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謔人”王思任

　　王思任晚年自號“謔庵”，還曾自我評價道：“興還高，人不腐。舌如風，笑一肚。要讀書，恨愚魯。半通今，半博古……酒不讓，棋堪賭。愛山水，怕官府。”他用表面看來押韻工整的語言形式，和實際上詼諧幽默并經得起推敲的精致文字進行“自贊”，本身便是對其諧謔格調的最好證明。

　　關于王思任的這一特點，許多著名文人學者都曾有過記載和評價。張岱曾說：“……而先生對之調笑狎侮，謔浪如常，不肯少自貶損也。晚乃改號謔庵，刻《悔謔》以志己過，而逢人仍肆口詼諧，虐毒益甚。”錢謙益也曾作過相關評價，稱王思任“好以詼諧為文”。周作人曾作《關于〈謔庵悔謔〉》一文，專門闡發了自己對王思任“謔”的看法。三位文壇代表性人物皆精準犀利地觀察和捕捉到了王思任為人為文最具標志性的美學風格。

　　在王思任的作品中，時常表現出一種嬉笑詼諧、調侃眾生的態度。例如在《游滿井記》中，他寫道：“傳聞昔年有婦即此坐蓐，各老嫗解襦以帷者，萬目睽睽，一握為笑。而予所目擊，則有軟不壓驢，厥夭扶掖而去者；又有腳子抽登復墮，仰天露丑者；更有喇唬恣橫，強取人衣物，或狎人妻女，又有從旁不平，斗毆血流，折傷至死者。一國惑狂，予與張友買酌葦蓋之下，看盡把戲乃還。”王思任在這篇極具代表性的諧謔風格作品中，將自己眼中的滿井周圍的世態人情充分地描摹和揭露出來，他筆下的人物丑態各異、姿態萬千，所用語言也是生動形象、豐富多彩，極富調侃嘲諷的意味。最后，他將這一切人情景象比喻為“把戲”，自己對待此種“把戲”的態度是“看盡”“乃還”，頗有一種人走茶涼的滄桑之感，仿佛看過這出“戲”后，言語中還是戲謔的口氣，內心卻滿滿充填的是無可奈何的感受，以及對現實的無限感慨。又如他在《游廬山記》中所表達的觀點和感受：“予登漢陽中峰，見廬山縱橫來，橫亙五百里無多也，孤芙蓉矗水上耳。然清貧矜持，不呼援倚，泉峰云石，自為瓢衲，團而不散，是以奪襟喉陸海之一宮，而幾與五岳訟。”他以一種娓娓道來的口吻，略帶戲謔地對廬山“清貧矜持”的特點加以描繪，讀之平實淡雅，又使人充分感受到他筆下的廬山略顯孤傲高貴的獨特之處，個中諧趣可見一斑。尤其是“不呼援倚”一句，旨在影射社會上結黨營私等現象，而王思任卻以一種敷粉的筆法，轉寫為贊揚廬山不加依傍、獨立不屈的自然特征，將暗藏的謔殺之氣隱于淡然平和的語句之中，令人讀之無限遐想。

　　在王思任與人交往、與己反思的過程中，他所做的文章也是處處透著諧謔之感，他的謔浪狂放實際上可以折射出他與眾不同的、清高脫俗的人生志趣。他選擇以一種冷峻尖刻、戲弄諷刺的態度表達自己的不滿，同時也是對情緒的一種自我調節和安慰。他曾自我評價道：“曾入帝王之門，曾踏萬峰之頂，曾到齊晉云間欺官之署，曾走狹邪非禮亡賴之處；而不曾投刺于東林魏黨，乞食墦間，沽名井上。所以然者，腳底有文，腳心有骨。”這段文字實際上是王思任對自己風骨的一種變相贊揚，他的“腳板”曾入宮廷，曾入山林，曾入高雅之堂，還曾入非禮狹邪之處，曾經走過無數各樣的地方，卻從不曾依附東林、投靠魏黨，始終遺世獨立，保持本色。我們不難讀出他內心潛在的那份自豪之情，他的錚錚傲骨同時也巧妙地映入了我們的眼簾。

　　另外，王思任揶揄、調侃他人的諧謔之作也是頗為精彩，如：“日居月諸，堆堆積積，不覺胸中五岳墳起，欲嘆則氣短，欲罵則惡聲有限，欲哭則為其近于婦人，于是破涕為笑。”這段話雖是他對友人的評價，但不如說是他自身諧謔的寫照。事實上，王思任諧謔的心理過程便是如此：隨著時間流逝，胸中情緒逐漸堆積起來，有如“墳起”；想要大聲說出來，卻又“氣短”“惡聲有限”，也不能像婦人一樣哭泣，所以只好破涕為笑。唯有以自身的經歷去體諒他人、敘寫他人，才會形成如此生動傳神的效果。

　　王思任獨特的“謔”是如何養成的？周作人分析說：“謔庵一生以謔為業，固矣，但這件事可以從兩邊來看，一方面是由于天性，一方面也有社會的背景。”

　　王思任少年時期便以文才聞名，張岱曾云：“房書出，一時紙貴洛陽。士林學究，以至村塾頑童，無不口誦先生之文。”自其考中進士起，他的為官生涯便已開始。據記載，他初期做過興平、富平、當涂和青浦等縣的知縣，在任期間致力于體察民情、為民造福，受到百姓的愛戴和一致好評。但他性格直率耿介、不甚圓滑，也就不免得罪他人，從而屢遭彈劾、屢遭貶黜。中年時期他辭官歸家，從此潛心讀書，與友人游山玩水，他的許多重要作品也在此時完成。后來復出為官，卻因拒絕與閹黨等勾結，晚年的仕途始終不甚如意。最終，在國難當頭、清軍攻占家鄉紹興的危急時刻，王思任拒不受降，孤身入鳳林山以明其志，后絕食而死，表明了以身殉國的決心。

　　若非王思任一生起起落落的為官經歷，他的諧謔風格也不會如此突出。他曾長期遭遇彈劾、貶謫等挫折，必然使性格逐漸變得消極無奈，原本以“怒罵”的方式抒情言志，后來也慢慢變得平和，從而轉化為諧謔的態度了。周作人對此曾分析道：“所以有些他的戲謔乃是怒罵的變相，即所謂我欲怒之而笑啞兮也。但是有時候也不能再笑啞了，乃轉為齒齰，而謔也簡直是罵了。”然而，這實際上也成了王思任在亂世中獨特的生存方式，既可抒發表達自己的心聲，又避免了與亂臣賊子針尖麥芒般的對抗，堪稱一種化消極為積極的處世態度，乃至一種隱晦自保的斗爭手段，實屬趨利避害、苦中作樂的高明之舉。

　　晚明時期，許多文人在作詩為文時常以“自娛”為口號，兼有游山玩水、相互交游之行為，并漸漸形成一個普遍的文化現象。從而，“尚謔”的風氣在民間慢慢普及開來。張岱就曾說過：“一味莊言，有何趣？”袁宏道也曾評價自己的作品：“謔語居十之七，莊語十之三。”這些無不是當時社會文化風尚的表征。此種大環境也必然對王思任本身的“謔”有所增益，他的諧謔風格也便成了晚明亂流中的一面旗幟，引領著此種獨特美學追求的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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