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報告：數字人民幣和紙鈔將長期并存

　　數字經濟是未來經濟繁榮的關鍵，而數字貨幣在數字經濟競爭中將居于核心地位。據國際清算銀行調查，80%的中央銀行已啟動數字貨幣研發，2021年4月，中國法定數字貨幣也開始了小范圍試點，這是是全球第一個投入試點的法定數字貨幣，同時也是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家推出的法定數字貨幣，因此引來多方關注。

　　12月23日，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熱點問題研討會（第20期）在線舉行。本期論壇的主題定為“央行數字貨幣的全球趨勢于政策啟示”，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黨委副書記、國際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宋科圍繞央行數字貨幣的邊界界定、全球趨勢、政策啟示三個方面發布CMF專題報告。

　　報告參考數字貨幣案例指出央行數字貨幣（CBDC）的兩個核心特性是法定性和數字性，并不限制具體發行方式和所用技術。

　　宋科介紹到，自2008年比特幣概念被提出后，關于數字貨幣的討論主要分為三輪，第一輪是關于比特幣能否成為新一代法定貨幣，第二輪是Libra推出后關于超主權貨幣的討論，是否有可能出現eSDR功能貨幣，第三輪是當前關于央行數字貨幣的討論。就概念界定而言，可將數字貨幣按照三個維度來進行劃分，即是否以數字化形式存在、是否由央行發行、是否使用區塊鏈、密碼學等技術。其中，央行數字貨幣的主要特征為：一是數字性，二是由央行發行，但并不限制所用技術。

　　報告在分析央行數字貨幣的全球趨勢時指出，各國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動機可劃分為四類：一是，抵制別國經濟制裁，爭取貨幣主權，以委內瑞拉為代表。二是，提升支付效率，改善現有交易體系，特別是隨著第三方支付沖擊現有金融基礎設施和支付體系，各國央行加快研究央行數字貨幣。三是，維護中央銀行地位，應對貨幣形態變化。四是，增強政府對金融的監管，維護金融穩定。

　　報告認為，目前各國在發行和試點央行數字貨幣的過程中主要形成了三點基本共識：第一，明確的中心化組織，以國家信用作為擔保。第二，價格相對平穩，這關乎貨幣的價值尺度職能。第三，在技術層面保持技術中性，可以采用分布式記賬，也可以采用二元賬戶體系等傳統銀行賬戶體系。

　　報告認為，央行數字貨幣的政策啟示可歸納出三個方面。

　　第一，央行數字貨幣與現金需求的關系。

　　貨幣需求的影響因素方面，以往的貨幣需求理論主要研究了收入、利率對于貨幣需求的影響，但如果我們從現金需求的角度看，則存在著兩個重要的問題，即“一個4%”和“兩個80%”的問題。“一個4%”問題指的是現金在廣義貨幣量中的占比長期不足4%。“兩個80%”問題指的是，當前的現金80%以上以大額紙幣的形式存在，另外從歐洲央行和美聯儲的調研數據可以看出，消費者持有現金量（用于日常支付消費）大約僅占全部現金量的5%-10%，也就是說80%以上的現金量都并非用于日常支付交易，可能很多用于地下經濟活動，尤其是避稅、腐敗、非法移民和恐怖融資等非法地下經濟活動。Rogoff對此進行了長期研究，在多年前他就提出所謂的Rogoff方案，即取消大面額紙幣，保額小額紙幣。央行的數字貨幣為Rogoff方案提供了實現的可能，因為從現在來看，小額交易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匿名，大額交易在打掉匿名性后相當于取消了大額紙幣。

　　移動支付是否存在對于現金需求的替代作用？自1978年以來我國M0一直保持增長，即便是自2011年智能手機和移動支付加速發展以來，M0仍然保持長期上升趨勢。從更為廣泛的國際經驗來看，銀行卡、移動支付、虛擬貨幣的發展也不影響M0的增長趨勢，這說明現金需求不僅來源于支付。另外我們也看到，自2011年移動支付加速發展以來，M0總量維持增長，但增速出現下降趨勢，M0同比增速由2011年15%左右下降到2019年的5%左右，可以說基于小額支付場景的移動支付對于現金形成一定程度的增量而非總量替代。為了驗證現金需求與移動支付之間的替代關系，我們研究了來自于農村地區的近一萬份微觀數據。之所以選擇農村地區，是因為農村地區現金需求以日常消費支付為主，地下經濟對現金需求的干擾和影響相對較少。研究結果發現，移動支付對當前我國農村居民的現金需求有明顯的替代作用，而且在金融科技發展程度越高的區域，替代效應會越強。

　　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我國出現了一次特殊的“現金擠兌”。由于流通中紙幣攜帶大量微生物，有可能會成為流行病的傳播媒介，因此國家提倡非接觸式金融活動，所有的交易活動盡可能線上化，按照正常邏輯來將現金需求應該會出現下降。然而統計數據表明，M0月度同比增長率在今年3月-11月份的大部分時間內都在10%以上，最高達到11.1%，遠遠超過了上一年5%左右的水平，且在3月份-9月份都超過了M2月度同比增長率。以此同時，商業銀行庫存現金卻在快速減少，由1月份的7908億元下降至10月份的5321億元，這表明今年以來商業銀行提現壓力較大。那么這次特殊的“現金擠兌”是否與央行數字貨幣在今年的加速推進有關呢？一種猜想是這次“現金擠兌”在某種程度上是基于央行數字貨幣對于匿名性消失或對于匿名性需求的預防性的提前反應。

　　第二，央行數字貨幣與現金供給的關系。

　　央行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數字人民幣和紙鈔將長期并存，如此一來，二者之間在供給層面的關系就顯得十分重要。假設經濟體中所有存款都是活期存款，由于央行數字貨幣替代M0，在引入央行數字貨幣后，貨幣乘數會發生變化。在存款準備金率不變的情況下，現金漏損率（現金存款比）越大，貨幣乘數越小，反之貨幣乘數越大。央行數字貨幣對現金存款比的影響一方面體現為央行數字貨幣發行/計劃發行導致現金提取量增加，比如今年中國M0的異常增長，另一方面是央行數字貨幣發行導致銀行存款大量兌換為央行數字貨幣，即央行數字貨幣對銀行存款的“擠出效應”，當然這種兌換還會影響到超準的比例、定期和活期的比例等等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第三，數字人民幣為實施負利率政策創造了空間。

　　在2008年次貸危機以后，全球經濟體都在尋求新的非常規的貨幣政策，其中負利率政策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在現有的雙層運營體系下，負利率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層是中央銀行對銀行的準備金收費，第二層是銀行對存款和現金收費，其核心是第一層，但從現有研究和實踐來看效果并不明顯。

　　報告最后指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國在發展央行數字貨幣的過程中都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央行數字貨幣對金融穩定和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針對這一點還需要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本次研討會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聯合主辦，中國人民大學一級教授、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席主席楊瑞龍主持論壇，知名經濟學家黃益平、張明、邵宇、鄒傳偉分別就數字貨幣相關議題發表觀點。中國網等多家媒體平臺線上直播，同時在線觀看人數近百萬人次。

　　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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