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里的上海人身上，有最本土的中國文化精髓

　　唐穎長篇新作《家肴》又把我們帶回她熟悉的上海弄堂生活。她的人物住在歐式或日式的建筑里，占主導地位的生活方式行為準則卻是江浙式的。這是小說第一有趣的地方。上海和上海人最“洋”氣，西裝領帶皮鞋，咖啡蛋糕奶油，這恐怕已成為全中國包括上海人民自己的共識了。然而，唐穎告訴我們，弄堂深處，醬鴨蹄髈紅燒肉，青團年糕芝麻湯圓才是主打，哪怕在物質極端匱乏，糧油肉蛋配給的年代，祖籍寧波周遭的上海人，仍然兢兢業業地過自己的小日子，半夜去菜場排隊買食材，費時費力地精心制作家肴，特別是過年，那更是不容忽略，平時的節省都為了這幾天，請客訪客全是必須的禮數，一年復一年，充滿儀式感。這一份精打細算、認真巴結的生活態度簡直可視作上海市民文化　(或者是江浙文化在上海的繼續)的一層底色，不管世態炎涼，哪怕天翻地覆。

　　是什么能讓這份生活態度一再傳承呢？　在唐穎的小說里，20世紀的上海，親戚小圈子形成了如此這般的一張社會網，橫向里有兄弟姐妹，親的堂的表的，豎線里有至少祖孫三代，同樣包括親的堂的表的，加上姻緣結成的鏈接，他們之間互相糾纏的關系，讓共同遵循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有時甚至以八卦的形式，規范并制約著他們。這使我想起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家族小說，還有張愛玲筆下親戚間的家長里短，細細碎碎，卻是人性盡顯的舞臺。值得注意的是，外在的時代變遷也好，社會動蕩也罷，雖然會對這個小圈子有所沖擊，但是至少在唐穎筆下，圈子里的人往往把這些外在力量弱化了、轉化了，甚或內化了，他們更多還是在意親戚們的看法。比如元英，因為元鴻和容智的坐牢，覺得在親戚間丟盡了臉面，更要在其他方面表現得格外周到；而寶珠對因元鴻坐牢而起的羞辱，行的是不同的對付方式：借錢做頭發，典當衣物下館子，雖然都引來親戚的詬病，但是誰知道這不是以另一種不放棄來維護自己在這個圈子中僅剩的體面與自尊呢。

　　這篇小說里，元英，寶珠，阿馨，元鴻是唐穎人物譜系中的新角色。元英這個人物最有性格層次。元英是個“小心謹慎，吃力地跟著時代主流”的人，這“主流”是最最樸素的道德標準：做人要履行責任，要善待他人，尤其是自己的家人。“我活著就是為了你們，為了責任，”她這么對自己的丈夫女兒說。但是她并不是沒有期許的，當她用“有沒有良心”自律律人的時候，如果仔細琢磨，她期待的是來自于親人同等的回報。“良心”是小說中出現頻率很高的一個詞，不光是元英，寶珠和阿馨，還有哪怕是被認為最沒有良心的元鴻，都是幾近本能地用良心責人責己的。他們的下一代，容智容美蕓姐姐們，雖然面對自我實現被反復強調的新潮流，雖然面對親戚間社會小結構的逐漸解體，卻也一面倍感講良心帶來的約束甚至是壓抑，想要沖破約定俗成的藩籬，尋求自己的生活之路，一面仍然接受了父母輩的觀念，互相善待，有恩報恩，追求著良心的安寧。這大概也是作家本人的糾結了。她讓容智知成們跑得遠遠的，好像是很沒良心地拗斷了親情，最后他們又都回到元英身邊，表達他們的感恩之情，讓元英的期待沒有落空。

　　唐穎筆下的人物是現實的，卻也追求浪漫，但是一旦安全感受到威脅，就像小說里的姚琴曉，一點點風吹草動，她便快速地離開了與元鴻剛剛締結的相濡以沫；他們是算計的，比如把自家的水龍頭煤氣灶上鎖，不讓外人占便宜，但是對于親朋好友他們也是知恩圖報，絕對不屑占他人便宜，這里襯底的原則就是公平；然而最本質的大概就是良心這個如今看來十分樸素，在現實中不斷受到挑戰的道德觀念了。良心給至少是小說中的兩代人帶來萬變不離其宗的穩定，揭示的是人們對互愛互助永恒的肯定和美好的期盼。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在弄堂里的“洋”氣上海人身上看到的，其實是最本土的中國文化真髓。(作者：方園，為旅美學者。《家肴》　刊發于2018年第三期《收獲》雜志)

　　原標題：弄堂里的上海人身上，有最本土的中國文化精髓

　　轉自：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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