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使者筆下的紫禁城：他們和中國皇帝賦詩唱和時壓力山大

       紫禁城是神秘的。除幾部官書外，私人記載不是很多，且多記大略，不及細部。
       然而在明清時期，一群來自朝鮮半島、越南、琉球、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使者到訪中國，走進紫禁城，并留下了大量用漢文記載的日錄、筆記、詩文等文獻。這些域外漢文史料統稱為燕行文獻。珍貴的燕行文獻無疑成為今天研究故宮學的第一手資料。
       為推動故宮學研究，9月7-8日，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與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北京故宮聯合召開了第二屆“燕行使進紫禁城”學術研討會。乾隆時期來華越南使者阮輝瑩（注：實為越南漢名亻瑩）的第七代孫阮輝美先生也來到了研討會現場，并向故宮學研究所捐贈了祖傳刻本《奉使燕臺總歌》的越南影印本。
       琉球人為何要抄乾隆的少時詩作？
       兩天時間里，來自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以及中國北京、上海、臺灣等地區的學者們圍繞“燕行使者筆下的紫禁城”展開研討。
       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陳正宏考證了一部琉球寫本《御制并和詩》。由于該書開卷正文沒有卷端題署，內部又未分卷，此前不受關注，甚至被誤認為這是琉球佚名作者所寫的漢詩集。經考證，它其實是乾隆皇帝登基以前所寫詩集的一個節抄本。因其中有不少弘歷唱和其父雍正的詩，所以書名中有“和詩”兩字。
       那么，琉球人為何要抄乾隆皇帝的少時詩作？
       這就要說到同樣發現于日本的《御詩和韻集》。《御詩和韻集》是乾隆、嘉慶、道光年間琉球燕行使在北京奉命和中國皇帝唱和的詩作合集。
       兩部詩集外封的右上方，都有用朱筆書寫的三個大字“上京用”。
       陳正宏稱，“上京用”是指這是琉球燕行使去北京路上所用的書。在他看來，《御制并和詩》和《御詩和韻集》都是為琉球燕行使在北京遇到需要和中國皇帝唱和寫詩的場合準備的。
       原來當時無論是朝鮮、越南還是琉球的赴京使臣，都會遇到被要求在很短的時間里跟中國皇帝賦詩唱和的特別情形。以很多時候，是當天看到中國皇帝的原唱，當天就要繳呈和詩，根本不能提前準備，卻無奈漢語水平有限、和詩內容又需要格外斟酌。在這樣的“尷尬”下，琉球燕行使者“上京”途中，就特別需要帶上“有用”的書。
       《御制并和詩》和《御詩和韻集》恰是這樣“有用”的書。陳正宏解釋，前一種《御制并和詩》是中國“最喜歡寫詩的皇帝”年輕時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與“皇阿瑪”的唱和之作，這種父子兼君臣的微妙表達正是琉球燕行使需要好好揣摩的；而《御詩和韻集》堪比琉球燕行使的唱和“典范”，翻閱者或吸取經驗教訓，或犯懶偷辭掠意，其實用性更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其實宗主國和附屬國君臣之間的唱和并不如后來人想的那么溫文爾雅、富有情趣。這樣場合的和詩，對于燕行使者們而言更多像一場壓力山大的科舉考試。”陳正宏說，“寫詩，在這樣的特殊情景下，無論對于中外哪一方，都不是一種單純的文學創造，而是一種被賦予了強烈政治內涵的嚴肅的外交活動。”
       朝鮮燕行使的文獻傳播“原搬不動”嗎？
       以利瑪竇世界地圖為代表的明末清初漢文地理學西書通過朝鮮燕行使傳入朝鮮，為朝鮮人士引入了西方地理學的新知識。這些新知識讓不少朝鮮學人意識到中國之外還存在著廣袤的天地，因而建立了最初的世界意識。
       在研討會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鄒振環作了題為《朝鮮燕行使與利瑪竇世界地圖在朝鮮的傳播》的報告。他指出傳入韓國的利瑪竇世界地圖有兩部，一部是1603年李應試刻版《兩儀玄覽圖》原本，一部是1602年北京版《坤輿萬國全圖》彩色繪本，1708年朝鮮畫家有中國繪本的摹本。
       有意思的是，盡管朝鮮最初接觸西學是通過中國本土印制的漢文西書，朝鮮仍然對利瑪竇地圖的動物形象做了一些“接地氣”的改變。
       以現藏于首爾大學博物館的《坤輿萬國全圖》朝鮮的彩色摹繪本為例。鄒振環發現，呈現于彩繪本上的海陸動物和海洋中的三桅船，都有濃郁的朝鮮本土化痕跡。
1602年北京版《坤輿萬國全圖》彩色摹繪本的復制本，首爾大學博物館所藏的《坤輿萬國全圖》被認定為利瑪竇世界地圖彩色絹本的朝鮮摹繪本。該圖現為韓國國家寶物第849號，八幅。
       他舉例圖中一只類似于“飛龍”的有翼獸。要知道中外都有具備雙翼的神獸或魔獸。在西方文化中，那種長有鱗甲類似鱷魚的有翼獸多為鼻吐火焰，口吐火舌的惡龍，但中國人對這樣的動物形象是很陌生的。于是到了中國版的《坤輿萬國全圖》，這一動物就變成接近于中國傳統瑞獸“辟邪”。
       而朝鮮摹繪本又在中國版的基礎上稍加變化——有翼獸口中多了一只老鼠。“朝鮮本選擇口吞老鼠，與朝鮮人將鼠視為惡物有一定關聯。”鄒振環分析，農歷正月第一個子日，朝鮮人要在這一天進行熏鼠火民俗活動。農家孩子要在田埂上撒下稻草并點燃，以達到燒除雜草并驅趕田鼠的目的。
       “可見，朝鮮開始接觸西學借助了中國這一中介，朝鮮繪制的利瑪竇世界地圖雖然基本上承襲中國版的《坤輿萬國全圖》，但在有些動物形象的繪制上還是做了些非常有趣的本土化處理。”
      “雞林巨賈爭摹印”的盛況真實存在嗎？
      藏書人對毛晉絕不陌生。這位明末藏書家、出版家和他的汲古閣聲名遠揚，還有一句專門贊譽汲古閣刻書的詩句為大家耳熟能詳，即出自詩人吳偉業《汲古閣詩》的“雞林巨賈爭摹印”。（編者注：“雞林”指朝鮮。）
       對于這句詩，毛晉汲古閣研究者歷來深信不疑。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章宏偉則提出質疑——400年前國際間的交往遠沒有今天方便暢通，人員進出是當時國際交往的唯一渠道。那么當時的真實情況是否如詩人所記？詩人又是如何知悉這種盛況的？
       章宏偉分析，如果“雞林巨賈爭摹印”的說法是真實可信的，那么吳偉業應該知道汲古閣刻書曾傳入朝鮮并在朝鮮得到覆刻，應該見到汲古閣刻本的朝鮮覆刻本或者聞悉朝鮮覆刻了汲古閣刻本。如果連這一條最低條件都達不到，“雞林巨賈爭摹印”就僅僅是詩人的描述性語言，而非有關歷史事實的敘說。
       毛晉從1618年開始刻書，《汲古閣詩》則作于1647年。章宏偉認為，在這一時間段，由于吳偉業沒有去過朝鮮，他獲取“雞林巨賈爭摹印”的信息渠道只有四種：中朝邊境貿易、中朝海難救助、通過燕行使見到或聞悉朝鮮覆刻了汲古閣刻本、通過出使朝鮮使臣見到或聞悉朝鮮覆刻了汲古閣刻本。
       章宏偉首先排除1618至1647年“邊貿銷售汲古閣刻本”的可能性。因為努爾哈赤1616年以“七大恨”起事，后金、大清與明的拉鋸戰還主要在東北地區；其次，盡管當時亞洲各國船舶遭遇海難時多漂流至中國，但漂流民一般語言、文化水平低，少有像崔溥這類可以書寫漢字的文人。1618至1647年的漂流船記載也沒有顯示相關信息。
       接著，章宏偉對燕行使在中國得到汲古閣刻本并帶回朝鮮的可能性進行考證。他認為燕行使在中國得書主要有朝廷賜書、購書和贈書三種渠道。“從理論上來說，明朝朝廷的賜書應該是政府刻書，汲古閣刻書不會成為賜書品種。目前燕行使記載中也沒有涉及購買汲古閣刻本的信息。贈書則基本局限于與贈書人相關的品種，也不可能有汲古閣刻本。”
      而明朝使臣有無可能赴朝時帶去汲古閣刻本？章宏偉認為中國書籍確實很可能通過明朝使臣、文人贈送的方式流入朝鮮，但在1618至1647年這個時間段，幾乎沒有通過這個途徑流入朝鮮的書籍。“也沒有看到明朝使臣在朝鮮逗留期間與朝鮮文人的書籍交流。”
       據此，章宏偉初步猜想“雞林巨賈爭摹印”這一描述并不真實，但他也強調這一猜測依然需要在朝鮮時代書目與韓國現存漢籍中得以進一步驗證。“起碼它提醒我們，涉及古籍中關于國際交往的文獻時，應該有一種考據的心態。畢竟古代關于國際交往的文獻不多，我們使用史料要小心求證。”
       “這次報告，很多學者用了新材料，或者從老材料寫出了新觀點。”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鶴評價，“現實生活是活生生的，但如果只記下來了，寫成白紙黑字放在那了，就有點冷冰冰了。所以這些材料必須要等學者來發現，把當時的場景還原出來，再解開材料中的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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