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馬爾罕》中的突厥人政權
即使我們姑且部分地接受伊朗民族主義式的解讀，在政治上，卡亞姆時代所對應的異族也已經主要不再是阿拉伯人，而是后世西方學人和內亞近代民族主義分類意義的突厥人了。實際上，對菲爾多西來說，這一點他也有切實感受了。
根據張鴻年先生的研究，菲爾多西晚年不受當朝統治者的待見，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作品本來是要獻給波斯人的薩曼王朝統治者的，但在公元999年，薩曼王朝被兩支突厥人勢力推翻和瓜分了（滅了薩曼王朝之后， 喀喇汗王朝得到了河中地區，伽色尼人得到了東伊朗的霍拉桑）。 在這種情況下，菲爾多西轉而將該書獻給新的突厥統治者馬赫穆德，但沒有受到重視。張鴻年先生認為，除了宗教原因（菲爾多西是什葉派）、他人的讒言、推薦者失寵之外，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馬赫穆德是突厥族的入主者。他從其心態上不能容忍伊朗有人比他強。《列王紀》對魯斯塔姆的描寫有傷他的自尊心。這從某些詩人贊揚馬赫穆德，否定《列王紀》中魯斯塔姆的功績的詩句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張鴻年：《〈列王紀〉研究》，第144頁）。
菲爾多西雕像
在《撒馬爾罕》一書中，卡亞姆至少接觸了兩撥突厥人的政權：西喀喇汗汗國（Qara Khanid，840-1212；喀喇汗王朝又稱蔥嶺西回鶻，其建立者是講突厥語的部族，他們主要由兩支講突厥語的力量構成，一是九世紀中期漠北回鶻汗國滅亡后西遷的三支回鶻人之一，二是游牧在新疆北部及楚河流域、本為鐵勒諸部之一的葛邏祿人；1041年，汗國正式分裂為東西兩部）與塞爾柱王朝（Seljuq，1037-1194，塞爾柱人是烏古斯部落中的一支）。999年推翻薩曼王朝的是兩支突厥人的力量：一支是喀喇汗王朝，另一支是由從薩曼王朝分裂出去的突厥人建立的、以阿富汗為基地的伽色尼王國（Ghazni，962-1186，即中國史書中的“哥疾寧”，1040年被興起于中亞草原的塞爾柱突厥人擊潰后遷入印度） 。
這是公元1000年前后發生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件，盡管當時的人并不會有這種感覺，畢竟，政治體的興衰、政權的更迭是司空見慣的，就算是以突厥人推翻波斯人的政權建立其在中亞的統治來說，也并不新鮮，早在幾百年前，突厥汗國（西方人所謂的藍突厥，Kök Türk）的統治范圍更大。
但這次事件，確實有前不見古人之處。
伊斯蘭化了的突厥人將中亞推向突厥化
首先，伊斯蘭化了的突厥人開始更加全面地將中亞地區推向突厥化。這里所謂的突厥化，主要是指突厥語的擴張，這個過程中包含著族群融合與游牧人的逐漸定居，也包含著游牧突厥人所攜帶的內亞因素向定居文明地區的滲入，但突厥化不是一個“獨霸”的歷史過程，而是一個與其席卷之地的文明相互改造的過程。歷史地看，在這個過程中突厥人大量接納了當地的文明，包括政治體制、語言文字、宗教信仰等。
突厥人的伊斯蘭化，當然有商人、托缽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歷史背景是阿拉伯人在中亞的統治，以及在阿拉伯人之后的波斯-薩曼王朝以河中地區為中心不斷發動對突厥人的“圣戰”，對突厥人皈依伊斯蘭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元960年，喀喇汗王朝二十萬帳突厥人集體皈依伊斯蘭教，成為第一個突厥語民族的伊斯蘭王朝，這一明顯具有政治考慮的集體皈依行動，是突厥人伊斯蘭化進程的重大事件。
伊斯蘭化對突厥人的認同轉變具有重要的意義，之前的突厥汗國時期，突厥人與中亞的關系是“邊緣性和間歇性的”，“因為那些突厥人是游牧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心理傾向仍然專注于內亞草原”。而喀喇汗人“仰慕巴格達的哈里發以及圣城麥加和麥地那，這些成為他們終極的精神權威，河中地區成了他們永恒家園的一部分”（Svat Soucek,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83）。 突厥人伊斯蘭化成為穆斯林，從而在實際上獲得了穆斯林共同體的某種合法的、平等的文明/文化身份，這對突厥人維系自身族群的凝聚力，抵御被同化，也有一定的意義。此前薩曼人曾以圣戰的名義從突厥人手中奪去了怛邏斯，而此時的突厥人，已經從圣戰的對象一躍成為圣戰的主動發起者，這種意識形態上的“進步”對突厥人在此后建立長期的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具有重要作用。
A History of Inner Asia
伊斯蘭化有利于突厥化推進，因為同為穆斯林的不同族群之間現在更加方便地通婚和融合。對中亞地區的突厥化來說，三個一度強大的突厥伊斯蘭王朝（喀喇汗、伽色尼與塞爾柱）功不可沒。從語言競爭的角度來說，就是突厥語開始了其排擠伊朗語的過程，經過一段較長的時間，在民眾的層面，突厥語（盡管吸收了很多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元素）逐漸排擠掉印歐語系的伊朗語（粟特語、花拉子模語以及波斯語）成為中亞的主導性語言（塔吉克人是例外） ，直到今天（盡管近代以來帝俄征服也是另一個重要的故事）。在新疆南部地區，八至九世紀以來突厥化的結果就是，“在新疆塔里木南北兩大地區都是突厥-回鶻語戰勝當地原居民的語言，后者逐漸消亡推出歷史舞臺”。原居民所講的語言是不同支系的印歐語，他們在語言和人種上也反過來對講突厥語新群體的形成有重要影響（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第505-506頁）。
《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
突厥化的起點至少應該追溯到突厥汗國時代，西突厥的統治對中亞的突厥化已有影響。 到十世紀下半期時，也就是喀喇汗王朝皈依伊斯蘭教時，在西天山北部的熱湖（即伊塞克湖，在帕米爾高原的北面，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東北部）和七河地區（指流向巴爾喀什湖的七條河流支，大致包含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江布爾州和吉爾吉斯斯坦以及新疆伊犁一帶）以及新疆南部的喀什地區，居民都幾乎已是突厥人或突厥化的人了（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第492頁）。 薩曼王朝境內有不少的突厥人，但整個地區還談不到突厥化。十世紀時，河中、呼羅珊、費爾干納、花拉子模等地還不是突厥地區，即沒有突厥化（王治來：“論中亞的突厥化與伊斯蘭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十一世紀中，喀喇汗王朝分裂為東西兩部后，西部王朝領有河中地區及費爾干納西部，以撒馬爾罕、布哈拉為都城；東部領有怛邏斯、白水城、石城、費爾干納東部、七河流域和喀什噶爾，以八剌沙袞（近中亞吉爾吉斯托克馬克東南十二公里處，十一世紀前以粟特人為主）為政治、軍事都城，以喀什噶爾為宗教、文化中心。西喀喇汗王朝的統治者雖然是突厥人，但其屬下居民大部分為講伊朗語不同方言的“伊蘭人”， 這就是卡亞姆來到河中地區時的情況。在西部的花拉子模（即阿姆河三角洲地區、咸海南部和東部）住有許多烏古斯、土庫曼、康里、克普恰克部突厥人（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第493頁）， 這些突厥人是游牧者。
突厥化是內亞游牧民族持續不斷地進入中亞定居地帶這一歷史過程的重要一環。有以下三種因素對突厥化有利。
一、從南疆到中亞地區的定居地帶主要是綠洲社會，其人口、軍事和生產能力有其局限，因此，從歷史的長時段來看，其抵御和同化內亞游牧民族覆蓋的能力有個極限，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說，相比于體量巨大的華夏族地區而言，中亞地區只是一個體量較小的“水池”，內亞游牧民族的持續灌入難免不改變其結構，不過也不能否認，印歐人對突厥化的抵御持續時間同樣夠長。
二、伊斯蘭化提升了內亞游牧人的文明水平，使其更容易凝聚自身并向外擴張，而自身也就更不易被同化。
三、一些重要的歷史機遇對突厥化有利，這主要是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地區后造成了當地長時間的分裂局面，不但無法形成對北方（中亞地區）印歐人的有效支持，自身也被突厥人占領，不過，突厥人扎進伊朗當地這個波斯文明的“大染缸”后開始被同化。如果再從十六世紀之后伊朗興起的薩法維王朝有效抵制了烏茲別克汗國的南下來看，就比較清楚了。
立于今蒙古國呼舒柴達木湖畔的突厥文闕特勤碑
從書面語的角度來說，突厥人早期曾創造過自己的文字，語言學家根據其發現地將古代突厥文命名為鄂爾渾-葉尼塞文（Orqon-Yenisey script），又稱突厥儒尼文（Runic script），現存形式主要是一些碑銘。最晚遲至八世紀的時候，在粟特人的影響下，用粟特字母創制的突厥文就已經在漠北地區被一些部落所采用，這主要是由于粟特人文明程度較高且長期廣泛活躍于從中亞到東亞的大片區域內。在當地文化水平較高的原居民的影響下，高昌回鶻人逐漸定居化，并在當地舍棄原在漠北時期信仰的摩尼教，接受了佛教。
文字上，回鶻文（Uigur script，用粟特字母拼寫的突厥語）在這個時期開始逐漸取代古代突厥文，成為新疆和中亞地區通行的跨語言、超方言的文字。回鶻文使用的時空范圍很廣，影響很大，后世的蒙古文、滿文在書寫上皆借用了回鶻文字母。在十三至十五世紀期間，金帳汗國、帖木兒帝國與察哈臺汗國都將回鶻文作為官方文字，帖木兒曾“令書記官用回鶻文記其一切征戰活動”，一些伊斯蘭宗教著作當時也用回鶻文重新抄寫過；當時的赫拉特（今阿富汗西北）成為回鶻文的書寫中心之一；回鶻文《福樂智慧》（Qutadghu Bilig，作者是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生活時間為1010-1092）一書的維也納本（1439）也屬于這一時代，甚至奧斯曼帝國對回鶻文也不陌生（耿世民：《維吾爾古代文獻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第1頁）。
《福樂智慧》英譯本
不過，需要說明的是，關于《福樂智慧》的創作文字的問題，學界一直存在爭議，也有不贊同作者最初是使用回鶻文創作的，最著名的就是俄國學者拉德洛夫在1911年左右提出，作者最初是使用阿拉伯文拼寫回鶻-突厥語的，回鶻文沒有發揮作用，作者后來到了喀什噶爾，把寫成的長詩奉獻給可汗后，這位可汗為使長詩在人民中廣為傳播，要求作者用回鶻文轉抄（熱依汗·卡德爾：引發“《福樂智慧》學”的維也納抄本，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action/viewspace/itemid/6178.html ）。
無論如何，保留至今的回鶻文文獻，內容十分廣泛，它表明突厥語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日益發達。
伊斯蘭化的一個重要影響就是人們對阿拉伯語熱情大增，文人日益以精通阿拉伯語為傲，這也影響到其他語言文字的變化，講突厥語的不同部族也逐漸開始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寫其書面語，并不斷完善。喀喇汗王朝歸信伊斯蘭教以后不久就開始用阿拉伯文字母書寫突厥語，該文字被稱為哈卡尼亞文，這是察哈臺文的基礎。在十至十五世紀漫長的數百年間，隨著伊斯蘭化進程的發展，回鶻文逐漸廢棄不用，而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突厥文（后來主要是指察哈臺文）逐漸取而代之。 十四至十五世紀時察哈臺語得到發展，并在之后稱為新疆、中亞乃至南亞地區的重要的通用語，尤其是在書面語言中也具有重要地位。
內陸亞洲地區長期都是多語言并用的。突厥化并沒有造成突厥語獨霸天下的局面，伊斯蘭化之后文人學者多通阿拉伯語；由于歷史的原因，中亞和南亞地區長期深受伊朗文明的影響，波斯語也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直到近代，波斯語仍作為官方語言和書面語言在從小亞細亞到印度的廣大區域使用（王治來也認為，突厥化的同時印歐語依然在中亞流行，但也慢慢滲入很多突厥語成分。到十九世紀時，波斯語仍然沒有被排除。王治來：“論中亞的突厥化與伊斯蘭化，”《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
馬哈茂德·喀什噶里編寫的《突厥語詞典》中的一張地圖
十一世紀時，喀喇汗王朝的馬哈茂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1008-1105）在巴格達用阿拉伯文編寫了其著名的《突厥語詞典》，它反映的是當時突厥人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優勢，在書中，喀什噶里以神圣的名義倡導人們學習突厥語（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p. 310-315）。 突厥語文學創作的里程碑式人物是阿里舍·納沃伊（Alisher Navoi，1441-1501），他完成著名的《五詩集》是在十五世紀末，其晚年熱情地為察哈臺文辯護，將之與波斯語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但當時中亞地區的宮廷語言主要還是波斯文（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504）。 莫臥爾帝國的開創者巴布爾（Babur，1483-1530）就有較好的文學修養，他能用波斯語和突厥語寫文章，巴布爾生前用突厥語（察哈臺文）寫有自傳《巴布爾回憶錄》，就是受到了納沃伊的啟發（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508）， 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和一定的文學價值，1589年后被譯成波斯語。十九世紀末英國派出福賽思使團與占據南疆的阿古柏政權接觸，雙方也用波斯語交流。
據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德威斯教授（Devin A. DeWeese）介紹，直到二十世紀初的蘇俄時期，波斯語在中亞仍然是重要的書面溝通工具，在烏茲別克斯坦，至今仍有大量包括近代時期在內的波斯語資料，有待利用和研究。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中亞歷史上，突厥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直到冷戰后中亞-高加索地區多個突厥語現代國家獲得了獨立之后，（再）突厥化進程依然在繼續，包括中亞地區不太成功的本國語言字母拉丁化進程，也可以被視為這個突厥化歷史進程的一部分。
突厥人影響了西亞和地中海的歷史進程
其次，出身于內亞地區的突厥人進一步向南、向西推進，進入伊斯蘭核心區并日益占據主導地位，深刻影響了西亞和地中海地區的歷史進程。
突厥人向伊斯蘭核心地區的深入伴隨著一系列勝利，伊斯蘭化了的突厥人先是征服并統治了文化程度更高的波斯人，接受波斯文化的洗禮，形成波斯-伊斯蘭-突厥文化。1055年，塞爾柱突厥人擊敗了由來自里海南岸山區的德萊木人建立的崇奉什葉派的王朝——白益王朝（Buwayhid Dynasty，932-1055，主要統治范圍在伊拉克和伊朗西部，德萊木人勇武善戰，是薩珊王朝的重要兵源，曾激烈抵抗阿拉伯人的入侵，后皈依什葉派）進入巴格達，阿巴斯王朝的哈里發封塞爾柱領導人為“蘇丹”，塞爾柱突厥人控制了在巴格達的阿拉伯哈里發（不斷受什葉派叛亂威脅的哈里發亦視突厥人為保護者）。
1071年，在著名的曼齊科特戰役中，塞爾柱突厥人大敗拜占庭帝國軍隊，之后，大批操突厥語的游牧民族西遷涌入小亞細亞地區，逐漸使小亞細亞突厥化和伊斯蘭化，最終導致這一地區脫離基督教世界成為伊斯蘭教世界的一部分，而這也是理解之后奧斯曼帝國崛起的重要前提。奴隸出身的突厥人還在埃及建立了馬穆魯克王朝（1250-1517，馬穆魯克即奴隸），并阻擋了蒙古大軍。阿巴斯王朝于1258年被蒙古人滅亡后，奧斯曼突厥人最終成為伊斯蘭世界的拯救者，建立了地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1299-1922）。總之，突厥人將內亞因素注入西亞和地中海地區，改變了伊斯蘭世界的歷史發展進程，也增加了伊斯蘭世界民族與文化的多樣性。
阿拉伯人開創的伊斯蘭式帝國主要依靠雇傭外人（奴隸、受庇護者以及新近的皈依者）進行統治，比如，阿巴斯哈里發即使用奴隸軍隊，薩曼王朝也使用突厥奴隸組成的古拉姆近衛軍作為駐防首都與大城市的重要力量（北非的法蒂瑪王朝以及后來的奧斯曼帝國、薩法維王朝與莫臥爾王朝皆有相似的軍事體制），這種做法雖然避免了貴族政治的難題，但便利了內亞因素對西亞和地中海世界的滲透和影響（【美】簡·伯班克、弗里德里克·庫珀：《世界帝國史：權力與差異政治》，第71、385-386頁）。
與之前阿拉伯人沖出半島并征服了大片領土相似，突厥人的伊斯蘭化與建立帝國的過程，也是他們不斷走向定居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在近代早期的三大伊斯蘭帝國時期最終完成。這一過程伴隨著對西亞和地中海諸定居文明成就的鼓勵與吸納。
伊斯蘭化之后突厥人的文化深受波斯文明的影響，打上了深刻的波斯烙印。像塞爾柱突厥人這樣的內亞游牧軍事征服者是直接從游牧社會過渡到國家形態的，所以他們并沒有一個官僚階層可用，并不具備治國理政能力，他們要建立對當地的有效統治，就不得不采納既有的治理術，因此他們大量地啟用波斯人才（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388）。 在塞爾柱突厥人統治波斯的一個世紀中，他們表現出遠遠超過其真實水平的統治技巧，這主要應該歸功于開國之君們所指認的波斯宰輔們。而這個過程恰好處于前述波斯文化復興的時期，文化層次比較低的突厥人遂搭上了波斯文化復興的列車，在進入波斯文化圈的同時，將自身的內亞性（突厥語、游牧與薩滿）與波斯文化融合，從而造就了一個豐富多彩的波斯-突厥文化圈，其范疇在東-西向上涵蓋了從土耳其到印度的廣大區域。突厥人慷慨地資助波斯人，使波斯的文學、藝術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如，帖木兒王朝及其之后歐亞大陸上由突厥人創立的各政權都不掩飾對波斯文化的仰慕，爭相為《列王紀》繪制精美的插圖本。 游牧民族粗獷的風格也為波斯傳統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穆宏燕：“中國宮廷畫院體制對伊斯蘭細密畫藝術發展的影響，”《回族研究》2015年第1期）。
真實存在的塞爾柱突厥人的宰相
小說《撒馬爾罕》中的那個塞爾柱突厥人的宰相尼扎姆確有其人，他為塞爾柱帝國的管理做出了巨大貢獻。尼扎姆·莫爾克（1018/1019—1092，Nizam al-Mulk）前后擔任宰相近三十年，在他的任內，塞爾柱帝國達到了鼎盛。小說中說他力圖建立一個警察國家，一開始希望卡亞姆來出認秘密警察總監，但遭到卡亞姆的婉拒，在卡亞姆的推薦下，尼扎姆最終任命掩飾了自己真實宗教身份的伊斯瑪儀派重要人物哈桑·薩巴擔任此職。根據斯塔爾教授研究，尼扎姆建立警察國家的計劃其實只是他在著作中的設想，在真實的歷史上他的這個想法因為種種原因而沒有實現，而恰恰是因為沒有實現這樣的極權統治，才有了尼扎姆管理下的繁榮（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390）。
尼扎姆·莫爾克銅像
尼扎姆在去世前曾奉命寫下了一部關于治國謀略的作品，這就是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波斯遺產叢書”的《治國策》（Siyar al-Muluk/Book of Government，字面意思是“王治之道”）。一般認為該書堪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相媲美，但早于馬基雅維利五百年。據說，尼扎姆關于“善治”的理念和模型來自于薩珊波斯的歷史經驗，他也致力于復興波斯治國傳統，同時，尼扎姆曾服務于伽色尼王朝的實踐經驗也很重要（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 p. 389）。
《治國策》英譯本
尼扎姆這本書涉及國王的義務和責任（如第三章《論糾錯揚善和主持公正的上朝》、第三十八章《論國王草率處事的失策》）、國家行政管理（第7章《論情報員和書記及其在管理國家事務中的主要性》等）、宗教和司法事務（第八章《論宗教、宗教法之類問題的詢問調查 》、第四十九章《關于處理原告、答復和執法》等）、軍隊建設和軍事防衛（如第二十四章《論創建多種族部隊》、第二十六章《論土庫曼人以侍衛身份在軍中服役》等）、土地與農民問題（如第五章《關于土地代理這及他們對待農民的調查》等）、收稅問題（如第五十章《論保留各省稅收賬目及處理它的方法》）等等具體事務，涵蓋了政治制度、經濟、軍事、稅收、外交、宗教、司法行政等各個方面。該書引用和保留了大量伊斯蘭教的語錄、傳說，還有當時社會的奇聞異事、長篇故事以及諸如《伊斯法罕史》等正式的歷史著作。這不僅是一本政治學名著，更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可謂是一部十一世紀塞爾柱帝國的百科全書，也是我們了解塞爾柱帝國早期社會及波斯文化對塞爾柱帝國影響的必讀之書。
尼扎姆·莫爾克的貢獻不只是在政治上和著述上，他還是一位教育家，為當時以及后來的學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撒馬爾罕》一書提到的他對卡亞姆的庇護，這在歷史上確有其事。尼扎姆鼓勵神學和其他科學的學術研究，提議修建天文臺，并重新修訂波斯歷法；他致力于促進正統派的教育，創辦了一批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伊斯蘭教高等學術學院（madrasa），其中最著名的是巴格達和尼沙普爾的兩所。這種 新型學校有別于傳統的清真寺教育（馬斯吉德），組織完善，有獨立的財務系統，單獨聘請有學問的人（烏萊瑪），不僅教授伊斯蘭神學，還教授語法、醫學、哲學等多個學科，可謂首開伊斯蘭高等教育的先河。尼扎姆鼓勵正統神學教育的發展有對抗異端思想的考慮（S. Frederick Starr, Lost Enlightenment: Central Asia’s Golden Age from the Arab Conquest to Tamerlane,p. 407）。 1065-1067年，尼扎姆在巴格達創立“尼采米亞大學”（al-Madrasah al-Nizamiyyah，實際上就是以尼扎姆的名字命名的高等學術學院）后，將前述由哈里發邁蒙創立的智慧宮并入該校，作為伊斯蘭學術中心繼續發揮作用。
簡言之，突厥化與中亞地區的伊朗文化傳統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在實際的歷史過程中，它們往往是既競爭又合作，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會形成突厥-波斯文化與印度-波斯文化這樣的現象。在伊朗和中亞地區，伊朗文化的影響源遠流長，阿拉伯化并沒有實現，突厥化也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意味著伊朗傳統和影響的消失，準確的說法應該是這里出現了多種文化的并存、雜交與融合。
作為歷史小說的《撒馬爾罕》
作為一本歷史小說，《撒馬爾罕》的創作是非常成功的。《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還曾將其譽為“最好的歷史小說的典范”（An example of the best type of historical fiction）。艾赫邁德·拉希德（Ahmed Rashid）在《獨立報》(The Independent）上評論說：“馬盧夫寫了一本卓越的書，他所描述的人們的命運與時代在小說史上可謂前不見古人，很可能也是后不見來者。這本書遠不只是一本歷史小說；它就像東方地毯上的錯綜復雜的刺繡，在時光中穿梭，將詩歌、哲學與蘇菲主義的激情與現代主義編織在一起。”（Ahmed Rashid,"Poetry lovers tricked by a drowned manuscript: Samarkand”,The Independent, 1992-09-22）
《撒馬爾罕》對想了解那個時代的伊朗和中亞，但又難以啃讀大部頭專業歷史著作的人來說，不失為一本入門級的讀物，至少對引發閱讀的興趣以及了解主要的歷史線索是有幫助的。尤其是需要考慮到作者本身并不只是一個文學家，他同時也是一個歷史學家，其非虛構寫作同樣為人稱道，專業背景對其歷史小說創作具有重要意義。在廣義西域的歷史研究方面，中文學界對伊斯蘭化之前的文獻、考古和歷史的研究較強，而對伊斯蘭化及之后的西域史尤其是中世紀史的研究相對是很薄弱的。比如，單就《撒馬爾罕》一書的前半部分所涉及的塞爾柱突厥帝國的歷史來說，且不說專門的研究，連翻譯過來的學術作品都極罕見，在這種情況下，中文讀者要想形成關于這個歷史時期的常識性背景知識，確實不容易。
歷史小說不但能像一般的文學作品一樣給讀者以教育和啟示，還能夠提供有一定價值的歷史知識，有助于人們形成關于某個特定時期、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群的常識性認知架構。即使是就了解本國歷史而言，好的歷史小說也有助于歷史知識的傳播，更何況是對長期以來在主流知識界頗為陌生的異域呢。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理應是多渠道的、平易近人的。尤其是對不了解異域歷史與文化的讀者而言，文學作品或許是更為平易近人的傳播媒介，好的歷史小說可能尤佳。畢竟，歷史小說又與純粹虛構的文學敘事不同：“歷史小說是以特定的歷史為背景, 描寫完整的歷史情節, 塑造生動的歷史人物形象, 更多的是通過隱喻的方式來展現、揭示一個歷史時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問題。” （何成剛、沈為慧：“歷史小說：一種重要的歷史教學資源，”《教育科學研究》，2008年第6期，第42頁）
銀瓶上的阿維森納
本書譯文的文學性很強，值得稱道，有些專有名詞的譯法在選擇上也更契合文學作品，比如，作為中世紀令人恐懼的、專事暗殺的“阿薩辛”派（assassins），譯者選擇的譯法是“阿煞星”，這個譯法在意思是更傳神的。但由于是歷史小說，所以在一些譯名方面仍然值得商榷，尤其是有固定譯法的歷史名詞，譯者并未注意使用通用譯法。比如，“奧哈迪”其實就是“卡迪（qadi）”，是伊斯蘭教法官，卡迪才是常見的譯法，其實譯者對其含義是清楚的（見第7頁注釋2）； 至于以《醫典》聞名于世的伊本·西納（Ibn Sina，980-1037），西方人對他的稱呼應是“阿維森納”（Avicenna），而不是“阿維西那”。在中文版的第62-64頁，有一個重要的錯誤必須指出來，那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第二個繼承人應該是哈里發奧馬爾（Caliph Umar，584-644；其全名是Umar ibn al-Khattab；中文又譯歐麥爾），而不是什么“卡亞姆哈里發”，所以，中文版說的“在喀山，對名字叫卡亞姆的人來說，出門或逛街都是一件不智之舉，”這句引文中的“卡亞姆”應該是“奧馬爾”，對什葉派來講，奧馬爾是什葉派第一個伊瑪目阿里的重要對手，所以，正確的理解應該是，對一個叫奧馬爾的人在追隨阿里者聚居的地方閑逛不是明智之舉，這樣才講得通，至于后面說到什葉派民眾在某些慶典上喊“愿真主詛咒卡亞姆”，也就更講不通了，因為這里的“卡亞姆”也應該是“奧馬爾”。
限于篇幅，我無法再討論小說涉及的其他重要主題，比如：《魯拜集》與東方學的關系、十一世紀伊斯蘭歷史上的教派政治問題、阿富汗尼的伊斯蘭現代主義思想、伊朗的現代化問題，等等。以上啰里啰嗦的介紹，很難算得上什么書評，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可能更多地是想通過閱讀串聯起自己的知識儲備，順便為讀者提供一些背景知識，最后，我想用一首魯拜結束這篇不知所云的“書評”：
若能從希望枝頭摘到一枚甜果，
或許能從中發現命運的線索。
還要在這狹窄的監牢受幾許折磨，
何不覓一道門通向虛無的荒漠。
（【波斯】奧瑪·海亞姆：《魯拜集》，第319頁）
版權及免責聲明：凡本網所屬版權作品，轉載時須獲得授權并注明來源“中國產業經濟信息網”，違者本網將保留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的權力。凡轉載文章，不代表本網觀點和立場。版權事宜請聯系：010-65363056。
延伸閱讀
第六屆中國報業黨建工作座談會（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