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揮個性 表現自己

　　冰心在“五四”時期沒有發表過文學革命之類的宣言，但她是一個積極的實踐者，實踐中悟出一些文學真諦，于是，將其記錄下來，表述出去。這在新文學理論尚屬草創之初，同樣有著價值。
 

　　自從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1917）發表之后，關于什么是文學、什么是新文學的議論便不再斷過，胡適自己則有一系列的文論，并曾以“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十個字來概括他的文學主張。胡適的觀念在“五四”時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冰心肯定是了解的，但到了自己來講什么是文學時，她卻用了這樣八個字：發揮個性，表現自己。
 

　　具體而言，“‘能表現自己’的文學，是創造的，個性的，自然的，是未經人道的，是充滿了特別的感情和趣味的，是心靈里的笑語和淚珠。這其中有作者自己的遺傳和環境，自己的地位和經驗，自己對于事物的感情和態度，毫不可挪移，不容假借的，總而言之，這其中只有一個字‘真’。所以能表現自己的文學，就是‘真’的文學。”而“‘真’的文學，是心里有什么，筆下寫什么，此時此地只有‘我’——或者連‘我’都沒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宇宙啊，萬物啊，除了在那一剎那頃融在我腦中的印象以外，無論是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都屏絕棄置，付與云煙。只聽憑著此時此地的思潮，自由奔放，從腦中流到指上，從指上落到筆尖。微笑也好，深愁也好。灑灑落落，自自然然的畫在紙上。這時節，縱然所寫的是童話，是瘋言，是無理由，是不思索，然而其中已經充滿了‘真’。文學家！你要創造‘真’的文學嗎？請努力發揮個性，表現自己。”（《文藝叢談》《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第4號）
 

　　冰心認為，“文學家的生活，無妨稍偏于靜，不必常常征逐于熱鬧場中，紛擾他的腦筋”，也就是保持文學家的清醒與獨立，同時，也便于對社會采取“客觀的態度”。（《文學家的造就》《燕大季刊》1920年第1卷第4期）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冰心還將作家的人格、道德與文章聯系在一起，“蓄道德的作者，他的文章也是蓄道德的”，“作者不蓄道德，他雖然能文章，他的文章也只是濟惡的、助虐的。”所以，她主張，“作家最要的是人格修養。”這些文學的主張，雖不能說系統，也未進入理論闡述的層面，但相對于胡適的文學主張，還是更接近文學的本體了。冰心發聲時還是一個大學生，她的主張未引起多少人的重視。直到20世紀80年代，“發揮個性，表現自己”才在文學理論中被重新提起，不過，那似乎是一些新潮文學理論家的專利，并無冰心的份額。
 

　　在新文化運動中，冰心的角色是文學創造者，從“問題小說”始，繼而現代美文（散文），小詩與兒童文學等。冰心的創造，豐富了“五四”新文學，她的作品不僅開創了不同題材創作的先例，而且創造了一種屬于她自己的文體——冰心體。
 

　　對于什么是“冰心體”，論者見仁見智，冰心自己則認為主要體現在語言上，“冰心體”的語言，她用了10個字概括：“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至于白話如何文言化，中文怎樣西文化，沒有詳說，僅是一個題目，而這題目，卻是懸到了今天，沒有一部專著，縱有幾篇論文，也是語焉不詳。
 

　　我在國內外一些大學講座時，多次提到過這個題目，希望有人來做。研究這個課題所具備的基本條件，應該要有深厚的古文根底，而西文，不說幾種，起碼要有流利的英文吧，能讀懂《圣經》，再就是中國文學的才情與知識，才有可能研究冰心如何“白話文言化”“中文西文化”，從而形成“冰心體”的。竊以為，這是她留給學人的一個未解之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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