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現場
近日,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承辦的上海書展活動“酒神精神與當代涂鴉——詩人韓博新書簽售及讀者見面會”在上海展覽中心第三活動區舉行。著名詩人韓博與本場嘉賓著名詩人、翻譯家、批評家胡桑,意大利侍酒師協會成員葉文先生,圍繞韓博在本次書展鄭重推出的兩本新書《與酒神同行》、《涂鴉與圣像——異托邦城市簡史》展開了跨領域、跨學科的對話,并和現場近百名熱情讀者進行了即時互動。

詩人韓博在都柏林
在演講過程中,韓博分享了他歷時15年,在30多個國家和地區旅行的獨特見聞,并著重分享了他在詩歌創作和先鋒藝術等方面不同凡響的發現。胡桑從文藝批評的角度,向讀者介紹了這兩本圖文書的獨特之處,以及在文藝創作上的突破性、獨特性;葉文則作為職業品酒師,向在場觀眾介紹了國外酒文化和酒神文化之間的關系。從現場關于這一話題的精彩互動,可以看到讀者和市民對國外文化、當代先鋒文化的興趣濃厚。
詩人韓博是一個在國外文藝圈非常有名,卻較少被國內一般讀者所知的名字。他曾經是高考文科狀元,曾任復旦詩社社長,是美國愛荷華大學榮譽作家,并曾獲得劉麗安詩歌獎等多項獎項。他在全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旅行、寫作,他的詩歌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和西班牙等多個國家翻譯出版。現在,他往返于德國和中國之間,通過寫作把他所認識的世界介紹給中國讀者。

《與酒神同行》,韓博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8月,58.00元
《與酒神同行》
這次由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的《與酒神同行》,是一本別具一格的世界文化史。在本書中,韓博打破時空束縛,從酒神文化的角度,選出六個最具代表性的國家——有著古典文明與文藝復興底色的意大利,有著羅馬天主教文明底色的波蘭,代表東正教文明的塞爾維亞,代表新教文明的英國,可以看作歐洲文明“新世界”的阿根廷,以及“上帝死了”后以達達主義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的發源地瑞士。在對這六種文明類型的描繪中,詩人韓博像一個探索者,一位引路人,在看似差異巨大的古典傳統與先鋒文化、西方傳說與東方思考之間,找到其內在的文化和藝術關聯,呈現出一幅完整的、精彩的、不同凡響的藝術圖譜。

《與酒神同行》書中插圖
以下為作者的創作談,由此,我們可以窺得作者的行走和探索歷程:
我傾向于依照這樣的順序將六個目的地排列在一本書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傾向于依照這樣的文明底色來談論它們:意大利(古典文明與文藝復興)、波蘭(羅馬天主教文明)、塞爾維亞(東正教文明)、英國(新教文明)、阿根廷(歐洲文明的“新世界”)、瑞士(“上帝死了”之后,以達達主義為代表的現代文明)。雖然每個目的地底色不同,但它們彼此之間絕非孤島,而是互有影響或依傍——這才是最耐人尋味之處。1980年摘取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詩人切斯瓦夫·米沃什曾經說道:“許多歐洲國家的居民直到20世紀中葉才痛苦地意識到,復雜而又晦澀難懂的哲學著作對他們的命運有著直接的影響。”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幾十年的全球歷史已經證實,那些哲學著作根本無法與基本的文明類型相抗衡,“以那些美麗的普遍性理念的名義殺人”,不僅屬于普遍人性的反面,而且畢竟屬于柏拉圖洞穴中的火燭之影。
我沿著貫穿這些文明類型的脊線行走,那就是源自希臘時期的酒神精神。酒神即狄俄尼索斯,希臘戲劇便發端于祭祀狄俄尼索斯的公共慶典。狄俄尼索斯乃宙斯與情人塞默勒之子,生于忒拜,母親故去之后,由牧神潘的兒子塞勒諾斯在森林中撫育長大。依據先于基督教的古典世界的闡釋,狄俄尼索斯是大地女神德墨忒耳的補充,他賜予了人類糧食作物之外的水果,尤其是葡萄,他不僅種植葡萄,還傳播美酒——獲取自葡萄的瓊漿,他試圖為人類帶來無憂無慮的生活。狄俄尼索斯每到一處即建立城邦,宣揚溫和的道德,喚醒藝術的熱情,他因此而被尊為繆斯的朋友與先驅,在某種意義上,他也是人類文明的“栽培”者。希臘擁有眾多以狄俄尼索斯為主題的節日,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在3月舉辦的大狄俄尼索斯節或城邦狄俄尼索斯節,活動的尾聲便是大型戲劇演出,新近創作的悲劇和喜劇都會被搬上舞臺。羅馬人沿襲這一傳統,只不過酒神的名字成了巴克斯,慶典活動更加突出縱欲狂歡的氣質——費德里科·費里尼或丁度·巴拉斯的電影可以提供若干想象。
希臘-羅馬時代結束之后,酒神精神卻取得更為廣泛的領地,作為普遍存在的文化驅動力而繼續前行。我試圖追上酒神的步伐,從古典世界到現代社會,從舊大陸到新大陸,從烏托邦到異托邦,從絕對時間到相對時間,觀察多種文化樣式如何經由戲劇、藝術、文學、音樂和電影構建出值得依托的現實,那些更好的,可能的現實。這是我隨身攜帶的一冊速寫簿,雖然線條潦草,但可視作狄俄尼索斯的六種側影。

《涂鴉與圣像——異托邦城市簡史》,韓博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8月,58.00元
《涂鴉與圣像——異托邦城市簡史》
同時推出的《涂鴉與圣像——異托邦城市簡史》則是一本少見的由中國人所寫的當代外國涂鴉指南,著重介紹了七個國家的涂鴉文化:丹麥、英國、德國、法國、美國、塞爾維亞和阿根廷。在詩人韓博眼中,街頭涂鴉藝術因生長的環境不同而展示出不同的風格與姿態。巴黎的涂鴉如詩歌一般朝生暮死,而柏林墻上的涂鴉如潮水一般任由人發揮想象恣意生長。哥本哈根城中的涂鴉與諾維薩德也截然不同,前者漫無目的,后者緊緊圍繞著庫斯圖里卡設置的“議題”,接近于傳統意義上的壁畫創作。著眼街頭隨處的可見的涂鴉藝術,詩人韓博深度解讀了西方國家不同城市的獨特氣質——顏色的選擇、線條的走向均與城市的記憶、文化,以及一路走到現在的獨特歷史緊緊相連。

倫敦街頭涂鴉
以下為作者的創作談,描述了作者心中的異托邦城市簡史:
我是在暴力塑造的20世紀睜開眼睛的。盡管那只是一個尾聲,但暴力所維系的關于烏托邦的話語仍在延續。我樂于前往那些并不信任烏托邦在場的城市——盡管每一座城市的歷史上,都或多或少出現過僭越釋放的恐懼與自我反諷的鬧劇——沒有一座城市是20世紀的孤島。然而,總有一些這樣的個人:他們不做“無意義的工作”。個人自由的行使基于對存在本質的思考。某些時刻,他們自發建造異托邦,使其具有想象與真實的雙重屬性,成為既存環境的校正之物。
在這樣一場漫長的旅行中,我抵達的第一座城市就是克爾愷郭爾的故鄉。2002年初夏的一天凌晨,時差發作,我難以入睡,便拎著相機四處轉悠。哥本哈根就是一個美麗的童話世界,而河邊的涂鴉則令我感到難以名狀的震動。雖然那只是再簡單不過的泡泡字體圖案,但對于我,對于一個已經習慣了墻壁的沉默和唯一獲準在墻壁上公開發聲的鋼筋鐵骨一般置人于集體之中的口號的人來說,那無疑是一道敞開的門,通往一個輕蔑的微笑。只是,當時的我并不明白,已經近乎完美的現實之中,為何還會存有輕蔑的微笑。那一年,我并不知道克里斯蒂安尼亞無政府主義公社的合法存在。
也許就是從那一天開始,涂鴉藝術成為了我觀察城市文化的一種入口,盡管它遠非體驗的終點。涂鴉偷偷摸摸又光明正大,堪稱“正統”世界之中的差異性存在。它們不斷將社會材料轉化為亞文化表述,不斷提出新的質疑,并因此針對真真假假的“圣像”而擅自修改“正統”世界的外形。涂鴉是無能的表現嗎?如果涂鴉無能,圣像亦無能——從古典世界至今,每一尊圣像在成其為圣像之前,不都是某種形式的涂鴉嗎?反主流文化的暗號或咒語,新生符號的游擊戰,甚至對于當時的社會環境來說,不亞于一場超現實主義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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