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為何不選《正氣歌》

　　當寫下這個題目的時候，覺得有些可笑，因為它既在邏輯上矛盾，又于情理不合。好比在市場購物，你買了白菜，卻有人質問你為何不買羅卜，陷人于無詞辯白的窘境。

　　一、事件的背影

　　1957年6月，錢鍾書開始編著《宋詩選注》。據說這是個領導指定的規劃項目，但從未見有人披露其立項、成稿過程。那時宋詩遠不及唐詩熱門，宋詩數量浩繁，研究又幾乎是空白，要做這個項目工作量極大，對學術水平要求極高。該書1958年9月一經出版，即被定為文學研究所一桿“白旗”，其間委曲肯定不會為外人所知。后輩晚生一再尋訪，方知未選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和《正氣歌》則是該白旗案的“主案由”，選宋詩不問那兩首，簡直就是觸犯了天條。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7年公開出版的《院史》，起自社科院正式成立的1977年5月，關于“哲學學部”，未有記錄。但在“內部印行”并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文學所所志》120頁上卻有如下記載：1958年9月14日出版的《文學遺產》發表批判鄭振鐸文章，認為鄭的學術成果乃“徹頭徹尾的偽科學”，“反動的世界主義”，“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文化服務”，“成為統治階級斗爭的工具”等等；“學部響應號召，開展拔白旗運動，對鄭振鐸、孫楷第、錢鍾書、楊絳、李健吾等人的學術思想進行批判”。

　　再沿《文學所所志》向下讀，“十月八日，鄭振鐸在文學所召開的學術批判會發言，回顧檢討自己的一生”原書此處有小注說：“參見郭東的《最后一次講話》”。接著寫道“這次批判會持續多人（原文如此）批判對象除鄭振鐸外，還有錢鍾書……”

　　歷史如戲，總有劇情般的偶然轉折與巧合。九天后，“十七日，鄭振鐸出訪阿富汗”“十八日，因飛機失事在蘇聯上空遇難”。當時多人回憶烈士的文章都有他在行程中寫作的記載，料想少不了書寫自我批判的文稿。結果，批判會改成追悼烈士的大會。接下來，文學所從北京大學遷往建國門海軍司令部大院，又經大煉鋼鐵、農業大躍進等一系列事情，幾個月內視線多次轉移，拔白旗的烈火漸漸轉弱。1959年6月，時任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何其芳順應情勢，雖然對錢鍾書等的批判，既沒有撤銷，也沒有糾正，但批判從社會級、學部級、研究所級降低至組室一級。1959年7月后，何其芳又被迫忙于檢查“右傾”，不得不轉向黃克誠夫人唐棣華的“李清照研究”開炮。至此，拔白旗運動不得不暫時讓路。文革中，借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曾老調重彈，再次舉出《宋詩選注》《正氣歌》舊證，還摻入一個“攻擊領袖”大謠言，音階一下子提高八度，錢鍾書的“白旗”名銜便被升級為需要批臭打倒的反革命分子了。文革十年，錢鍾書目不旁鶩，完成學術巨著《管錐編》，交出一份史詩般的答卷。他曾以自己的詩作概括道：“世途似砥難防穽，人海無風亦起波”，“四劫三災次第過，華年英氣等銷磨”。

　　明明是一個正常結果，為什么已經被多次批判，甚至在錢先生過世多年之后，學界還會有人指責或曰勸進，希望能在《宋詩選注》中加選《正氣歌》呢？

　　二、先生自己說

　　或許，錢鍾書先生對此早有預料。《宋詩選注》初版三十年之后，彥火（即著名文學家潘耀明先生）敏感地捕捉到文情，欲印行該書的香港版，他特邀錢鍾書再寫了一篇序。錢先生在文章開頭便說，“這本書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受到一度公開批判”。接著以特有的錢氏幽默和許多輕快的揶揄，帶出一個沉重的舊話題。該文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上轉載時，作者又做了稍許修改，并重新冠以醒目的標題——《模糊的銅鏡》。現依最新版摘抄如下：

　　這部選本不很好；由于種種原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只有些評論和注解還算有價值。不過，一切這類選本都帶些遷就和妥協。選詩很像有些學會之類選舉會長、理事等，有“終身制”、“分身制”。一首詩是歷來選本都選進的，你若不選，就惹起是非；一首詩是近年來其他選本都選的，要是你不選，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屆的會長和理事，這屆得保留名位；兄弟組織的會長和理事，本會也得拉上幾個作為裝點或“統戰”。所以老是那幾首詩在歷代和同時各種選本里出現。評選者的懶惰和懦怯或勢利，鞏固和擴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詩名。這是構成文學史的一個小因素，也是文藝社會學里一個有趣的問題。

　　我們有幸讀過許多錢鍾書的作品，此文最是精妙。娓娓道來，言外有音，韻味令人琢磨不盡。

　　三、究竟為何不選

　　近時，關于錢鍾書先生的研究方興未艾，在“為什么沒有被打成右派”，“為什么留學未取高學位”，“為什么不去臺灣”以至“不去美國”的諸多課題之外；又有人再次發表有關《正氣歌》的議論，為《正氣歌》落選而惋惜和鳴不平。理由不外乎兩點：一、《正氣歌》化用前人詩文，其蹈襲之弊及用典不當，是小瑕疵，尤其對烈士文天祥來說，應援引錢鍾書之師陳衍石遺主張的“了解之同情”，予以寬大入選；二、該詩作為文天祥的代表作，是其身世和氣節的宣言書，缺之不可。又試著勸說選者“在用典時有時只需關注典故產生一剎那所描述的狀況和所表達的情感，不需將典故和歷史真相乃至人物生平混為一談。”既然有人主張對藝術本位“寬容”，為什么偏要使用政治標準來苛責已經作古的選詩者呢？看來我們還需要回歸原點，從《宋詩選注》不選《正氣歌》直接原因說起。

　　讀者如果將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和石介《擊蛇笏銘》相關語句同文天祥《正氣歌》稍作比對，便不難看出《正氣歌》和前人兩篇文章的源流關系。說其“重復太甚，傷于蹈襲”以至“用典”不妥，十分中肯。文天祥連續列舉了齊太史、董狐、張良、蘇武、嚴顏、嵇紹、張巡、顏杲卿、管寧、諸葛亮、祖逖、段秀實12位所謂忠義之士，用以自況。錢鍾書最反對“偏重形式的古典主義”流弊，《正氣歌》這個帶有普遍性的致命弱點，曾長期困擾古詩詞乃至整個文學研究領域。正如《宋詩選注》序言所寫的：

　　把詩人變成領有營業執照的盜賊，不管是巧取還是豪奪，是江洋大盜還是偷雞賊，是西昆體那樣認準了一家去打劫，還是像江西派那樣挨門排戶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顧。這可以說是宋詩——不妨還添上宋詞——給我們的大教訓，也可以說是整個舊詩詞的演變里包含的大教訓。

　　根據《宋詩選注》的取舍標準：一、“押韻的文件”不選；二、“學問的展覽和典故成語的把戲”也不選；三、“大模大樣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選；四、“把前人的詞意改頭換面而絕無增進的舊貨充新”也不選。《正氣歌》的落榜，當是正常結果。

　　錢鍾書把文天祥的詩分作前后兩個時期，一是元兵打破杭州，宋帝被俘虜以前，認為“這個時期里的作品可以說全部都草率平庸”。二是文天祥從元兵的監禁里逃出來，直到再度被捕被殺。這一時期的詩歌“大多是直書胸臆，不講究修詞，然而有極沉痛的好作品。”《宋詩選注》共選了文天祥四首詩，《揚子江》一首屬前期作品，《南安軍》《除夜》和《金陵驛》三首屬后期作品。選者評《南安軍》“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一句說“文天祥向纖巧的句型里注入了新內容，精彩頓異。”這四首詩篇幅較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讀。錢鍾書先生的客觀精確評價，從正反兩方面宣告了《正氣歌》落選之合理。錢文字字珠璣，堪比飛天之舞，亦可稱之為鐵甲戰車，無論是藝術趣味，還是學術結論，都深刻而扎實，給讀者以啟迪，同時也增加了選本的余味和可讀性。

　　四、作者宿愿和努力

　　錢鍾書不但是杰出的古典詩詞研究者、編選注釋者，同時也是優秀的古典詩人。我們翻開僅存百首的精選《槐聚詩存》，可以說是走進了古典詩歌的藝術殿堂。1991年，作者已宣布封筆不再寫詩，卻又作《代擬七首》，堪稱“況古昌今，無出其右者”。他不會容忍全無創新性的文學作品。他寫道：“倘僅以‘曾使人歌使人語’者為文學，而不求真價所在，則‘鄰貓生子’之消息，皆可為‘黃絹幼婦’之好詞矣。”早在23歲時，他在文章中就稱“文學非政治選舉”，也證明“文學標準”，不同于“政治選舉”，也不同于“骨董之結習”。先生又舉過一個有趣的畫例，“謂牛羊犬馬各有專家，獨豬從無入畫者。”可謂聰明幽默的人文發現，可惜沒人作專題研究。而錢鍾書在《模糊的銅鏡》一文中，曾經預見《宋詩選注》未來命運：

　　它當初不夠趨時，但終免不了也付出趨時的代價——過時，只能作為那個時期學術風氣的一種文獻了。假如文獻算得時代風貌和作者思想的鏡子，那末這本書比不上現在的清澈明亮的玻璃鏡，只仿佛古代模糊黯淡的銅鏡，就像圣保羅的名言所謂：“鏡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它既沒有鮮明地反映當時學術界的“正確”指導思想，也不爽朗地顯露我個人在詩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許這個晦昧朦朧的狀態本身正是某種處境的清楚不過的表現。

　　以學術為理想追求的錢鍾書先生，從來不會放過任何擦拭銅鏡的努力。據我們大致統計，《宋詩選注》從初版至今，至少有7次重印。此外，還有多種譯本和新排本，其間他多次想遷就出版商，卻又忍不住手癢，遂干脆把能修改的內容堆積在書后，以致到他生前最后一版，才得以統一排入。這些事實均記錄在《宋詩選注》近百萬印數的各種版本之中。這些變化修改，并未引起研究者興趣，其中先后多次刪節了初版中劉敞的7首，邵雍的一首等5個人的全部詩作；增加詩人柳開、晏殊、劉攽、徐俯、江端友5人共8首詩。另外，又對蘇舜欽、歐陽修、呂本中、趙師秀、蘇東坡等多人作品有增有刪，甚至有一次增加多達33首。這些僅屬選目的重大改正，真實記下了錢鍾書為學術為藝術的拳拳之心。選詩者明白，補充修改要得，堅持原則要得，余地也不能不留。據筆者所知，對像楊億那樣他非常喜歡的詩人，說出來讓讀者知道，《宋詩選注》這個地點并不適合。

　　幾經修正洗拭的銅鏡，是否還會像《模糊的銅鏡》所寫的“歷史的進程里，過去支配了現在，而歷史的寫作里，現在支配著過去”呢？顯然，過去應該支配現在，今天，哲人已逝，誰也不必再說服作者，要受現在的支配，再選《正氣歌》《過零丁洋》了。值得讀者關注的倒應該是：該選本出版半個世紀以來，《宋詩選注》一直受到讀者喜愛，出版社每次重印，等于為作者提供時空和機遇，出入圍城，增刪變化，一步步地逼近“清澈明亮的玻璃鏡”。其間恐怕也因客觀環境所限，仍有先生喜愛的詩作甚至詩人沒有入選。我們相信，古人的詩作，有先生評價在，有評選的原則存，“銅鏡”自然會一天天明亮起來。

　　五、裊裊余音

　　錢鍾書先生最終對自己的選本是否滿意，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可以推見，他40年間不間斷地修改，但總又略感不足。假以時日，還會修改，還會補充。但絕補充不到《正氣歌》。可以說錢先生一生諸多事實，都大于不選《正氣歌》這個小例子。我們不應把那些“惹是非”和“找岔子”的舊話，再說再論個沒完沒了。

　　目前有關錢鍾書的深入研究不多，非遺聞軼事的課題更為罕見。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錢鍾書先生一生致力中外文化研究，有哪些建樹？核心的重大成果是什么？其中有多少是承繼了前人的，又有多少是創新的？究竟有多少內容尚未被我們認識？錢鍾書先生既定的學術目標，還有哪些應該大力推進？

　　總之，圍繞《宋詩選注》的大事件和小材料，都證明錢鍾書先生為學精深博大，而對其治學之道的探究，標志著學術環境在進步。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