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牘傳情：巴金和他的朋友們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恐怕沒有一個人像巴金先生那樣，經歷并參與了如此多的重要的歷史時刻；恐怕也沒有太多人像他那樣，擁有這樣多立場復雜的朋友。

　　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巴金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周立民的《巴金書信中的歷史枝葉》一書，巧借書信這一載體，以巴金先生為圓心，展示了二十世紀的文人交往與文學史談。

　　“毫不夸張地說，巴金和他的朋友們的創作構成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最精彩的篇章。打開他們的世界，就是打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門戶。”在與記者的交談中，周立民這樣總結。

　　林風眠兩度贈畫

　　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

　　“對于一個作家的研究，書信、日記這樣的私人文本，是了解作家內心世界、人際交往和他與社會、歷史關聯的重要文本。”周立民說，作為個人之間的文字交流，書信的私密性似乎不足以承擔大歷史的描述。不過，書信也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它可以幫助復原具體的歷史情境，勾勒出歷史巨浪不曾吞噬的枝枝節節。

　　巴金與朋友來往的信件中，不經意的幾句話，如今看來糾正了一些史實。談到巴金與中國近現代著名畫家林風眠的交往，最廣為人知的一段故事便是林風眠贈給巴金一幅《鷺鷥圖》：20世紀70年代末，林風眠被批準出國探親。他被允許帶走34幅舊作，換得一張從香港到巴西的單程機票的外匯，轉機四次，到巴西看望分別22年的妻子、女兒。臨行前，他把帶不走的畫全部贈予朋友。學生吳冠中收到的是《蘆塘》和《歸雁》。好友巴金收到的是一幅《鷺鷥圖》，這幅畫至今掛在上海武康路113號巴金故居的客廳中。

　　周立民告訴記者，實際上，這幅《鷺鷥圖》并不是1977年林風眠去海外前散畫所贈，他給出了幾點依據——

　　首先這幅畫上的題款：“巴金先生正畫，一九六四年滬。”已經說明此畫作于1964年。其次在巴金日記中有記載，1964年4月22日，巴金日記中描述了掛畫一事：“八點左右金焰來，幫忙我們掛上賀天健和林風眠的畫。”所以，這幅畫1964年就已經掛在了巴金的客廳中。

　　周立民查閱了林風眠的相關傳記和資料，里面都不曾提到和巴金的交往。但1951年林風眠移居上海后，二人有了碰面機會。1977年9月27日，巴金在日記中記載，他們在錦江飯店陪同英籍華裔女作家韓素音晚宴，并同車回家。臨行前，林風眠贈與巴金的畫作，便是被當作現在掛在客廳的《鷺鷥圖》，巴金收到畫寫了一封致謝信：“畫收到，十分感謝。另封寄上拙著一冊，請查收……”

　　“寄贈林風眠的書是《巴金文集》第14卷精裝本。1977年10月19日，林風眠離開上海，畫和書是兩位朋友的道別紀念。”周立民說。眾所周知，林風眠交往較多的是傅雷、馬思聰、馬國亮等人，很多人認為巴金和林風眠只是開會碰面的點頭之交。但周立民判斷“他們言淺交深，正屬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種。”

　　世人皆說林風眠“在畫上從不寫上款”，唯有周總理去世時，他畫了一幅畫，題有“敬獻給周公。風眠”，而巴金的這幅畫也有題款。可見巴金在林風眠的心中有著特殊的位置。

　　“為什么十四卷的《巴金文集》，巴金偏偏贈給林風眠最后一卷？”周立民不禁向自己發問，這一卷收錄長篇小說《寒夜》和創作回憶錄《談自己的創作》，前者是寫巴金抗戰后期的重慶生活，后者談到了他在法國生活和創作的回憶。“這里面有兩人共同的情感記憶，可能也是兩人交往的心理基礎。”周立民判斷，兩人都去法國留過學，都不是長袖善舞的交際場中之人，創作上也有一些共同語言……這讓兩個人惺惺相惜，一直保持著多年的君子之交。

　　鄭振鐸與巴金的“爭吵”

　　事涉多位文化名人

　　巴金將社會活動家鄭振鐸尊為介紹自己進入文藝界的前輩和摯友。“巴金與鄭振鐸真正的交往應該是在20世紀30年代初，見面應該是由鄭振鐸在復旦大學的學生靳以介紹的，因為神交已久，所以一見如故。”周立民介紹，當然，再好的朋友都難免有分歧，巴金也曾在《懷念振鐸》一文中提及：“我同他合作較多，中間也有吵架的時候。其實不是吵架，是我批評他，我為那幾篇文章今天還感到遺憾。”

　　巴金與鄭振鐸的“爭吵”是因編輯《文學季刊》的不同觀點而產生。1934年3月24日，朱自清在日記中寫道“鐸兄辭《季刊》編輯。”3月25日，朱自清又寫道“下午振鐸兄見告，靳以、巴金擅于《季刊》再版時抽去季羨林文；又不收李長之稿，巴金曾諷彼為‘即成式批評家’，見《季刊》中；李匿名于《晨報》罵之云。”

　　“季羨林文”是季羨林對丁玲小說集《夜會》的書評。巴金從茅盾處獲知魯迅對此文有意見后，于刊物再版時抽去了此文。周立民說，巴金此舉極大地傷害了當時在文學道路上剛剛起步、自尊心強的季羨林。季羨林甚至在日記中直言：“像巴金等看不起我們，當在意料之中，但我們又何曾看起他們呢？”

　　此外，巴金與鄭振鐸在思想觀念上也存在一定分歧。民間俗文學的研究和整理一直是鄭振鐸的興趣所在，如《文學季刊》第一卷第二期前面刊登多幅照片都是元雜劇的書影等，但巴金等人則覺得沉醉于那些“落后”的東西是不長進或衰老的表現。“在《文學季刊》停刊的話中有一段批評他的文字，當然沒有寫出他的姓名，我只是訓斥那些翻印古書、推銷古書的人，我根據傳聞，誤認為停刊《文學季刊》是他的主意。”巴金也曾在文章中提及此事。

　　“文學新生代的巴金，與老一輩鄭振鐸的誤會雖因抽稿而起，他們背后的文化觀念的差異和沖突，也造成了他們編刊合作中的分歧。”周立民分析道，魯迅是巴金的精神導師，對于翻印古書和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巴金深受魯迅影響，甚至魯迅對鄭振鐸的態度，也成為巴金判斷的依據。像《譯文》被生活書店停刊，魯迅曾懷疑是鄭振鐸從中作梗，1935年10月22日，給曹靖華的信中表示“也有謠言，說這是處于鄭振鐸胡愈之兩位的謀略，但不知真否？”

　　不過，沒幾年他們的誤會就徹底消除了，巴金也曾表示“日子久了，了解較深，他搜集古籍，‘搶救’古書，完全出于愛國心，甚至是強烈的愛國心。我還記得一九三六年十月魯迅先生的遺體在萬國殯儀館大廳大殮時，振鐸站在我身邊用顫抖的手指抓住我的膀子，渾身發抖。不能讓先生離開我們！——我們有共同的感情。”對他們而言，友誼是在互相砥礪中日久見人心的真性情、真相知。

　　與師陀的兩個約定

　　十年之約與生死之約

　　1937年夏的一天，作家師陀與詩人卞之琳出游雁蕩山，巴金為兩位好友送行，巴金講到一則從日本報紙上讀來的故事——

　　有兩位好友臨別前，相約十年后在某日某時某地再會面，結果十年后，一人前去赴約，卻久久不見另一人的影子。這時，有一人送電報來：“我生病，不能來東京踐約，請原諒。請寫信來，告訴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

　　師陀聽完當即笑道，三人也要立個十年之約。然而，戰亂紛爭，時局動蕩，這個約定最終未能兌現。

　　在巴金的眾多好友中，師陀是他認識較晚、而四十年（40年代至80年代初）中見面最多的人。兩人的相識也頗有戲劇性。

　　1935年11月，巴金從日本回來三個月之后，有一天師陀來找靳以，進門就說：“聽說巴金來了。”靳以答了個“是”就轉到別處了。偏偏師陀和巴金都是靦腆的人，兩人都不好意思主動打招呼，真正的相識遲到了一年。

　　師陀曾評價巴金，“要說對我進入文壇幫助最大的人，那是巴金，他不但出過我許多書，對我私人生活方面也很關心。”師陀的《谷》《里門拾記》等1949年前創作的大部分作品，都經自巴金之手出版。此后師陀陷入長久的創作迷茫時，也希求著從這位老友身上尋得幫助。

　　1949年以后，師陀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新社會建設和自我改造中，到河南參加土改，到山東農村的農業合作社深入生活，去東北等地參觀……但即使師陀爭著站在第一線，也無可避免地陷入寫作的泥潭。

　　他寫信給巴金表露自己的創作困惑：“我原說過向記者學習，但是寫的結果，遠不如記者。知識差，抓不住關鍵問題，同時也沒有他們那種耐性。”“因為想有所作為，結果毫無成就，又未立刻奉覆，實在無顏對江東父老。”“文章寫不長，寫的沒有生氣，主要在知道的太少了，了解的不深入，缺乏具體材料。”

　　面對好友，巴金有一封短簡，開門見山：“師陀：《曹操的故事》似乎可以多寫點，有些地方還可以發揮一下。”周立民說，也許是受了朋友的鼓勵，也許歷史題材的東西束縛比較少，反倒曲折表現出小說家的個性，于是有了《伐竹記》，有了《西門豹》。

　　在十年之約外，師陀和巴金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約定。有一回師陀跟他開玩笑，“誰先死，就該誰寫懷念文章。”在巴金的《懷念師陀》未完稿中，他談起了這個約定，而故人已去，只有他在“孤零零”地履行著。

　　轉自：大眾日報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及企業宣傳資訊，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