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活本土資源 引動詩歌活力

 

　　因而必須重申“詩之本質”。按照海德格爾的說法，詩是展開、澄明、確立真理的方式，寫詩就是呈現真理在遮蔽與澄明之間的斗爭，詩人就是在黑夜的虛無之中“開啟一個世界”，以引領人類“還鄉”。這個時代，需要詩人去尋找存在的真理以糾正一些弊病，疏導并恢復社會的心理平衡，更需要詩人去陶冶時代的靈魂。

 

　　那些真正進行探索的詩人遇到的困境則是，他們從多年的寫作實踐中獲得了嫻熟技藝，也從多年的閱讀學習中獲得了深刻思想，且懷有對寫作真實性的強烈尋求，卻很難寫出那種抵達靈魂深處的作品。究其原因，是懷有進入世界“強力詩人”行列的極端熱切，導致了他們極端注重模仿西方，而輕置了本土資源。對本土資源的不重視又導致了對職責的片面理解。要想突圍，必須重新正視本土資源與詩歌活力之關系。

 

　　本土資源是詩人存在的根基。絕大多數人的原初生命經驗都是從民族的自然環境、地理風物、歷史命運、傳統文化、日常習俗等生活構成中習得，所以大多數人的感物方式、情感方式、社交行為都帶有特定的民族特征。因而，對現代詩歌寫作至關重要的個體經驗必然內蘊著深刻的本土經驗。以兩個深受國內讀者熱愛的詩人為例，可清晰地觀察到本土資源對于現代詩歌的價值。在葉芝進入詩壇之前，愛爾蘭文學還處在英國文學傳統的籠罩之下，葉芝有意避開那個時代風行的唯美之風，而是竭力從本民族資源中吸取最富于想象力和神秘性的英雄傳奇、民間神話和民間故事，捕捉凱爾特原始自然環境中的精神實質，從而復興了本民族的敘事模式，創造出具有“差異性”的愛爾蘭文學。葉芝之后的希尼同樣扎根于愛爾蘭的鄉村、傳統文化的古老世界，以冷靜的目光描繪著愛爾蘭的日常生活與復雜的歷史和沖突，從中挖掘著愛爾蘭的民族精神并使“歷史復活”。葉芝、希尼的詩與他們的祖國是融合在一起的，他們不僅確立了愛爾蘭現代詩歌的“傳統”，更拓寬了現代詩的表現領域。

 

　　本土資源是創造力的來源。中華民族有著其他民族絕無的宏闊的神話資源、自然資源、文化資源、多民族共生資源等，這為一代代的詩人提供了無盡的創造力，共同筑造了偉大的文學傳統。20世紀中國新文學特有的訴求造成了本土資源的被擱置或冷遇，但一旦有人愿意啟用便能創造出奇跡。詩人昌耀就是例證。他出生于湖南桃源，人生之初浸染的是湘楚文化；13歲離開家鄉，青春期是在戰場上度過的，漢文化中建功立業的宏愿曾經是他的青春夢想；20歲后深入到最原生態的藏民生活中達二十年之久。20世紀80年代重返詩壇時，流淌在血液之中的多重文化融匯在一起，包括湘楚之地的浪漫神秘與追求自由的精神、藏地高原遼闊厚重的自然風貌、中國文人建功立業濟世報國的士子情懷。他創作的《慈航》及“高原詩系”既鑄造出了一個能被看見、被聽見、被想象、被敬畏的“西部高原”，也建造了一個“像織絲般熠熠閃光”的詩歌高原。

 

　　所以說，一個時代的詩歌甚至一切文藝創作，能否取得突破，跟其背后的精神資源的強度與深度、矛盾性與復雜性有重大關系。現今有志于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創作的詩人應有意識地進行資源融匯。目前來看，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激活我們的本土資源。

 

　　這就要加強民族感情，確立民族共同體。首先是因為詩必須以“差異”的方式存在，“差異”表現為詩人的個體差異，在世界文學的整體中則靠民族特質來彰顯。此外，對自身民族的靈魂與未來的沉思正是對普遍人性與命運的關切，偉大的詩作是在普遍意義上講述“人類境況”。不管現代詩人采取多么顯著的個人話語或私密經驗，其意圖必須是把“個體命運”轉變為具有普遍性的“人類命運”，否則就難以喚起讀者身上的力量，更不要說持續的關注與共鳴。而共鳴，是真正獨創性的真正基礎。

 

　　這就要挖掘本土的原型意象。投射著人類精神和人類命運共同情感的原型意象，是我們認識世界最有力的方式。而詩歌話語在將生活世界中形形色色的事物、事態、事件進行不動聲色地“主題化”之時，就是開啟我們對“原型意義”新的感知方式和認知方式。20世紀后，傳統的象征意義開始崩潰，但杰出的詩人并未繞開崩潰帶來的困境，而是讓屬己的民族原型變奏出無數的形式、象征和意象，變奏出無數的觀點、看法和概念，他們重建了象征的現代性。我們的詩人也必須踏上這一艱難之旅。

 

　　這就要恢復和捍衛民族傳統的尊嚴。我們對任何一位詩人的評價都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先將其置于所在的文學傳統整體中進行觀照，然后將他的民族文學傳統與其他民族的文學傳統進行對比。當代詩人需要不斷地訓練自己的歷史意識和時代嗅覺，多層次地去感知和體會自己的歷史地位與當代價值，以尋求與詩學傳統的相切點，以及與變化著的生活世界的相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