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人席慕蓉:我是故鄉這門課的“旁聽生”


    來源:澎湃新聞   作者:馮雙    時間:2017-09-19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46歲的詩人席慕蓉第一次踏上內蒙古高原,找到了她的“原鄉”。在那之前,她是寫下“鄉愁是一棵沒有年輪的樹/永不老去”(《鄉愁》,1978年)、“如何讓你遇見我/在我最美麗的時刻”(《一棵開花的樹》,1980年)的臺灣女詩人,“以真實的女性情感及女性氣質打動了眾多青春讀者”;而在那之后,個人的鄉愁轉變為對文化的探尋,她在《蒙文課》、《寫給海日汗的21封信》等諸多作品中表達了對內蒙古高原、蒙古族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觀察與想法,并為之奔走呼喊。
     
          找到“原鄉”被認為是席慕蓉創作的分水嶺。在踏上故土之前,她的美術和文學創作均已有相當影響力,但極少在媒體上公開露面。而近二十年來,在以原鄉為主題創作的同時,席慕蓉拍攝了諸多關于蒙古族的照片,進行演講并接受媒體采訪,希望通過這些方式讓更多人了解蒙古族文化。
     
          9月18日,席慕蓉應邀在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舉行的“萬象共生”系列講座上做了題為《在回家的路上》的講演,講述她的成長,她的詩,以及追尋“原鄉”的歷程。她在現場朗誦了幾首詩作,興之所至,手舞足蹈,講到動情處又幾度哽咽。
     
    席慕蓉講座現場
     
          “有些生命里的問題埋伏在詩里”
     
          席慕蓉出生于上世紀四十年代戰火中的重慶,原籍內蒙古察哈爾部,全名“穆倫•席連勃”,“慕蓉”是“穆倫”的譯音。她的父母都是來自內蒙古的蒙古族人,外婆孛兒只斤•光廉公主是能騎善射、槍法精準的舊王族,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
     
          “我是蒙古族人,但我不認得我的家鄉。”席慕蓉這樣說。在五歲以前,她會講蒙古語,會唱蒙古歌,可是在那以后,關于蒙古族的一切似乎從她身上褪去了。蒙古高原是父輩念念不忘的故鄉,但在戰亂遷徙中,他們也再沒有機會去過。席慕蓉倉促地在南京讀了小學,又轉學香港,為融入當地生活而努力學習粵語,自此她的童年便是香港。青少年時期在臺灣和歐洲求學中度過,但“那是青春的原鄉,也不是故鄉——那時候我認為我沒有故鄉。” 
     
          許多年以后,席慕蓉意識到,“原來,離散這件事,對于孩子真的是有影響的,對任何一個生命都有。”她羨慕不用經歷離散的朋友,“羨慕一直住在蒙古高原,或者一直住在上海的朋友。” 
     
          1987年,席慕蓉寫下一首《后記》,她認為有些生命里的問題埋伏在她的詩里,可她自己當時不知道:
     
          藏在童年/藏在模糊的黃昏/藏在逐漸遠去的記憶里/有些什么/零亂而又散漫/正從路的盡頭低聲向我呼喚/仿佛錯誤已經鑄成/卻沒有人肯承認/這就是我的整整的一生/以一種多么奇怪的方式進行/在溫暖而又甜蜜/卻一直認作是異鄉的夜里/流淚轉述著那些聽來的故事/從陌生的故鄉/從冰寒的歷史(《后記》)
     
          “在1987年,我以為‘這就是我的整整的一生’,沒有想到會有后來。”席慕蓉說。
     
    席慕蓉分享她在內蒙古拍攝的巖畫照片。
     
          故鄉這門課的“旁聽生”
     
          這個“后來”就是兩年后,彼時兩岸關系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席慕蓉終于有機會踏上“父母的故鄉”蒙古高原。她乘飛機,坐火車,再換吉普車;從北京到張家口,從張家口到張北,上內蒙古高原。吉普車顛簸著,然后草原突然出現,一下子在前面鋪得無限遠。
     
          這一次旅程之后,她寫下《旁聽生》:
     
          在“故鄉”這座課堂里/我沒有學籍也沒有課本/只能是個遲來的旁聽生
     
          此后近三十年,席慕蓉輾轉于臺灣和內蒙古之間,走訪探尋,出版了《我的家在高原上》、《追尋夢土》、《蒙文課》等散文集,記錄游子如何面對自己的故鄉。在《蒙文課》(作家出版社,2009年)的扉頁上她寫道:獻給我的父母,以及他們漂泊的一生。
     
           “我是草原的孩子,但直到四十多歲,才有機會回到故鄉。”她在散文里寫道:“一次我打開一本童書讀到韋應物‘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的詩句時,眼淚忍不住落下。女兒和兒子十分吃驚,覺得這種情感太難以理解。但隨著他們慢慢長大,看到我關于鄉愁的文字,終于理解了我內心一直在追尋的那個‘原鄉’。”
     
          她也曾誤解,以為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人“很寂寞”。其實蒙古族人的精神生活比城市里豐富得多,“你聽聽長調,那是從草原、從生命里生長出來的聲音,有這種聲音的人怎么會寂寞?所以我要向各位說,我錯了。我要不斷修正我的錯誤。”
     
          她看到一些少數民族的博物館越來越大,然后不無焦慮地發現,有好些事物“令人不忍地消逝了”,比如馬鞍。每一副馬鞍,都是一個牧馬人一輩子的伙伴。可是在博物館里,她看到馬鞍,“它們都在裝有燈光的墓穴里面”。
     
          席慕蓉在詩作《余生》里寫到馬鞍:
     
          ……唉!我說老弟啊!/ 總說蓋起了樓房是要我們過舒服日子 / 其實想一想我和我的馬鞍十分相像 / 現在都塞在一個小小的洞穴里 / 離開了馬離開了天空和大地 / 布滿灰塵不言不語 / 靜靜地等待那最后最后的結局
     
    金馬鞍(蒙古汗國時期),現藏于內蒙古博物院
     
          再后來,席慕蓉發現這不只是一個族群的遺憾。她在旅途中遇到瑞士裔的猶太人,倆人互相交換自己的后悔——沒有好好地問過父親,他們當年究竟是如何生活。“如果寫下來,就是珍貴的口述歷史。”
     
          也有一些觀察帶來慰藉,比如鄂爾多斯的朋友帶她了解蒙古族的信仰文化。“那是蒙古族的旗幟,代表了游牧民族的精神狀態,一切行為都與此有關。所以,即便當你看到有一些游牧民族文化的(式微),這信仰告訴你,仍有些事物是幾千年來都沒有消逝的。”那是2007年,自那以后,席慕蓉認為自己真正“進入了游牧民族的文化”。
     
    薩滿服飾
     
          “是記憶重回舊地”
     
          席慕蓉常常說起第一次到內蒙古草原時的情景:“我一直在叫喊:我來過,我見過,我認得!”
     
          她對童年的“離散”耿耿于懷,這“離散”使她沒有“故鄉”,因為故鄉是特定的時空。可她又常想,“說不定我們身體里有一個帶著走的故鄉,一個和我們一起長大的故鄉”。2014年諾貝爾醫學獎公布,是一個關于海馬回的發現,她覺得欣喜若狂,似乎找到了依據。“科學家說,海馬回里儲存的記憶,可能來自遙遠的先祖。我第一次站在蒙古高原上,說我來過,那是我大腦里的海馬回在說,是它們累積的記憶重回舊地。”
     
          她曾畫過一棵樹,影子比樹干長許多,長得不成比例。后來在草原上,她看到一棵小小的樹,落日把影子拉得很長很長。就是它。“我還沒有見到以前,就畫下來了。”席慕蓉說:“以前我總是講,我不是‘回’到故鄉,是‘去’故鄉。現在我要修正,確實是‘回’。而且不是第一次,而是千百次地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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