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曾希望取悅眾人，如今只取悅作為讀者的自己

蔣方舟，1989年生于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審判童年》，獲第一屆朱自清散文獎。2012年大學畢業后任《新周刊》副主編。代表作：《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

《東京一年》 作者：蔣方舟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之邀，蔣方舟在東京獨居了一年。書中收錄了她的四十六則日記。東京一年，她越來越喜歡寫漫長的日記，覺得孤獨地生活一輩子也不是壞事。

《東京一年》新書發布會結束后，作為嘉賓的陳丹青走到屋外抽煙，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發呆的蔣方舟，說：“雖然外界已經很重視你了，但你還是被輕視了。”蔣方舟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我真正重視的部分是被輕視的，而我真正輕視的部分卻被重視了。”

7歲寫作，9歲出書，12歲在多家知名媒體開設專欄，23歲大學畢業后成為《新周刊》最年輕的副主編……過早地暴露在公眾視野之中，使得蔣方舟的童年過早消逝，“沒有認真地完結”。因不能享受“被人注視”，又逃脫不掉，她“無法從和公眾的互動中獲得快樂”。外界的質詢曾一度讓她陷入無法自救的死結，以為自己“真的是一個名不副實的青年作家”，因而焦慮、自我懷疑、沉寂。

2016年，27歲的蔣方舟走出鎂光燈的注目和生活中的種種自我糾纏，獨自一人在日本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她自知東京的這一年并不會把她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東京一年，從生活慣性與虛假恐懼中解脫

2015年底，蔣方舟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曾經和她一路寫過來的“同道者”相繼離開寫作圈，嘗試電影或者創業，“惶恐，覺得我是不是也該去試試別的事，但又覺得不應該”，到底該堅持，還是放棄？從7歲開始寫作起，她從未萌生過“主動背叛寫作”的念頭，那一年，她卻對寫作的前途何在、究竟能做些什么、能改變社會多少產生了困惑。

在北京，大學畢業后的蔣方舟一直和母親同住，生活被讀書和寫作兩件事占據，“很多時間是被工作和社交切割的”，不停響起的微信信息，各類活動主辦方打電話找來，請她談“時代的變化”、“怎么才能不被時代淘汰”之類的話題。雖然這些話題在她看來，不過是“一種虛假的恐懼”，但“去抵抗這種恐懼，是很耗費精力的一件事”。久而久之，蔣方舟感覺自己“被架在生活的慣性上沒法解脫”。

恰在此時，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邀請，蔣方舟憑直覺認為“這是一個逃離現狀的機會”，于是只身前往日本東京旅居一年。開始的四個月，她住在學校的招待所，每天上午11點，一個日本老太太會來打掃衛生，她會趕在這之前出門，拿一臺電腦，在離宿舍最近的咖啡館，點最便宜的美式咖啡和一份意大利面，呆坐，看書。在東京繁華的街頭，蔣方舟“一個人沒有意義地走來走去，沉浸在尷尬中”。搬出招待所后，她每天早上為自己做早餐，上午出門看展覽，到神保町舊書市淘畫冊，回家聽音樂、看書、寫東西，不再貪戀手機和網絡。她的時間終于完整了，所做的事終于不再是“別人替我選擇的”。蔣方舟驚喜地發現：“慢慢地想，慢慢地寫，原來這種簡單的生活也是可行的。”

在以日記的形式記錄這段時光的《東京一年》中，她這樣描述這段曾讓她頗感“局促”的經歷：“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補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里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一年后，從東京回到北京，蔣方舟終于沒有任何困惑了，對于未來“如水晶般透明”。她清楚了“社會機制在自己身上做過的設置”，并將自己“還原到了出廠的狀態”，“其他人制造的對時代潮流的恐懼，你不去想，就不存在”。

年少成名的副作用：殺掉負面情緒，只有無盡的倦怠

時間在蔣方舟身上像個頑童。9歲時，有人問她將來要做什么，她昂起頭，說要做個大師，然后熱淚盈眶。早熟、叛逆、天才作家曾是她的標簽，為她惹來一身爭議。如今，28歲的她卻像個孩子，“幼態習慣延續了下來”，經常走著走著路就奔跑起來，毫無緣故地在公眾場合大聲唱歌，和人拍照時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比出V的手勢，笑容和神態依然是八九歲的樣子。

過早以被爭議的方式成名的副作用，就是時間在她身上錯位了。直到成年后和“正常人”比照，她才驚覺自己的“童年沒有充分地施展，也沒有認真地完結，童年的碎片散落在人生的各個階段”。

“很小的時候，在我自己的身體共和國里，我就像一個暴君，把很多不好的情緒都屠殺掉了，比如那些不滿、抗議、憤怒、悲痛、委屈。導致對于外界的聲音，我沒有辦法激起正常的情緒反應。”這讓她在工作和生活中都是十足的好脾氣，不喜歡反駁和對峙，對負面評價沒有代入感，甚至很難有負面情緒，“我就像一個死人一樣，接受別人的贊美和誤解”。她用“dead inside”來形容自己，有人批評她，甚至當面對她表達不敬，“也沒有太多感覺，只有無盡的倦怠”。

寫作，對于蔣方舟而言，是“一個挺大的支撐”。在現實的同齡人的世界，成績平平、除寫作外沒什么特長的她過得并不擅長，而寫作則讓她“逃到另外一個世界”。寫作給了她更多自由，她因此被清華大學錄取，從家鄉湖北襄陽一路北上，安居北京，“突破了生活環境的限制”；寫作又讓她在物質上比同齡人更自由，“不用為了寫東西，再去做另一份工作，來養活寫東西這個理想和愛好”。她明白這些，她更明白，“出于某種義務，要對得起這個幸運”。

直面質疑：能取悅作為讀者的自己，就夠了

從2013年的雜文集《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到2015年的短篇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再到今年的日記集《東京一年》，蔣方舟“從來沒有放棄打磨我的作品”。有粉絲愛看她對社會的犀利評判，卻發現她開始寫兒女情長了，失望地指責：你變了，你不針砭時弊了。蔣方舟聽了挺高興：“我終于變了，就怕我不變呢。”自《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之后，她逐漸放棄了“公共知識分子化的寫作”，因為意識到“宣泄情緒、替大家罵不敢罵的東西，沒啥價值”，“作為一個作家，抱怨這個時代沒啥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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