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的歷史根脈、生命力延續與全球影響力提升
——本刊專訪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講席教授王學典先生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的偉大文明，中華文化歷經五千多年始終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2023年3月15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向世界發出深入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真摯呼吁。當下，如何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促進世界文明對話，成為學界的重要研究議題。本刊主編高曉虹教授專訪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文史哲》雜志名譽主編王學典先生，圍繞中華文化如何高揚主體性，提升國際傳播影響力，在智能時代創新發展等話題進行深入探討。
一、中華文化創新的歷史根基
高曉虹：王教授，您好！您長期致力于中國現當代史學思想、史學思潮及儒學研究，在該領域有諸多建樹。今天，我們非常高興能對您進行專訪，向您學習請教。首先，請您談談，我們如何理解中華文化經久不衰的根基，其自身有什么樣的創新性特質。
王學典：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在五千多年歷史長河中薪火相傳、歷久彌新，根本在于它內在地蘊含著一種自我更新、自我調適的創新性特質。這種創新性特質，并非外在強加，而是根植于中華文明本身的結構性基因。
具體而言，我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理解中華文化創新性的歷史根基。
第一，植根于“中和為貴”的價值理念。中華文化自古倡導“中庸”“中和”之道，這種思想并非僵化保守，恰恰體現出一種動態平衡、因時而變的思維方式。《禮記·中庸》講“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道強調適應環境、調解矛盾、尋求最優解，正是在這種不斷調和、自我調適中，中華文化具備了靈活的適應力與持續的創新動力。
第二，體現于“禮樂教化”與生活世界的深度結合。我們常說“禮樂文明”，它不僅是廟堂制度的外在呈現，更是千百年來滲透進民眾生活方方面面的倫理秩序與文化日常。中國傳統文化始終將文化認同、社會秩序與個體行為高度融合于生活世界，因而具備極強的社會生命力。正是這種“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礎，提供了創新發展的厚重土壤，讓每一次文化變革都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支點，而不至于變成空中樓閣。
第三，形成于歷史上多次文明交融的積淀。中華文明自其起源階段，便呈現出多元一體、兼收并蓄的特點。從早期黃河、長江流域各類文化的互動融合，到漢唐時期對域外文化的積極吸納，再到明清之際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每一次對外來文明的接納，并非盲目崇拜，而是基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主體性之上的選擇性吸納。包容性恰恰是中華文化得以持續創新的動力來源，因為只有自信開放，才敢于借他山之石攻己之玉。
因此，中華文化的創新特質，既是其歷史悠久、文明體系成熟的表現，也反映出一種深層的文化自覺。這種創新，貫穿于生活方式、價值理念、制度體系等各個層面，使得中華文明始終保持活力、不斷進化。
高曉虹：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文明是在不斷吸納、創新與融合中發展的。請您談一談中華文化具有強勁的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王學典：這個問題恰恰揭示了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回望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我們可以發現，它的強大生命力并非源于一成不變的自我重復，而是得益于一種持續不斷的傳承中的創新與創新中的傳承的有機機制。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這一延續性首先得益于它高度穩定的地理格局、成熟的社會治理體系和厚重的文化積淀。但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存續從來不是封閉自守，而是在開放包容中不斷實現自我更新。對內，它善于吸納多民族、多地域文化的多樣元素，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對外，它能夠兼收并蓄外來文明的有益成分，不斷充實自身文化體系。這種既自信又開放的文化氣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只有充滿自信的文明，才會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時包容、借鑒、吸收各種不同文明。”可以說，開放包容正是中華文明創新不息的重要動因。
同時，中華文化始終堅持“以道馭器”“以本馭末”的理念，將核心價值、倫理精神視為文化的根基，而把技術、制度、器物等具體形式作為可以靈活調適的手段。正因為對根本精神的堅守，它能夠面對不同時代社會條件與外部沖擊，果斷推進制度創新與形式革新，而不失文化本質。這種堅守本質、靈活應變的文化邏輯，使中華文明具備了良性的創新循環機制。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中華文化的創新能力離不開其“以文化人”的治理傳統。中國古代社會治理歷來注重教化與文化認同的塑造，強調以道德倫理教化人心、整合社會。這種以文化為紐帶的社會整合方式，使得每一次文化創新，既有社會現實需求的倒逼，也能在已有的倫理秩序中找到落腳點，從而實現自我更新，同時，維系文化的連續性與根脈的穩定性。
由此可見，中華文明的每一次創新，都是根植于厚重歷史傳統基礎上的自然生長，而非全盤顛覆。傳承為根，創新為葉；守正不守舊，出新而不失本。這種動態平衡與自我調適的能力，正是中華文化強大生命力的深層原因所在。
二、文化創新中的結構性張力
高曉虹：從歷史維度看，一個民族文脈的賡續常常面臨傳統與現代、守正與創新的結構性張力。您認為中華文化是如何在這種張力中實現自我調適與發展的？
王學典：文化創新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始終伴隨著傳統與現代、守正與出新之間的內在張力。這種張力既是文明演進的重要驅動力，也是任何一個文明體系在創新過程中必須面對與化解的挑戰。就中華文化而言，它能夠在數千年歷史進程中歷久彌新、綿延不絕，關鍵就在于其內在擁有一種高度自覺的調適能力，能夠在矛盾張力中尋找平衡點，實現動態發展。
回顧歷史，中華文化在處理這一張力時，始終秉持一種以根本價值為定、以具體形式為變的思路。無論是儒家提倡的仁義禮智，還是道家推崇的天人合一，抑或佛教倡導的中道思想，均體現出一種穩定的文化精神內核。而與此同時，具體制度的演變、禮儀形式的革新、傳播載體的更新，卻始終隨著時代需求而靈活變化。孔子所言“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正道出了這種在堅守中推陳出新的智慧傳統。可以說，中華文化深諳“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善于在守正的基礎上因時而變。
更為重要的是，中華文明歷來善于借助外部文明的交流與碰撞，緩解自身發展的張力。從絲綢之路的興盛，到佛教東傳，再到明清時期中西文化的初步互動，每一次外來文明的輸入，表面上帶來了新的文化張力，實則為中華文化提供了調整自我、實現內生創新的動力。儒釋道三教合流、技藝制度的兼收并蓄，正是這種包容性調適的具體表現。
此外，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夠有效化解創新中的張力，還得益于它與民眾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度關聯。歷史上，文化創新并非僅停留在廟堂學者的思辨空間，而是與社會生活緊密相連。漢代儒學的官學化、唐代禮樂制度的調整，無不根植于社會治理、民眾倫理和生活實踐之中。正是這種生活化的落地機制，讓每一次文化創新能夠獲得廣泛認同，平衡傳統價值與現實需求之間的矛盾。
總而言之，中華文化應對創新張力的經驗表明，它從不固守一端，而是在堅守本質精神的同時，保持開放包容的姿態，善于吸納多元因素，根植于社會生活，實現自我調適與持續發展。這種“變中守正、常中求新”的智慧，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歷經風雨而彌堅的歷史啟示。
高曉虹：推動中華文化的創新發展需要做多方面的努力，您認為在市場需求、媒介環境與文化本真性之間存在哪些深層矛盾？如何破解這些矛盾并加以解決？
王學典：這是一個具有現實針對性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數字媒介技術的廣泛應用，中華文化創新傳播確實面臨市場導向、媒介邏輯與文化本體之間的多重張力。
我認為，當前這種張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深層矛盾。
第一，是商業利益驅動與文化精神追求的錯位。市場邏輯追求流量效益、短期回報，而中華文化承載的是歷史積淀、倫理價值、社會教化功能，兩者在節奏、目標、內容取向上存在天然張力。一些文化產品過度迎合消費主義，導致文化符號的碎片化、表層化，削弱了文化創新的深度。
第二，是媒介傳播快節奏與文化積淀厚重性的矛盾。數字媒介，尤其是短視頻、社交平臺的發展，使得文化傳播呈現“輕量化”“娛樂化”趨勢，而中華文化講究的是精深厚重、道器合一，需要時間積累與深入理解。媒介環境的碎片化傳播方式，往往無法承載中華文化應有的思想張力和價值傳遞，容易使文化產品流于符號消費。
第三，是文化自主性與外部話語體系的張力。當前在全球文化競爭格局下，文化市場的開放帶來了話語體系的多元沖擊，部分文化創作存在盲目迎合國際審美、忽視中華文化內核主體性的現象。這也是文化創新過程中的重要隱憂。
如何破解這些矛盾？我認為關鍵有三。
一是堅持以文化價值為導向，不能以市場邏輯替代文化精神主旨。政府、學界、業界要共同營造一個以人民為中心、以文化育人為本的創作環境，確保創新產品在市場活躍度與文化深度之間保持平衡。
二是加強數字媒介中的“守正”意識。要善于運用數字技術手段，但始終堅持“以內容為王”，強化中華文化主體性，防止技術本位、流量至上。技術是器，文化是道，不能本末倒置。
三是完善制度保障與人才培養。建立健全文化創作的激勵機制與評價體系，引導從業者將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同時注重培養既懂中華文化內核，又熟悉市場規律與媒介傳播規律的復合型人才，為文化創新提供根本性支撐。
總之，市場與媒介可為文化創新提供動力，但不能替代文化的本質立場。只有以文化主體性為核心，堅持守正創新，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文化創新傳播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人工智能與數字技術在文化創新中的作用
高曉虹：近年來，人工智能、數字技術迅速發展，深刻影響了中華文化的傳播方式與路徑，這一技術浪潮為中華文化的創新表達打開了全新的空間，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同時也提出了新的課題與挑戰。您如何看待這些新技術對中華文化創新表達的賦能作用？
王學典：確實，近年來以人工智能、大數據、虛擬現實、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興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正在深刻重塑文化傳播的方式與生態。過去，傳統文化的傳播往往受制于地域、媒介渠道和時間的限制。而數字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與虛擬現實的介入，使得中華文化得以跨越空間壁壘，呈現出多維度、多場景的傳播形態。通過數字化手段，許多曾經靜態的文化遺產被“激活”，如國寶文物的虛擬復原、古代建筑與非遺技藝的沉浸式體驗，使受眾可以更直觀、更具互動性地接觸中華文化。這一“技術賦能”無疑提升了中華文化的可視化表達能力和受眾觸達廣度。
更重要的是，數字技術改變了文化傳播的參與結構，打破了過去單一的“灌輸式”傳播格局，激發了文化內容的再創造動力。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數字創意平臺、用戶共創機制等新模式，使受眾從被動接受者轉變為主動參與者，甚至成為再創作者。尤其是當代青年，借助短視頻、數字國潮、虛擬漢服等新載體，積極投入中華文化的創新性表達之中。這不僅豐富了文化產品的表現形態，更實現了傳統文化與當代審美趣味的有機結合，為文化再生產注入了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數字技術也極大提升了中華文化全球傳播的效能。數字平臺的全球覆蓋能力，加之人工智能翻譯、跨語境傳播的便利性，使得中國故事、中國元素能夠更高效、更廣泛地傳播到世界各地，增強了中華文明在全球文明交流中的話語存在感與影響力，為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提供了堅實支撐。
當然，我們也要保持清醒認識，技術本身并不決定文化內容，它只是傳播的手段和工具。真正決定中華文化創新表達質量和深度的，依然是我們如何以自信的文化主體性駕馭這些技術，將其作為承載中華價值觀念、文明精神的橋梁，而非淪為空洞形式或淺層消費。這種“以文化為本、以技術為器”的理念，是我們在技術變革潮流中必須始終堅守的根本。
高曉虹：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數字技術的應用有效拓展了文化傳播的邊界。在數字賦能的背后，中華文化如何確保自身主體性與深層內涵不被技術過度工具化？
王學典：這是當前文化創新傳播中極為關鍵的一個問題。數字技術本身具有工具性與中立性，問題不在于技術，而在于誰使用技術、為何使用技術。如果處理不當，確實容易出現“技術本位”“流量至上”的傾向，導致文化內容被技術所裹挾，最終走向淺表化、消費化。
要確保中華文化在數字賦能背景下不失主體性和深層內涵，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始終堅持以中華文化主體性為核心。無論技術如何更新換代，中華文化作為文明主體的地位不能動搖。我們要明確，技術服務于文化表達，而非顛倒主次。內容為王、價值為本，技術只是助力器，不能讓技術邏輯取代文化立場。這是防止文化“被工具化”的根本前提。
第二，強化對數字內容創作的價值引領。要從國家政策、產業引導、平臺管理等多個層面，建立起明確的價值導向標準，推動數字文化內容在傳播過程中體現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與價值追求。尤其對于年輕一代數字創作者，要通過教育、政策支持等方式，提升他們對中華文化的理解深度，避免一味追求形式新奇、流量變現而忽略文化內涵。
第三，注重數字化內容的系統性整理與理論提升。當前數字內容呈現碎片化、個性化趨勢，這對中華文化這樣講求系統性、歷史性、整體性的文明體系提出挑戰。因此，我們應加大數字技術在中華經典文本數字化整理、文化知識圖譜構建、文明話語體系建設中的運用，將技術作為深化文化研究、夯實文化主體性的支撐工具，而不僅僅停留在傳播層面。
第四，培養復合型文化人才。技術賦能下的文化創新，最終要靠人來實現。我們急需一批既通曉中華文化傳統，又熟練掌握數字技術應用的復合型人才，既懂“文心”，也懂“技法”。通過人才培養，確保中華文化的深層價值在數字表達中得以準確傳遞，避免淪為表演性符號。
歸根結底，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是不可逆的時代潮流，但我們必須把握好“為誰賦能、賦什么能”的根本問題。只有堅定文化自信，守住主體意識，中華文化才能借助技術的翅膀，飛得更高、更遠，同時不丟失根脈與魂魄。
四、中華文化全球影響力的提升路徑
高曉虹：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文明體系正經歷深度調整與重新建構，文明間的交流、競爭、融合日趨頻繁。在這樣的背景下，中華文化如何增強全球影響力，不僅關乎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塑造，更關乎中華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主體性與話語權重構。面對當今多元文明并存、全球文化競爭日益激烈的局面，請您談談如何增強中華文化的全球影響力，使其在世界文明交流中發揮更大作用。
王學典：這是當前中國文化發展戰略中至關重要的命題。我認為，系統性增強中華文化全球影響力，需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第一，確立中華文明的話語自主權與主體意識。文明交流競爭的核心，首先是話語權之爭。如果缺乏話語體系的自覺塑造，就難以有效傳遞自身價值觀念。要加強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建設，以中國主體性為基點，提煉能夠體現中華文明精髓并具備國際表達力的理論話語體系，使世界通過中國的視角理解中國，而非依附他者定義。
第二，推動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的當代表達與普適傳播。中華文化歷來倡導“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協和萬邦”，這些理念蘊含著超越時代的文明觀和國際視野。在當今世界沖突頻仍、文明摩擦加劇的局勢下，中華文明所承載的和平性、包容性、協作性理念，恰恰具有全球共識構建的重要價值。關鍵在于如何將這些理念轉換為符合當代話語體系的傳播內容，增強其普遍吸引力。
第三，構建多層次、多渠道的文化傳播體系。全球影響力的塑造，絕不僅依賴單一媒介或單一形式。應充分發揮國家層面、社會組織、市場主體、數字平臺等多元力量，打造覆蓋學術、影視、文藝、網絡、教育、旅游、文創產業等多個層次的立體傳播網絡。同時，借助AI、大數據等數字技術，提升中華文化內容全球傳播的精準性與滲透力。
第四，深化文明互鑒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華文明從不主張單向輸出或文化霸權，而強調文明平等對話與共同發展。要善于在全球重大議題，如氣候變化、社會治理、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中，積極注入中華文明理念，將文化影響力與國家治理經驗、人類文明價值結合，形成系統性的影響力輸出。
總之，全球文化競爭的實質是文明理念、價值體系、治理經驗的競爭。中華文化必須堅持主體性意識，拓展國際視野，以內涵式建設增強硬實力，以文化軟實力塑造文明話語權，進而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發揮更大作用。
高曉虹：從歷史角度出發，中華文明過去曾在世界范圍內產生過深遠影響。自漢唐以來，絲綢之路的繁盛，使中華文化早早融入世界文明體系；而中國四大發明、農耕文明制度、儒家倫理體系等，也深刻影響了東亞乃至世界多個區域的社會結構與思想體系。請您談談中華文化在全球傳播的過程中，需要堅持哪些核心理念，講好中國故事，提升有效傳播能力。
王學典：中華文明歷史上對世界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一點有目共睹。我認為，回顧歷史經驗，結合新時代背景，中華文化在實現全球傳播的過程中，最應堅持以下幾個核心理念與戰略重點。
首先，文化傳播必須立足于堅定的文化自信與文明自覺。五千多年未曾中斷的文明史，讓中華文化形成了獨立、完整、自足的價值體系與治理智慧。這份歷史自覺本身就是中華文明最寶貴的優勢。在國際傳播過程中，我們既不必盲目迎合西方話語體系，也不能喪失主體意識，而應始終立足于中華文明特有的根脈，從自身的制度優勢、社會結構、文化價值出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理念，展現中國精神，讓世界認識一個真實、立體、豐富的中國。
與此同時，中華文明歷來推崇和平、包容、共生的文化價值，這種價值理念在當今世界顯得尤為可貴。當代國際格局正面臨諸多不穩定因素，“文明沖突論”“文化優越論”時有抬頭，而中華文化強調“以和為貴”“協和萬邦”，主張文明平等、互鑒互補，其所承載的和平性、開放性、協作性，恰恰為當今世界文明共處提供了中國智慧。未來在全球傳播中，更應堅持這一根本立場，積極推動文明共生、命運與共的價值共識。
當然，文明影響力的持續拓展，絕不可能止步于價值理念本身，更依賴于表達方式的現代性與創新性。歷史已經反復證明，一個文明之所以能夠廣泛傳播，關鍵在于其內容與形式的時代適應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走向世界，就必須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通過現代傳媒技術、國際話語體系和數字平臺，有效打通文化傳播的渠道，使中華文化在全球多元文化背景下被廣泛理解、接受乃至認同。
在這個過程中，青年群體與國際傳播人才的戰略布局亦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文化影響力能否可持續發展，歸根結底取決于有無一代又一代具備全球視野、文化認同、創新能力的傳播者和講述者。必須加大對青年人才的培養力度，尤其是在國際傳播領域，構建一支懂中國、通世界、善講故事、具有跨文化表達能力的人才隊伍，真正讓中華文明實現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有效轉變。
概而言之，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既擁有厚重的歷史積淀，也肩負著新時代賦予的全新使命。唯有堅持文化主體性，堅定文明自信，善用現代技術手段與傳播方式，匯聚青年力量，厚植人才支撐，方能真正讓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中展現出持久而廣泛的影響力。
高曉虹：王教授，您在訪談中深入剖析了中華文化之所以能延續不斷的深層邏輯，回應了新時代背景下文化創新所面臨的理論挑戰與實踐課題，特別強調文化主體性的堅守、技術賦能的理性運用以及全球傳播視野的戰略布局。您的觀點既有深厚的學術根基，又充滿現實關懷，展現了您作為當代著名歷史文化學者的學術洞見與文化擔當，為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了寶貴思路，感謝您接受本刊的專訪。
本研究系習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課題“互聯網時代文化生產和傳播的規律研究”（24&WZD19)的階段性成果。
感謝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文史哲》編輯部副教授察應坤對本次專訪的協調與幫助。
作者簡介
王學典，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山東大學講席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文史哲》雜志名譽主編；
高曉虹，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學部長、電視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新聞傳播學刊》主編。
轉自：《新聞傳播學刊》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