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人都懂得謹慎消費，所以，要找出能夠節省的浪費性支出其實很難。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我們的消費模式實際上仍然導致了巨大浪費，每年可達到數萬億美元。這些浪費不是因為我們花錢不夠謹慎，而是因為我們的個人消費激勵往往與集體利益相沖突。想象一場體育賽事，所有球迷都站起來并不會比所有人都舒適地坐在椅子上的視野更好。所有人追逐自己的利益將導致消費效果在整體上被相互抵消。
比如，父母需要為女兒的婚禮花多少錢？他們希望客人記住這個特別的日子，但“特別”是一個相對概念。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當然不能用漢堡包來做婚宴。但是，餐飲和花卉的花費到底多少才算合理？
地域不同，時代不同，標準也會有所不同。1980年，一場普通的美國婚禮費用剔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為11000美元，即使在今天，對世界大多數地區而言，這仍是一大筆錢。但到了2014年，這一數字已升至3萬美元，今天在曼哈頓，婚禮平均費用已高達76000多美元。
為什么花費增加了這么多？簡單來說，是因為“特別”的標準被急劇抬高了。我會進一步解釋為什么，但請注意，更昂貴的婚禮并沒有讓今天結婚的夫妻更幸福，反倒是婚禮的支出有所增加可能使離婚更容易了。如果在全社會范圍內，婚禮花費少一些并不影響來賓的快樂程度，就說明這種增加的支出純粹是浪費。
更重要的是，簡單而非侵入性的政策措施，可以減少今天以類似方式被浪費的資源量，而這些被浪費的資源用來解決最嚴峻的環境和經濟難題都綽綽有余。我們可以進行培養人才所需的教育投資，解決基礎設施的年久失修問題，擴大醫保覆蓋面，改善氣候變化，進一步減少貧困，同時不需要任何人做出痛苦犧牲。
如果這種說法讓你感到牽強，那當你看到它其實僅僅基于5個簡單且毫無爭議的前提時，會感到更驚訝。
參考框架很重要
下面兩條水平直線，哪一條更長？
資料圖
如果你懷疑這是個陷阱，可能會說它們的長度是相等的，事實上確實是。但是，如果你真的認為它們“看起來”是一樣長的話，就應該去醫院檢查一下大腦了。對于正常的大腦來說，上面的線條因為它所處的位置會使它看起來更長一些。
經濟學家卻遲遲沒有認識到，類似的框架效應也決定了我們對所有消費品的估價。前述我提到了我在尼泊爾住的沒有抽水馬桶和電的兩居室房子。如果在美國，住在這樣一座房子里，孩子們會羞于邀請朋友來家里。然而在尼泊爾，這樣的房子已經算好的了。
如果我的尼泊爾朋友看到我在紐約州伊薩卡的房子，他們會認為我瘋了。他們會納悶兒為什么有人需要這樣的豪宅？為什么需要這么多浴室？但是大多數美國人可不會這樣想。這是因為我們對事物價值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周圍事物。
每個人的支出都部分地取決于其他人的花費
標準的經濟模型假設，每個人的支出完全獨立于別人的消費決策，但如果存在框架效應，這種假設就是錯誤的。
當朋友和鄰居的開支增多時，你也會花更多的錢。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發現，而是我們自始至終都很清楚的規律。很多人稱之為“攀比”，但我從來都不喜歡這個說法，因為它聽上去是在形容那些缺少安全感的人把自己裝成很有錢的樣子。
就算不是出于嫉妒和羨慕，鄰居的影響也同樣強大。
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平等強化了框架效應。雖然美國實際平均收入與1980年相比僅僅略有增長，但新住房的平均面積卻比1980年大了50%。房子擴大的速度比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長速度快，這個現象很難解釋，我將這個過程稱為“支出瀑布”。
支出瀑布的原理是，最高收入群體因為有了更多的錢而開始建造更大的房子。可能是出于在家籌備婚宴的習俗，所以他們認為必須得有一個宴會廳才算“夠用”。這些房子改變了參考框架，所以周圍，也就是同一個社交圈子內的人也開始建造更大的房子。當富人購買了冷藏柜、安裝了拱形天花板后，他們也改變了中產家庭對于“夠用”的定義。因此，中產家庭開始減少儲蓄、增加借貸，以跟上周圍人的節奏。如此這般，沿著收入階梯一路向下。頂層人群的更多開支最終造成了底部人群的壓力，對于后者而言，每一筆額外支出都會讓生活更加捉襟見肘。
跟不上社會消費標準步伐的成本遠遠超出了單純的感情傷害
為什么人們不能簡單地通過自律來選擇不參加這場競爭？畢竟，美國國會可沒有強制人們購買他們根本負擔不起的大房子。原因之一是，退出競爭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實際后果。
跟不上同階層的住房消費不只意味著你的房子更小，還意味著你的孩子只能上不太好的學校。“好”學校是一個相對概念，但更好的學校幾乎總是位于房價更貴的社區。要讓孩子進入一所質量還過得去的學校，中等收入者必須購買所在地區中等價位的房子。高收入階層在住房上的更多支出造成的一個間接后果是，平均房價也大幅上升。
我想出了一個簡單辦法，用“辛苦指數”來跟蹤中等收入階層租一個中等學區房每月必須工作的平均小時數。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初幾十年，所有人的收入都以相同的速度增長，指數總體上處于穩定狀態。但在1970年以后，收入不均迅速加劇，收入的辛苦指數也開始不斷攀升。在過去十年，辛苦指數約為每月100小時，而1970年時只有42小時。
辛苦指數
在美國，男性的平均時薪實際上比20世紀80年代還要低。如果中等收入家庭如今不得不支出更多來實現基本的生活目標，他們該怎么辦？人口普查數據顯示，這些家庭的財務壓力明顯加重。美國100個最大的縣中，收入不平等增長最快的地區也是離婚率、長途通勤和破產申請量增加最劇烈的地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成員國的居民，其收入差距和工作時間普遍呈現正相關。標準的經濟模型沒有預測出這些關系。
支出瀑布也發生在其他方面，比如紀念性活動。不引入支出瀑布，就很難解釋前面所討論的婚禮成本急劇上升的現象。富裕家庭花費數百萬美元舉行的成年派對，也同樣提高了決定低收入群體用于類似場合支出的標準。今天很多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會因自己的生日派對沒有請專業小丑或魔術師演出而失望。
對相對地位的關注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成分。生物學家很清楚它們對人類心理的重要性，因為相對地位一直以來都是繁殖能否成功的最佳預測因素。那些不關心自己相對地位的人，在人類進化的競爭環境中就會處于劣勢。審慎的家長是不會希望自己孩子的相對地位低下的。
但是，雖然地位考量是人類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帶來的后果卻并不都是積極的。
就算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并保持理性，地位考量仍然會導致浪費性支出
英國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亞當?斯密和其他經濟學家的影響。他發現自然界中的競爭和市場上的競爭一樣，往往會給個體和較大群體帶來好處，就像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所說。例如，鷹的敏銳視力會使單個鷹和整個物種都更加成功。然而，達爾文還看到許多特征和行為能幫助個體獲得利益，卻以犧牲較大群體的利益為代價。由相對地位決定的成功幾乎總是伴隨著激烈的斗爭，這往往會導致“地位性軍備競賽”浪費。
打斗中的雄性麋鹿
雄性麋鹿的鹿角長達1.2米，重18千克。這些笨拙的身體部件削弱了麋鹿在樹木繁茂地區的流動性，雄性被狼包圍獵殺的風險因此更大。那么，為什么自然選擇沒有更青睞小角呢？達爾文的回答是，因為麋鹿是一夫多妻制的物種，這意味著雄性總是希望配偶盡可能多。但是，一頭雄麋鹿擁有多個伴侶，就意味著其他雄性一個配偶也得不到，于是雄性會通過激烈打斗來獲得雌性。造成大型鹿角的基因突變在群體中迅速蔓延，擁有這種基因突變的雄性更有可能取勝。鹿角小的雄性雖然不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擊，卻不太可能把自己的基因傳給下一代。（羅伯特·弗蘭克）
本文經授權摘選自《成功與運氣》，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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