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建國：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新階段“三農”工作關鍵節點在縣域

　　12月28日至29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全黨務必充分認識新發展階段做好“三農”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舉全黨全社會之力推動鄉村振興，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這場大會，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全面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系統部署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為新征程“三農”工作擘畫了宏偉藍圖，提供了根本遵循。

　　可以說，2020年年尾，在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關鍵節點上，這場最高規格的大會正式拉開了新階段我國“三農”工作的歷史性大幕，也標志著新階段我國發展重心迎來重大調整。為何這場一年一度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會成為如此重要的歷史性節點？

　　首先，這是由我國“三農”發展的現狀、階段決定的。

　　一方面，“十三五”收官之際，我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三農”壓艙石作用更加凸顯。會議中用這樣的段落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全面總結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歷史性成就和變革：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工程，組織推進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脫貧攻堅戰，啟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業農村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上了大臺階，農民收入較2010年翻了一番多，農村民生顯著改善，鄉村面貌煥然一新。貧困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解決困擾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取得歷史性成就，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另一方面，當前，我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質量效益和競爭力不高的問題突顯起來。同時，我國農業還存在基礎不穩固，抵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能力較差、市場化組織化程度不高、農產品結構性供過于求和供給不足并存、質量安全風險隱患等問題。

　　截至2020年，我國初步構建起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四梁八柱”，而下一階段，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高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是 “三農”發展現狀和階段的必然要求。

　　第二，這是“三農”工作在我國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必然要求。

　　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一方面，是對“安全”的需求，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是“三農”工作的頭等大事。我國糧食連年豐產，肉蛋菜果魚等產量穩居世界第一，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充足，但也不能掉以輕心。特別是疫情以來，我國面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做好“三農”工作有利于加快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保障我國的糧食安全。

　　另一方面，從擴大內需的方面，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充分挖掘縣鄉消費潛力。這也意味著縣鄉消費已經納入到了擴大內需的整體格局中，并放在了十分重要、關鍵的位置上。

　　未來在消費端，伴隨著縣域經濟的崛起和電商帶來的消費市場下沉，中國縣域和農村市場的消費潛力正在釋放出來。伴隨著這兩年國家在鄉村振興方面的一系列政策，包括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國家扶貧力度的逐步加大、農村基礎設施的大幅改善等，農村市場的消費意愿大幅增強。一個消費層面上的強縣域經濟時代正在來臨。

　　新發展格局下，縣鄉及廣大農村，同時在供給和需求兩端成為了新周期里的發展縱深空間所在。

　　其次，本次會議強調，新發展階段做好“三農”工作要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加強頂層設計，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等要求。這些要求和部署又傳遞出哪些信號呢？從這兩年在鄉村振興和脫貧一線的考察調研來看，筆者認為，其中有四個特別值得注意的關鍵信號。

　　第一，本次會議解決了“三農”工作開展中的關鍵節點的難題，新階段“三農”工作需要發揮好縣域和鄉鎮的關鍵節點作用。

　　本次會議強調，要把縣域作為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切入點，賦予縣級更多資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權，強化縣城綜合服務能力。筆者認為，這種綜合服務帶動能力內涵和深度均極為豐富，而且，在縣域與農村之間還應該用好鄉鎮的節點作用。

　　早在解讀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時，筆者就重點提出，我國明確了“縣域經濟”在鄉村振興實踐及解決“三農”問題上的重要作用。鄉村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基礎條件及產業要素集聚不足等現實狀況，決定了鄉村難以承接大規模的產業轉移，也不可能進行大規模的集中開發；且發展現代農業也離不開縣域配套產業鏈的完善，等等。這些因素注定了鄉村產業振興必須依托縣域大產業來支撐、配套和帶動。

　　把縣域作為解決“三農”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載體，以縣域為區域單位，通過強化縣域經濟來作為對接城市與農村的“中介”渠道和橋梁。而今年對河南等省份典型縣域實地考察后，筆者認為，應該增加“三農”工作中鄉鎮建設的分量。我國“十四五”規劃建議中，也提出“把鄉鎮建成服務農民的區域中心”，主要是強調要讓鄉鎮成為帶動農村發展的龍頭。

　　在我國農村，鄉鎮上面連著縣，下面連著村，是農村資源要素交換的關鍵節點，也是公共服務的主要供給者，還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環節。而在新階段“三農”工作開展中，鄉鎮可以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農村的服務中心、數字鄉村的中心、美麗鄉村的中心，以及更重要的鄉村的產業中心。要把鄉鎮建立成連接縣域各級產業平臺與農村的產業中介橋梁和通道，通過鄉鎮產業園、龍頭企業，以及合作社等組織形式，建立起與鄉村產業的緊密聯系和帶動能力。

　　第二，本次會議解決了“三農”工作開展中的頂層設計難題，新階段“三農”工作機制制度得到進一步明確。

　　本次會議從多個角度、不同層面強調了完善“三農”工作頂層設計的重要性和方向。包括“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扛起糧食安全的政治責任，實行黨政同責，‘米袋子’省長要負責，書記也要負責”，包括“加快構建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也包括縣委書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三農”工作上，當好鄉村振興的“一線總指揮”，等等。

　　可以說，本次會議明確了新階段“三農”工作開展的頂層設計，從機制體制角度上更好地全面推動鄉村振興。而縣委書記主要精力放在“三農”工作上的導向，也是進一步強調要把縣域作為解決“三農”問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要載體，這和上面傳遞的信號是相吻合的。

　　第三，本次會議，解決了“三農”工作開展中的人的難題，強調吸引各類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

　　本次會議強調，要“選優配強鄉鎮領導班子、村‘兩委’成員特別是村黨支部書記”“要吸引各類人才在鄉村振興中建功立業，激發廣大農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這其實指向的正是鄉村振興中人的難題，特別是人才的難題。從鄉鎮領導班子、村“兩委”成員培育角度，筆者建議，可以通過將優質培訓資源向基層延伸，開展農村“領頭雁”培訓，對農村干部進行集訓，通過專題輔導、現場觀摩、座談交流相結合的形式，不斷增強基層干部抓黨建、促發展、惠民生的能力水平；從吸引人才下鄉創業角度，筆者建議，可以通過出臺更多優惠政策，發現、識別、凝聚各行業各領域優秀人才，做好人才回歸，特別是產業領軍型人才回歸工作，以產業領軍型人才回歸引領項目回歸和發展，建好黨政人才、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術人才、高技能人才四支隊伍，從而充分發揮人才在“三農”工作中的引領和支撐作用。

　　第四，本次會議解決了新階段“三農”工作開展中的產業發展的難題。

　　本次會議強調，要加快發展鄉村產業，順應產業發展規律，立足當地特色資源，推動鄉村產業發展壯大，優化產業布局，完善利益聯結機制，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筆者認為，這就意味著要打好深化農村產業革命突破戰。

　　這需要在農村產業革命現有經驗和做法基礎上，往進一步提質增效方向推進，而這其中著重突出了“結構”“特色”“融合”“載體”“通道”等關鍵詞。

　　“結構”上，通過“破”和“立”來持續優化種植結構，包括繼續大力調減低效作物種植面積，優化種植結構，提高產出率和收益率。“特色”上，強調以縣域為單位，走出特色化、差異化發展之路。每個縣聚焦1—2個產業，重點發展見效快的食用菌、蔬菜、養殖等產業。“融合”上，則以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加快打造各具特色的農業全產業鏈,為重點等。“載體”上，現代農業產業園將成為解決“三農”問題和鄉村振興實踐的重要抓手，只有現代農業產業園這樣的抓手，才能更好更快地讓普遍存在著包括品牌不亮、附加值低、農業機械化程度低等關鍵問題的傳統農業大縣實現農業產業的深度開發，推動農業結構的調整和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最終讓整個產業實現轉型升級、提速換擋、結構優化。“通道”上，以農村電商等為基礎的數字鄉村建設方面，未來需要進一步加快數字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數字鄉村經濟的新業態、新模式探索，加快完善數字化鄉村治理和信息服務。（文/中國產業集聚研究專家、老楊會客廳創始人 楊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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