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依偎一棵樹，你會感到樹的溫度

　　正如著名作家王蒙所說：“作家往往更早一點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發出保護自然，保護環境的呼聲。”早在20世紀80年代，敏感的中國作家便充當了生態保護的先鋒軍，中國當代生態文學寫作自此興起。在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已成為時代共識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作家自覺加入這一行列，以妙筆記錄人民建設生態文明的偉大實踐，抒寫人民對綠色生活的無限向往。
 

　　今日本版通過專家評述和作家采訪，介紹中國生態文學的思想底蘊、寫作資源、發展動態和輝煌成就，以期助力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和中國生態文學的發展。
 

　　山水草木萬類萬物皆我親朋
 

　　——生態文學作家徐剛的自然行旅
 

　　“太初，森林顯現于天地之間。林中有草，有蟲，有鳥，有潺潺流水。大地敞開，接納根的游走深入；天空澄明，讓站立的樹舒展枝葉花朵。森林為大地擁抱，亦為天空召喚，森林為萬有，要生養萬類萬物……”
 

　　2016年，生態文學作家徐剛以如此富有詩情畫意的文辭為新著《大森林》寫下題記。至此，這部歷時7年的文化散文宣告完成。從最初采訪中國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后寫成的報告文學《林中路》，到《中國森林文化史》，再到《大森林》，7年中的大部分時間里，徐剛對材料精心鉤沉揀選，從書名到內容到文字反復刪定。

武夷山中許多古樹歷經滄桑。楊永乾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2017年，這部四十余萬字的著作付梓出版，囊括了從史前到歷朝歷代乃至當下森林草木、森林管理制度沿革以及文化流變，年代久遠，資料豐富，涉及植物、地理、氣象、文學、歷史、考古及文化人類學等多種學科。在近年國內的生態文學創作中，這無疑是值得銘記的重要收獲。
 

　　談及創作這部書的體會和收獲時，徐剛感嘆道：“我自認為熟識了解的森林題材，其實所知者表象居多。森林的歷程，在某種意義上即是社會發展的歷程，也是文化的歷程。我只能邊寫邊學，邊學邊寫。謂之艱難，并不為過，而在這過程中，天地草木賜予我的美妙、享受，無可言喻！”
 

　　徐剛與森林有不解之緣。提及徐剛，不能不提他對中國生態文學從創立到發展的推動之功。他創作于1987年的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被文學界普遍視為中國生態文學發軔的重要標志。
 

　　徐剛是在偶然間由寫詩轉而寫生態文學的。20世紀80年代中期，大興安嶺的一場森林大火燒灼他的心頭，有些思考驀然涌出：森林與人類是何種關系？中國的森林現狀如何？

《大森林》書影
 

　　恰逢他敬重的一位朋友從武夷山回京，找到他說：“武夷山有個人物叫陳建霖，為保護山上的樹木自己掏錢給砍樹的人，自己的工資給完了，砍樹者依舊不絕，于是立《毀林碑》。身處困境依然不屈不撓，你可一寫。”
 

　　聽此建議，徐剛便請了一個月的創作假，直奔武夷山與陳建霖徹夜長談，朝夕相處半個月。白天采訪山民，踏看了幾乎所有毀林處。曾經，武夷山上合抱粗的大樹、古樹數不勝數。而眼前那些被鋸斷的武夷山大樹、老樹已經不知所蹤，只留下碩大的、傷痕累累的樹根空自懷想著枝葉樹冠。此情此景深深刺痛了徐剛。從武夷山下來，他的采訪足跡又踏及尖峰嶺、西雙版納和天目山，《伐木者，醒來！》由是而生。
 

　　“我們現在的所有人的祖墳都在森林中。
 

　　我們以后的所有的后人的生命之搖籃仍然在森林中。
 

　　讓我們放下斧子！
 

　　人啊，你應該懺悔！”
 

　　《伐木者，醒來！》結尾處的警告可謂振聾發聵。
 

　　武夷山和陳建霖還喚醒了身為崇明島人的徐剛從小便與農人、田埂、田埂路上的野草及大蘆蕩為伍的記憶——“野草中有蒲公英，白色花絮隨風而飄；有馬斑草，可板結穩固田埂路；還有開著碎花點的花被單草；農人種植的蠶豆、豌豆，其花輕盈艷麗，或黑白相間，或白如云絮”。
 

　　特別是一望無際的蘆葦蕩。“它們是平靜的，無悲無喜，只有在風中晃動著的大塊荒涼、寧靜和高雅，以纖纖風骨守望家園。”徐剛《守望家園》的書名，即為孟子“守望相助”及大蘆蕩啟發而得——
 

　　“給你樹木和森林，就是給你大地，給你高山上流下來的清水了。
 

　　但，你要勞作、耕耘、播種與灌溉。
 

　　你守望家園，這林子里便會結出果實。”
 

　　少時被崇明島荒野濕地蘆葦蕩浸潤而濕漉漉的心靈，后來一直伴隨徐剛浪跡天涯——在鄉間小路，在西部荒野，在林中小屋；從熱帶雨林，到白山黑水，到大漠胡楊……
 

　　在塔里木河畔一棵高大的傷痕累累的胡楊樹下，他感覺著人的渺小、樹的高大。
 

　　在井岡山，護林人告訴他：“你依偎一棵樹，你會感到樹的溫度；你贊美映山紅時，你能覺得花葉的顫動。”
 

　　從1987年寫《伐木者，醒來！》開始的30年間，《大壩上的中國》《綠色宣言》《地球傳》《長江傳》《大山水》《江河八卷》《荒門》……見證了徐剛的天下行旅，記錄了他的自然之思。
 

　　“30年間的這些著述，我最想告訴讀者的，是中國傳統文化餉我之厚，山川草木賜我之愛。”在徐剛看來，中國生態文學是對中國傳統文化自覺的追求、繼承、弘揚，《詩經》《道德經》《孟子》《莊子》《楚辭》等皆為中國生態文學的源頭。
 

　　“人類中心主義的后果已經一目了然：沙漠化、水污染、霧霾、江河不再自由流動、物種滅絕、氣候變暖……”徐剛認為生態文學的核心理念是反思人類中心主義。
 

　　而這30年間，也是中國生態文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在社會大眾生態意識不斷增強，環境危害接踵而至的雙重現實中，生態文學正漸漸為社會心理所重視，其影響廣及文壇和社會，其生命力已顯露思潮端倪。”徐剛聲稱自己“躬逢其盛”，愿意“添磚加瓦”。
 

　　未來生態文學如何發展？理想的生態文學是什么？徐剛早有答案——
 

　　“它是詩，是散文，當你以敬畏之心描述草木山川或候鳥遷徙的翎毛時，你只能用詩和散文的語言勉力為之；它是童話，我們只需稍稍了解一點花的秘密或森林四季的生命氣息、冬眠動物細若游絲的呼吸，便明白童話源出何處。它是無始無終的報告文學，因為我們無法報告自然生命萬類萬物之始之終，而只能記錄其循環往復的一章一節。它甚至還是小說，小草枯而復蘇，江河源出點滴，大地生生不息，有多少生命的細節若根蔓游走蟄伏，便有多少生命故事。”
 

　　讓生態與人心都變美
 

　　——對話生態文學作家李青松
 

　　由于工作關系，一年中很多時候，李青松都奔走于全國各個林區之間。今年7月從小興安嶺南麓的綏棱林區考察歸來，他提筆寫下了報告文學《從大開發到大禁伐》，發表在《光明日報》8月4日《光明文化周末》作品版上。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如果說當年開發林區是共和國生存的需要，那么今天林區大禁伐則是綠色發展的必然選擇。”在文章中，李青松欣喜地捕捉到一條反映中國歷史變遷、社會進步、國人生態意識高漲的生動軌跡。

　　記者：相對而言，生態文學是一種很年輕的文學樣式，呈方興未艾之勢。讀者很關心，到底什么是生態文學？
 

　　李青松：生態文學是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生態文學把自然作為抒寫對象，主張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平等的關系，強調人對自然的尊重，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生態文學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它除了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怎樣的，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它還要反映人與自然的關系應該是怎樣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文學史上，俄羅斯作家普里什文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還不能算是生態文學，只能說是描繪自然的文學。因為在他們的作品中，人還是處在中心的位置，大自然不過是背景。同普里什文和屠格涅夫相比，加拿大作家莫厄特是一位真正意義的生態文學作家，他對狩獵行為疾惡如仇。他的作品《與狼共舞》《被捕殺的困鯨》《鹿之民》《屠海》等充滿強烈的生態意識。說到國外的生態文學，愛默生《論自然》、梭羅《瓦爾登湖》、利奧波德《沙鄉年鑒》、巴勒斯《醒來的森林》等都是生態文學經典之作。

一位母親帶著5個月大的嬰兒在大興安嶺中徒步。張澍攝 光明圖片/視覺中國
 

　　記者：在您看來，生態文學的思想基礎和價值觀念是什么？
 

　　李青松：生態文學所持的是一種生態整體觀——大地完整性的主張，即不把人類作為自然界的中心，不把人類的利益作為價值判斷的終極尺度，這并不意味生態文學蔑視或反人類。恰恰相反，生態的整體利益是人類的根本利益和最高價值。
 

　　不可否認，生態文學已經對人的言論、行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人類只有放棄或者矯正一些糟糕的行為，不把自己作為自然的中心，才有可能逐漸遠離生態危機。
 

　　記者：在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成為時代共識的今天，生態文學起到什么作用？
 

　　李青松：生態問題的本質是人的問題。生態文學通過獨特的視角，呈現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思生態問題中人的問題。在創作過程中，我逐漸認識到，生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不是管理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深層的文化問題。這就要求，生態文學必須回到本源去——進入人的內心。我們心中的道德律所起的作用，我們對自然的敬畏和尊重，我們對于發展的巔峰到底是什么的重新審視和思考，是生態文學萬萬不能忽略的。
 

　　克服現代化的輕率和功利，將生態意識和自然倫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我們的民族文化中，把生態文明的種子播入每個人的內心。或許，生態文學的使命和責任就在這里。
 

　　糟糕的生態會使人陷入痛苦的境地，而良好的生態會給人帶來快樂和幸福。生態文學的作用，是努力消除痛苦，讓生態變美，讓人的內心變美。在呈現生態之美的同時，提升人的境界。至簡至善至美，或許，這就是生態文學的最高境界。
 

　　為天地立心：生態文學的終極關懷
 

　　作者：張曉琴（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甘肅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人類歷史進入近代以來，工業化進程使地球的環境與資源被污染被掠奪被破壞，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時期嚴重地破壞了自然生態，將人與自然對立了起來。馬克思和海德格爾都對此進行了深刻批判。美國作家福克納則以小說的方式，深刻揭示了人在失去土地時的痛苦。失去土地和家園的痛苦，讓一些作家開始反思人與自然的內在關系，于是，生態文學應運而生。
 

　　美國女作家蕾切爾·卡遜1962年出版的《寂靜的春天》，被認為是世界生態文學產生的標志。之后，生態文學便在西方迅速發展。在此之前，發達國家發生了許多公害事件，如比利時馬斯河谷工業區污染事件、美國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英國倫敦煙霧事件、日本水俁病事件等，其中美國和日本最為嚴重。這些事件，使人們開始思考工業化的過度發展帶給人類的深重災難。生態文學便是這些災難的記錄與反思，它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生態毀壞的過程，尖銳地批判了工業化所造成的惡果。隨著生態文學的發展，西方社會也著力治理生態環境。生態文學在這里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中國的農耕文化是自足性文化。農田年年有收成，不必向外索取，所以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產生了與自然和諧相處、與其他民族包容共存的和合文化。這種文化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故而中國作家更多地思考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文學中始終有生態文學的類型。《易經》中的“一陰一陽謂之道”，可謂開啟了中國人道法自然的思想先河，先秦時期道家的著作可看作是最早的生態文學。如果說西方人的文化特征是在邏輯思維之上建立的神學觀念，那么，中國人的文化特征則是在觀察自然、體味人性的感性與理性共融基礎上確立的人學觀念。道法自然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特點。在古代文學中，對自然的書寫始終是文學的主題之一，意境便是人與自然合為一體時的最高境界，同時也是古代詩學的美學特征之一。
 

　　現代以降，中國文學開始向西方學習，尤其是向近現代西方學習，古代文學傳統被忽視，所以中國現當代文學開始專注于寫人，而忽略了自然。中國傳統文化中那種天人合一的美學意境，僅能在沈從文等少數作家、詩人那里窺見，大部分作家對自然生態并不重視。改革開放后，中國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大力發展經濟，使中國在短短三十年的時間內發展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生態問題便是突出的問題之一。
 

　　王蒙說：“作家往往更早一點自覺或者不自覺地發出保護自然，保護環境的呼聲。”事實上，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些敏感的作家就已經關注到了生態危機，并通過文學的形式向人類發出生態預警，而他們所采用的大都是報告文學的方式。以沙青、徐剛、麥天樞、劉貴賢等人為代表的一大批報告文學作家，展現了當時中國方方面面的環境問題，如展現城市生態惡化問題的《北京失去平衡》、《皇皇都城》（沙青）；反映水問題的《挽汾河》（麥天樞）、《生命之源的危機》（劉貴賢）、《淮河的警告》（陳桂棣）、《中國：水危機》（喬邁）；提示森林問題的《伐木者，醒來！》（徐剛）。此外，李青松等作家還關注了珍稀動物、礦產資源等問題。王治安的《人類生存三部曲》則對中國的生態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審視，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
 

　　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生態哲學、生態倫理思想和生態文學著作翻譯到中國，與中國作家的生態思想結合起來，形成了自覺的生態寫作精神，寫作文體從原來的報告文學發展為散文、詩歌、小說、童話、跨文體寫作等，這些作品也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讀者和批評家的關注，對社會也產生了更為廣泛的影響。作家哲夫、張煒、阿來、姜戎、葦岸、陳應松、杜光輝、溫亞軍、于堅、李青松、王治安、徐剛等人紛紛創作出版了大量的生態文學作品，一時之間引起了國內文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這些作品的出現，使人們開始思考幾十年來的生態問題，同時也引起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
 

　　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大部分人的生存問題已經得到解決，生態問題卻越來越突出。在這個時候，中國人的生態思想便顯示出它的魅力來。尊重自然，把自然當成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自然當作奴隸和資本，同時也把自己當成自然的一部分，放棄人類中心主義的觀念，我們才可能擁有綠色家園。綠水青山便是金山銀山，潔凈的空氣和明亮的陽光便是自由與幸福。只有這種尊重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才能解決人類與自然的根本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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