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象征——摘自韓星著《走進孔子》

 

 

　　我們每一個中國人自然都希望在全球化的客觀進程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獨特個性，使中華民族能以自己獨特的身份融入多元化的世界文明之中。作為中華民族之文化認同、維系中國人的社會凝聚的這種“集體意識”，其基本的內容又應該是什么呢？當然是中國傳統文化。新浪網曾經做了個網絡調查，近兩萬網民接受調查，七成認同中國傳統文化，這表明在越來越全球化的時代，在“西化”到了一定程度，大家需要回歸傳統文化保護自己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中華民族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同能夠強化民族凝聚力，確立民族共同價值觀，培育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廣闊胸襟，為在多元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探索中國文化的出路，建構21世紀文化體系提供保障。中國傳統文化內涵之豐富、包容之博大，儒學作為中國文化的主流血脈，應該是這一“集體意識”的主體部分，而孔子則是儒學的創始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國人公認的至圣先師，因此也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象征。

 

 

　　孔子作為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象征是由其在中國文化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決定的。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在生前就吸引了許多人來求學，形成了很大的勢力。顧頡剛在《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中說：“孔子是一個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熱誠的人，所以眾望所歸大家希望他成為一個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來救濟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過許多民眾的中心人物，如宋國的子罕，鄭國的子產，晉國的叔向，齊國的晏嬰，衛國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們一生做官，沒有余力來教誨弟子。惟有孔子，因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傳，所以他的人格格外偉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種極大的勢力，號為儒家。”于此可知，孔門勢力之強大，除了客觀環境使然外，實與孔子的個人人格有著莫大的關系。孔子去世后，他的影響還持續著、擴大著。

 

 

　　北宋理學家邵雍在《皇極經世書》說：“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也。”（《觀物內篇》之六）這就是說，孔子整理“六經”，對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來文化的進行綜合，所謂集大成也。

 

 

　　現代以來有許多學者把孔子看成中國文化史上的泰山北斗，如國學大師錢穆所言：“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華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學傳統，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為目前當務之急。”為什么？因為“孔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吳宓也說：“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絕千古，無人能及之，故稱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具體地說：1．孔子本身已成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其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其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2．孔子是“中國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標準之所托”。吳宓是所謂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辦《學衡》雜志，與新文化運動唱反調，認為西方的蘇格拉底、基督猶太、東方的印度佛陀、中國孔子為人類文化的代表。晚年正逢“文革”“批林批孔”，他是公開站出來反對批孔的幾個著名學者之一，后來還因此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多次公開批斗，甚至在批斗中一條腿被折磨致殘。柳詒徵也把孔子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后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即使自今以后，吾國國民同化于世界各國之新文化，然過去時代之與孔子之關系，要為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故雖老子與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時，同為中國之大哲，而其影響于全國國民，則老猶遠遜于孔，其他諸子，更不可以并論。”

 

 

　　總之，孔子的人格及其思想已經融化在我們民族的生命當中，孔子在無數的閱讀和詮釋過程中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象征，甚至成為中國文化的代名詞。

 

 

　　今天，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海內外華人中具有很強的親和力和感召力，是中華兒女共同的精神家園。通過孔子這個文化象征，可以感召、吸引和凝聚海內外華人，從而增強中華各族兒女的文化認同感、精神歸屬感，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

 

 

　　文化認同不是簡單“回歸”傳統，而是在新的時代繼承和弘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就以創造新的價值觀。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文化認同不僅是一種文化立場，更具有國際戰略意義。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轉型是在中西古今文化沖突的坐標中進行的，有激烈的爭論、持久的沖突，但都是圍繞著中國文化出路的探尋這個主題進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觀點，演變為蔚為大觀的文化思潮。遺憾的是，至今我們還沒有在中國和西方、傳統和現代之間尋找到平衡點，這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們遺失了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中道精神，而是自覺不自覺地陷入二元對抗思維模式。近代以來，受西方文化的宰制，二元對立思維方式（binaryoppositions）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頭腦。20世紀以來，我們一直運用這樣的思維方式“推動”中國歷史，應用這樣的思維方式處理復雜的思想文化問題及一些具體學術領域的問題，如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學/辯證法等；中國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傾/右傾、進步/落后、革命/反動等；中國文化研究中的新文化/舊文化、封建主義文化/社會主義文化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白話文學/文言文學、傳統文學/現代文學等。改革開放之后，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從二元對立式轉向務實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影響，將貫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以及“黑貓白貓”等。表現在具體政治實踐中則是既防“左”又防右，不糾纏于姓“社”姓“資”的爭論，兩手都要硬，國際政治戰略觀從冷戰思維轉向和平發展觀，等等。而中國傳統文化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在三才觀念影響下形成的以人為本的中道觀，《論語·堯曰》載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中庸》引孔子的話說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論語·子罕》還載孔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這里的“兩”就是對立性的兩個方面，用現在的話說就相當于矛盾或矛盾的兩個方面。中道思想就是在對立和矛盾中尋找到解決的關節點——中，以此作為解決問題的鑰匙，最后走向“和”。以中道觀才能在中國和西方、傳統和現代之間真正找到平衡點，這樣才能創造出一種建立在自己文化的價值基礎上，又能夠回應時代和中國發展中出現的重大問題，能夠成為中國人所愿意接受，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時又反映和吸收整個人類共同利益的新的價值體系。這種體系中的價值因素應該主體來自儒家。在思想（理性）層面，以儒學為主體，向“左”吸收馬克思主義，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體系。在宗教（信仰）層面，面對多元宗教，也是以儒為主，在歷史上已經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為主、道佛輔翼的文化結構的基礎上，繼續整合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重構新的國民信仰體系，建設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