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疫情反復與結構調整沖擊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復蘇

　　聚焦“疫情反復與結構調整沖擊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復蘇”主題，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和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11月21日線上舉辦。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教授發布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的年度報告，認為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復蘇，但受基數因素和下半年復蘇勢頭放緩影響，預計第四季度實際GDP增長3.9%，全年經濟增長8.1%，實現全年6%以上增長目標。

　　報告指出，2021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持續復蘇的一年，呈現出“前高后低”“結構分化”和“壓力加劇”的運行特征。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總體穩定、外資外貿的景氣持續、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向好以及全面小康目標的順利完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在疫情期間的持續復蘇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和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復、極端天氣的出現、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宏觀經濟政策的快速常態化、房地產和碳減排等結構性調整政策的同步實施、金融風險的控制以及平臺整頓引發的社會輿情變異，使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自2季度持續上揚，經濟復蘇進程有所放緩，負向產出缺口有所擴大，前高后低的態勢明顯放大。

　　報告指出，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出十一大新現象、新問題和新特征，表明中國宏觀經濟復蘇的進程十分復雜，影響經濟復蘇進程的力量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內生因素，既有短期波動和周期調整，也有中長期結構性因素沖擊，更有政策協調的因素：成功的疫情防控和中國制造體系的強大依然是中國經濟持續復蘇的核心基礎之一，中國疫情防控紅利和全球供應中心效應有中期化的趨勢，外需對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復蘇的貢獻出現超預期的持續；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戰略的全面啟動、疫情帶來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全球對高技術制成品的需求持續上揚，導致疫情期間創新驅動發展態勢持續向好，數字經濟占比持續上升，高新技術行業利潤增速與投資增速保持高位運轉，研發投入新型激勵體系開始出現，新舊動能轉換在疫情期間得到加速；二季度以來經濟逐季回落難以用基數效應、疫情反復、天氣變化等外生因素得到滿意解釋，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過快常態化、各種結構性政策的非預期性疊加以及中國結構性大轉型全面出現是本輪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深層次核心原因；各類先行參數的變異和市場主體預期的回落充分說明市場預期發生系統性的變化，市場主體對疫情變化、政策調整、戰略定位在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持非常審慎的態度；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導致輸入性通脹和上游成本上漲的沖擊，而幾大價差的出現說明成本沖擊的價格傳遞效應很弱，各類企業利潤侵蝕持續逐級遞增，大量中小企業難以承受需求下滑與成本上升兩端擠壓，市場復蘇內生動力存在變異可能；一二季度宏觀數據的向好導致中國過早過快地采取宏觀經濟政策常態化，使貨幣政策力度指數、財政政策力度指數以及金融條件指數進入過緊區域，導致整體宏觀經濟復蘇難以抵御疫情波動、外部沖擊以及各種結構性調整帶來的疊加沖擊；煤電荒帶來的電力供求缺口快速擴大是中國供給端下滑的另一個核心因素，是綠色轉型進程中供給摩擦與政策協調失靈的產物，或難以在短期內得到緩解；國際供應鏈瓶頸問題持續時間比預期要長、產生的沖擊比預期要強烈，汽車行業缺芯問題對中國總需求和總供給都帶來強勁的沖擊；房地產管控政策的加碼以及長效機制改革的全面啟動標志著中國房地產市場進入到新時期，去金融化、去土地財政以及存量調整等戰略定位決定了與房地產相關的宏觀變量將面臨趨勢性回落，對于短期宏觀穩定和風險控制提出更高要求；中國宏觀債務率的持續高企導致中國融資的本息支付率大幅度上升，地方債務總量問責制、房地產戰略調整導致中國資金循環模式發生變化，標準的穩健貨幣政策很容易帶來結構性的緊縮和相應的風險；二季度以來供給端和需求端都出現明顯復蘇乏力的現象，但核心CPI和產出缺口變化表明需求端復蘇力量的收縮更為明顯，而在持續疫情沖擊和結構性政策作用下，短期供給能力的損失以及潛在增長能力的下降也值得高度關注。

　　報告認為，從綜合性角度來看，宏觀經濟政策即使進行快速調整，也難以對沖多因素、多層次下滑壓力，四季度增速將進一步回落。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必將逆轉2021年經濟復蘇乏力、增速回落勢頭。一方面它將部分延續2021年宏觀經濟復蘇的動力和基礎，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協調體系再調整以及“十四五”規劃全面落實等因素作用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將得到極大的緩解。2022年在宏觀經濟再定位、協調體系再調整以及“十四五”規劃全面落實等因素作用下，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將得到極大緩解。預計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速將達到5.5%左右，并呈現前低后高的運行態勢，預計2022年第1季度將重回5%以上，至第4季度趨穩于5.6%。

　　報告建議：科學設定2022年經濟增長目標，建議提出“基于疫情的增長目標”，以更好地發揮預期引領作用；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2022年基準增長目標不宜設定過低，建議在5.5%左右。高度重視2022年價格環境的復雜性，這決定了宏觀調控需要進行分類精準調整；堅持從系統論出發，按照中國特色宏觀治理框架科學實施宏觀政策，統籌解決周期性問題與結構性問題，實現增長動力與波動管理有機統一；在總體政策定位上保持相對寬松的宏觀政策環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真正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真正穩健；貨幣政策需要做好應對經濟增速回調以及美聯儲“加息縮表”風波的準備；財政政策需要出臺消費導向的減稅降費政策和民生導向的收入補貼措施；完善宏觀審慎調控框架，注重穩增長與防風險在中長期內的動態平衡；加快十四五規劃項目落地，提升基建投資增速，發揮跨周期調節作用；推進關鍵要素市場化改革，理順煤電價格關系，做好應對全球能源危機的準備；延續中小微企業稅費減免政策和就業穩崗補貼，扭轉中小微企業全面放緩態勢；科學調整疫情防控政策，利用大數據等信息手段優化疫情管控方式。利用好預期管理工具，加強市場溝通，降低宏觀政策的不確定性。在新發展格局的統領下，深入推進結構性改革和結構調整，通過構建新紅利和解決結構性問題來充分釋放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空間。

　　轉自：中宏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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