從根本上決定了整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因此，如何全面提升醫藥企業的研發能力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研發能力弱成轉型“瓶頸”

　　近幾年，筆者走訪了國內不少醫藥企業，一個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絕大多數企業均將注意力集中在銷售額的提高、利潤的增長上，而非研發投入的提高,很多企業沒有研發部門或相對固定的研發人員。于是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便出現了：缺乏真正研發基礎的醫藥產業將怎樣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結構轉型?

　　按照國際平均水平，在全球范圍內，醫藥企業每年用于研發的投入占其銷售收入的比重為8%，而歐美發達國家則達到15%~16%，甚至有的企業達到了20%以上。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企業的研發能力一般從人力和財力投入兩個角度進行衡量，即科技人員占比和研發費用比例。從初始水平來看，中國醫藥制造業的科技人員占比為4%，遠低于國際先進水平基準20%，研發費用占比不足2%，亦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近10年來，盡管我國醫藥總產值每年以兩位數增長，但上述兩項指標均增長緩慢，與產業向好的形勢形成反差。

　　這里還有一組數據，2005年，我國醫藥行業全部研發經費內部支出只有43.4億元人民幣，而美國輝瑞公司當年的研發投入就達到74.42億美元，其研發投入是我國整個產業研發投入的約12倍。在醫藥產業，體現技術競爭力的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企業擁有的創新性藥物的數量，據上海醫藥工業研究院統計，2003~2005年，全球十幾個主要國家產出的創新性藥物的數量分別為261、199、290個，而我國還沒有研發出真正的創新藥物。2006年，我國60家大型醫藥企業的研發人員僅占大中型醫藥企業研發人員總數的33.8%，占全行業研發人員數的比重更低，這種趨勢在近年間并沒有得到實質性改善，而美國39家PHRMA會員企業的研發人員就占美國全產業研發人員總量的72.8%，即研發人員在大型企業當中占有很高的集中度。

　　研發水平低下的原因

　　研究、水平嚴重低下，使我國醫藥產業成為“跛足巨人”，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我國醫藥企業長期缺乏有效的政策環境支持。盡管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一直沒有明確的產業政策概念，但實際上各級政府對研發型企業有著多種形式的扶植。如在美國，不少州政府對生物醫藥企業提供財稅、融資等方面的傾斜政策。在英國，政府對企業的研發活動提供了包括產品上市后增值稅減免、國際市場拓展活動經費報銷等優惠政策。最近筆者有機會與蘇格蘭國際發展局駐華機構的人員接觸，了解到蘇格蘭地方政府每年對區域內的醫藥研發型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給予了較大的財政補貼，以鼓勵其加大科技創新。相比之下，盡管我國已出臺了不少鼓勵政策，發改委、科技部等有關部門每年均要提供數額可觀的資金項目加以配套，但由于通常采取“撒胡椒面式”的做法，靶向性差，對促進企業研發水平的提高效果并不明顯。此外，除了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發達地區外，很多地方政府對研發型和一般生產型企業沒有實行差別化，研發型企業在稅收、價格和費用補償方面沒有特殊待遇，企業的研發積極性受到抑制。近年來，我國涌現出幾十個以地方政府牽頭組建的生命科學園和高科技開發園區，卻由于官本位因素，尤其是只顧面子工程、忽視企業個性發展需要和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大多數流于形式，難以形成真正的產業集群效應，僅是簡單的產業堆積，有的還造成了不必要的重復建設。

　　二是產學研鏈條嚴重割裂。與國外企業研發主體不同，我們醫藥行業的研發主體是各級科研院所、大專院校，企業僅扮演輔助角色。由于與市場脫節，這些獨立于企業之外的科研院所對最新的市場需求并不掌握或不敏感，缺乏創新的動力和壓力，也缺乏科技成果轉化的必要條件，加之內部體制原因，難以發揮有效的作用。同時，有關科研院所又隸屬不同的政府部門，條塊分割較為嚴重，造成科研力量分散，人才、資金、硬件設備等配置效率低下。創新主體的錯位導致出現一個結構性的矛盾，即基礎性的科研成果多于應用性的成果，企業與科研院所之間產生了極大的信息不對稱。盡管國家“十五”和“十一五”規劃均明確提出要建立有效的國家創新體系，但現實的情況卻不盡人意。

　　三是中介機構發育不成熟。目前，我國醫藥行業的技術成果轉化平臺極少，國內外較好的技術成果無法實現有效轉移與嫁接。對于研發型企業而言，非常需要臨床試驗、注冊認證、營銷咨詢、產權轉讓等一系列相關的專業化服務，專業化的中介服務迫在眉睫。近一段時間來，筆者參與了一項國外抗癌新藥向國內進行產權轉移的項目，深深體會到這項工作的復雜性與艱巨性，感受到建立專業化中介服務體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四是融資渠道不暢。在發達國家，一項重大的新分子化合物的研發費用高達10億美元，投入周期長，資金消耗大，如果沒有暢通的融資渠道，企業很難從事這一巨大工程。從國際范圍來看，生物醫藥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仍以發達的金融市場為支撐，至今尚未找到其他更加可靠的依托方式。在我國，研發型企業中不乏中小企業，但由于融資困難，企業的研發效果大打折扣。去年10月，創業板的推出為中小型企業帶來了新的希望，但似乎還是來得太晚了一些。

　　五是與企業的生存環境趨向嚴峻有密切關聯。我國醫藥產業的集中度較低，中小企業占有相當數量，這些企業擁有的優勢資源少，抗風險能力弱。在整個行業表現出剛性增長的背后，卻較少有人顧及當前中小型醫藥企業生存的不易，如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外需驟減、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原材料價格的普遍上漲、勞動合同法實施增大的經營成本等等，往往使企業在生存與發展之間首先選擇生存。急功近利，獲取短期回報，被迫成為常態，從而造就了全行業的一種普遍的無奈。

來源：藥品資訊網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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