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香港后，不同的文化對人的沖擊，令人開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葛亮在6月1日舉辦的“遙望北鳶，時光成繭”對談中表示。
2016年出版的張悅然的新作《繭》、葛亮《北鳶》幾乎占據各種好書榜榜單，兩本書都是歷時七年完成，都是將目光投向父輩、祖輩的歷史，看似不相關，卻又有某種隱秘的相似。6月1日，兩位文壇的新勢力在北大舉行文學對談，是一次具有歷史意味的對話。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由上海遷往北京，一個多世紀前的文字激揚與文學改革，巧合的是葛亮的太舅公陳獨秀正是《新青年》雜志的創辦人，這樣一種血脈的流轉在新一代文學青年的身上有了獨特的傳承。張悅然、葛亮所書寫的故事囿于一個時代的逼仄、人心與生命的走向，他們所思考的是一代青年人面對歷史的態度與詰問。
《繭》：溫柔新質地，文學新書寫
張悅然的新作《繭》是2016年最受關注的長篇小說之一，自出版以來迅速登上各大圖書推薦榜單。張悅然用一個跨越三代人，歷時四十年的故事，既實現了自身創作上的蛻變，又讓我們意識到，歷史自有它的延伸和流轉，歷史是每一個個體的歷史，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觀察和思考歷史的交接點。
張悅然是八零后非常有影響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在這部凝結了七年心力的作品中，張悅然用一種煥然的新姿重新面對廣大讀者，她帶著自己的困惑與思考，用獨屬于她的那種靈動的語言，在歷史的迷霧中穿行。《繭》成功地跨越了作家青春經驗寫作的過往，而用更為素樸的寫作直面一個成長的陰影。小說的主人公李佳棲和程恭的童年是相似的，都在一團完全不知道的謎團中掙扎、突圍，想要弄清楚無形中捆綁自己的是什么。張悅然借助兩個人的雙聲部敘述，帶領讀者看見了他們彼此匱乏而又壓抑的青春，同時也跟隨他們窺探到父輩間糾葛的恩怨，從而觸摸到了一個結了痂的歷史的傷疤。這種探尋和把握歷史父輩以及成長傷痕的寫作姿態，在80后一代的作家中，可以說是開了風氣之先。
《北鳶》：雅性見跌宕，磅礴見敦厚
《北鳶》是作者葛亮歷時七年，首次追溯祖輩身世，以太舅公陳獨秀、叔公鄧稼先、祖父葛康俞等家族長輩的人生故事為部分原型，以商賈世家養子盧文笙的成長為主線，將波詭云譎的中國近代動蕩史寄予兩個家族的命運沉浮，書寫中國上世紀上半期豐盛起伏的斷代。
政客、軍閥、寓公、文人、商人、伶人，小說中上百位經典近現代人物，群落交織，進退滄桑，渾然磅礴。這些人物或風雅有致，或生性剛烈，或清明知禮，或隱忍智性，盡管時代風云翻涌，命運漂浮無著，可是人生一線，恰似風箏，人亦應有自己的主心骨。
上個世紀上半期，風起云涌，在重要的時代轉型階段，每個人都會面對時代的選擇、內心的挑戰。這部小說以主人公文笙的成長為主線，敘寫兩個家族在半個世紀中的迭轉與流徙。樹欲靜而風不止，如鳶而動，往復無際。因有一根主心骨在撐持，終歸家有時。主人公文笙被盧家收養，開蒙、讀書、于社會中立足、于安身中立命，歲月涓流，終匯成心底江河，“再謙卑的骨頭里也流淌著江河”。
作者用小說的虛構筆法敘寫祖輩故事，朝夕觀之，山水既成，淡筆濃情勾勒出二十世紀初波瀾壯闊的社會全景，空間與時間跨度宏闊，人物群落眾多，但是對于眾多人物的把握自如、立體，生命力蓬勃，通篇故事脈絡清晰順暢，將跌宕的人生傳奇喻于日常，筆觸起落之間，入微而驚心動魄。
《北鳶》溫潤敦厚、正氣充沛，字里行間，坐言起行，自始至終貫穿的是中國人的精氣神。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來處，了解來處，才知道自己的去向。在那個國難當頭的年代，命運漂浮無著。但一些“有文化傳統的人”還總有“一線”在牽引，文化傳統精神的時代意義在《北鳶》中力透紙背。在時代的動蕩深處，也便可看清一些不變至永恒的東西，沉厚如靜水。那關乎傳統一脈，不隨興變而動，便是這個民族依存的底氣。
“異鄉”給予我寫作的動力
張悅然表示，“真正的寫作其實是開始于異鄉。”她回憶起自己的人生經驗，自己18歲的時候去新加坡的時候，會有非常強的鄉愁。“我最開始的寫作、最開始的小說是在新加坡完成的，那時候會有一種情緒，一個是鄉愁，再一個是有一種迷惘，對未來看不清楚，因為看不清楚產生對自我價值的懷疑，所以也是我開始寫作的一個起點。”
葛亮是南京人，在他的眼里，南京是一個有文化標簽的、有輪廓的。“這個城市難以促成我的寫作的特性，或者說成為我寫作的溫床。”因此，到香港后，不同的文化對人的沖擊，令他開始思考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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