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以大幅篇幅,對湖南省湘雅二醫院的蘆筍片“暴利藥”事件進行了分析,不僅認為已經暴露的問題只是冰山之一角,而且發出了“誰是藥價虛高幕后推手”的質問。
針對藥價普遍虛高的問題,從1996年開始,政府就出臺了大量調控政策,并先后采取了24次降價措施。同時,對于藥品價格,目前也已經有著較為嚴格的法律管理規定:無論是《藥品管理法》,還是該法的實施條例,對藥品價格的定價機制、流通規則等都做了詳細規定。尤其是2009年4月6日出臺的新醫改方案,不僅提出要有效減輕居民就醫費用負擔,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且明確提出要建立國家基本藥物制度,讓公立醫院改革取消“以藥養醫”。
遺憾的是,在具體的操作過程當中,不僅現實存在著一條由醫藥公司、醫藥代表、醫院領導、醫生等諸多角色組成和參與分成的畸形利益鏈條;而且,整個利益鏈條都直接建立在一個明顯不合理的藥價加價的機制平臺上——根據有關規定,雖然藥品賣給醫療機構的最高限價,一般由省級藥品集中采購管理辦公室審定公布,但醫院購進的每一種藥都可以在進價上加價15%賣給患者。尤其是在現行的藥品價格管理模式當中,藥品的定價過程似乎只是少數幾個主管部門的事情,不僅社會公眾的參與度普遍不高,價格主管部門和藥品生產企業之間也長期存在信息不對稱等問題,以至于我國的藥品價格管制出現了現實的失靈。
對于醫藥價格,世界上很多國家與地區都有一整套相對成熟與先進的調控方法,比如美國對藥品價格,就實行由制藥企業與銷售商、社會健康維護組織與醫院、保險公司和聯邦政府聯合談判定價的機制,同時接受《藥品競爭法案》和《處方藥競爭法案》的約束;俄羅斯則通過《藥品法》和《關于調整藥品價格的決定》,限制藥品價格上漲指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要想逐漸減少與遏制藥品價格普遍虛高的問題,治本之策只怕還是在于如何在藥品的生產、批發、零售等環節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強化日常的執法監管。
具體而言,不僅要盡可能公開現行藥品的出廠價,賦予與滿足公眾隨時查詢藥品藥價信息的權利;而且要盡可能規范醫藥的市場流程,實行公開、透明、合理的加價政策;不僅要盡可能壓縮與減少藥品的市場流通環節,充分利用增加必要、健康的市場競爭機制,最大限度地減少與壓縮流通成本;而且要對那些擅自違法違規加價的醫療機構與單位處以重罰,一般性的藥納入征信系統黑名單,頂風搞商業賄賂、從藥品加價中拿好處者,則要堅決問責到人,取消行醫資質,直至追究刑責。
其中尤其需要強調的是,要盡快變革現有的藥品招標制度,不斷引進與增強廣泛、有效的社會監督與公眾參與,逐漸形成一種包括廣大患者、醫院、藥廠藥商、政府、保險公司等諸多利益主體在內的博弈機制,盡可能壓縮藥品審批定價的權力尋租空間,解決藥品價出多門的問題,并盡快在立法層面制定更為完備、周密與合理的程序制度進行更為系統、穩定的規制與引導,從而有效避免藥價虛高架空新醫改政策惠民利民的制度善意。
新聞來源:北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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