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認定與價值立場：考古學對歷史文獻的態度

　　眾所周知，考古學與狹義歷史學從大的目標來看都是研究人類歷史的過去，二者的不同主要是研究的對象和方法有一定的差別（當然也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況，如文物學、文字學、銘刻學、簡牘學、歷史考古學等領域）。主要差別在于研究的對象一個側重于文物和遺存，一個側重于文獻和文本；研究方法上一個側重于田野考古發現，一個側重于考據、分析、歸納和邏輯推理，二者都強調二重證據或多種證據法，但考古學的物（實）證特征更加突出。

　　目前考古學研究的目的可以分成三種趨向，一是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二是復原古代社會的研究，三是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與服務（即對傳統文化的繼承發揚與光大）。這三個目的有交叉也有區別，主要是根據目的采取的研究方法、理念、工作進程和文化價值選項判定的出發點不太一致。第一種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對考古學而言是以年代學為核心的研究，一直代表了中國考古學界的主流業態，其核心的研究方法以田野考古學為基礎，在地層學、類型學和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當中，梳理一個區域考古學文化的主題面貌和發展脈絡；第二種復原古代社會的研究是以聚落考古為核心的研究，其核心的研究方法是在前一種研究的基礎上，更多采用科技考古的手段和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論，總結出一個區域、考古學文化時段遺存的社會結構、組織乃至文化精神方面的發展特征；第三種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與服務對考古學而言是一個全新的挑戰，當前大遺址的考古研究已經走在了這條路上。其核心的工作理念是在前兩種研究的基礎上，一方面要解決復原古代社會的問題，另一方面解決在保護的基礎上，致力服務于國家和現代社會文化創造與發展的問題。

　　這三種趨向在對待歷史文獻或處理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關系方面也呈現出不同特點。第一種形式，文獻或文本為考古學所用并發揮關鍵作用。如研究秦始皇陵的修建時間時，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有關“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的記述，得出秦始皇陵修建了38年（公元前246－前209年），這是建立在司馬遷記述真實的基礎上推導出的時間，是否符合歷史實際要隨著秦始皇陵各組成要素年代的界定進行深入推敲和確認。這種形式，夏商周三代考古研究中更為突出。如殷人屢遷，是殷商史上一個十分值得注意的歷史現象。文獻記載，殷人“不常厥邑”，屢次遷都，“前八后五”。成湯以前的八遷，基本上屬于部族的流動或方國的轉移，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都邑遷徙。成湯以后的五遷，學界耳熟能詳，即仲丁自亳遷隞，河亶甲自隞遷相，祖乙遷邢，南庚遷奄，盤庚遷殷。這些文獻記載對殷都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依據對考古學文化分期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理解，既引起了鄭州商城“亳”“隞”之爭，同時也逐步改變了學界對小屯殷墟的布局認識，形成了洹北商城應是盤庚遷殷最初地點的見解。

　　第二種形式，在搞清楚考古學文化時間堆積機理和遺存空間布局的基礎上，把文獻的研究貫穿于聚落考古研究的每一個層面和環節，并結合科技考古（自然環境、地理氣候等）研究成果，總結復原一個聚落的發展面貌。如河南內黃三楊莊漢代聚落的形成及廢棄過程就是借助文獻記載得以進一步細化。三楊莊遺址的主體遺跡被水流沖積基層所疊壓，其形成應與漢代黃河決溢、泛濫有密切關系。三楊莊遺址漢代隸屬魏郡管轄，毗鄰黃河，《漢書·溝洫志》記載，西漢哀帝時，因黃河經常從魏郡以下決口，故廣征治河應對之策。賈讓獻《治河三策》，他在開篇處說：漢代一部分農夫，在原來黃河堤內的灘地上，“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而且是“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如果我們以賈讓所說的“新起廬舍”來觀察和分析三楊莊遺址的總體布局，可以發現，這里不是漢代的尋常農村，而是在黃河灘地新墾殖區出現的新起廬舍。三楊莊漢代聚落整體上呈現為“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與宅隔田相望”的形態，這種形態的歷史意義在于其與閭里化聚落的巨大差別，預示了新的社會形勢下農業聚落形態發展演變的一種新趨勢。結合文獻與考古發現來看，三楊莊遺址的形成與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有著密切的關系，推斷這一地區漢代聚落整體被淹沒、埋藏的時間應在新莽天鳳元年之后。通過這些細節，一幅活生生的漢代黃河灘地墾田興衰的畫卷躍然紙上。

　　第三種形式更加關注為現實社會生活服務，或者突出其歷史和科學價值，或者突出文化與社會價值。各地在考古學研究基礎上成為進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地方尤其如此。如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分布于中岳嵩山南麓，包括觀星臺、太室闕和中岳廟、啟母闕、少室闕、嵩岳寺塔、會善寺、少林寺建筑群在內的8處歷史建筑。這些建筑既是中國古代先民集體勞動和智慧的結晶，也是中華文明發展演變的實物見證。以觀星臺為例，西周初年周公在陽城“以土圭之法，測土身，正日景，以求地中”；東漢天文學家張衡在《靈憲》一書中最終確定的天地之中也在古陽城。元代至元十三年至十六年，郭守敬以此為中心點觀測，并推算出了當時較為先進的歷法——《授時歷》，其精確度與現行公歷僅相差26秒，但創制時間卻早了300年。因此可以說，周公測景臺和觀星臺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天文觀測建筑。諸如此類，對歷史文獻的解讀，服務于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當然這些解讀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也作為可信知的歷史文化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與傳播。又如我們在研究中原歷史文化時，曾提出“中原歷史文化”實質上是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文化”“社會主導文化”（劉慶柱、韓國河《中原歷史文化演進的考古學觀察》《考古學報》2016年第3期）。這種大歷史觀的文化解讀涉及的文獻很多，既不能把歷史文獻拿來了事，也不能拘泥于文獻而懷疑一切，更不能圍繞自己的“中心文化價值”過度闡釋，有意否認其他文獻記錄和考古事實。

　　第一，關于整體中國歷史文化脈絡與物化載體連貫性的互證把握，如“早期國家形態”與考古發現、歷史解讀問題。根據文獻記載，夏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權國家。就目前的考古發現和研究，可將中原地區的王城崗遺址、新砦遺址和二里頭遺址作為夏代早中晚三個都邑遺址。王城崗遺址發現大、小兩座城址，發掘者認為，小城可能為“鯀作城”，大城應是“禹都陽城”，王城崗城址可能是夏王朝最早的都邑。新砦城址由外壕、城墻及護城河、內壕三重防御設施組成，城內復原面積約為70萬平方米，與文獻記載的“啟居黃臺之丘”基本一致。二里頭遺址是一處規劃縝密、布局嚴謹的大型都邑。布局以宮室宗廟區為中心，北面主要是祭祀區，南面多為鑄銅、制作綠松石的手工業作坊區，宮城周圍是貴族聚居區，外圍分布有一般居民區和墓葬區。二里頭遺址為夏代中晚期的都邑，有學者認為應為夏都斟尋。這些結論是幾代考古人考古實踐與文獻甄別的結果。雖然“夏”的歷史還需要文字來佐證，“早期國家形態”的考古學文化研究也需要更加細化文化發展模式的探索，但可以肯定的是從文獻的已知（并得到考古學的印證）出發，到考古學未知的“物化文獻”解讀，這樣的研究才更加符合尋找歷史真相的方向。

　　第二，關于歷史背景與文化研究立場的切入視角，如“鄭衛之音”的文化屬性與考古學發現判讀問題。一般認為“鄭衛之音”主要是指春秋時期以鄭國、衛國地區（今河南省新鄭至濮陽一帶）為代表的民間音樂。這種民間音樂在先秦時期受到儒家的批評，被孔子貶斥為“淫樂”“亡國之音”。從考古發現來看，以鄭國高等級墓葬和新鄭中行祭祀遺址出土的樂器組合皆為金石之樂，以青銅編鐘和石磬為主體，屬于雅樂之器。根據王子初先生對中行遺址1和4號坑編鐘的測音報告，其宮音相當于G這一標準，與西周編鐘通行的C宮音律傳統一脈相承，屬于《詩經》鄭衛詩歌的范疇。但是，通過對新鄭城關出土的六件甬鐘的測音結果可知，其音階形式與西周鐘“宮—角—徵—羽”的形式大相徑庭，反而與安陽商鐘和溫縣商鐘的音階關系親近。結合鄭衛之地屬于殷商舊地分析，從音樂的傳統和繼承關系上來看，鄭衛之音與商音具有一定的傳承關系。因此，我們不能把鄭衛地區出土的青銅樂器與鄭衛之音直接等同，也不宜將墓葬或遺址中出土的成套樂器視為“鄭衛之音”的具體表現。通過考古發現可知，鄭衛地區的高等級貴族在祭祀、朝聘、殮葬等過程中使用的仍然是雅樂，而鄭衛之音可能是民間音樂的一種（類）。鄭衛之音與雅樂的區別不是地域之別而是使用者身份的等級差異。戰國時期，鄭衛之音興盛遠播并受到各諸侯國的歡迎，形成一股俗樂的潮流，并被后來的秦漢所接納。可見文化立場不同，學術研究結果指向也不同。站在人民創造歷史與文化的立場審視考古與文獻的解釋，更符合歷史的實際與真相。

　　第三，關于考古發現真實及歷史文化社會價值“溢出效應”（指超出歷史真相的價值效應）的銜接，如河南太昊陵、湖南的炎帝陵等在考古視野中的真假問題。這一類現象很多，充斥在文獻記載當中，當考古發現的真相指向歷史原點的時候，由于歷史文化載體所表現出的價值溢出效應，已經演變為一種精神象征。對此，就沒有必要拘泥于考古的真實而質疑大家約定俗成的文化傳統。而對于那些經過考古發現證實文獻記載與史實不符的則既無須否定其“溢出效應”，又要恰當地反映出文獻記載、歷史真相與考古實證的關系。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洛陽邙山大漢冢與孟津劉秀墳。最近十幾年，考古工作者一直在洛陽做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研究工作，直接驗證結果：邙山上的大漢冢是真正的光武帝劉秀的葬地（原陵），而孟津黃河岸邊的劉秀墳是北宋時期建造的假光武帝陵。關于“原陵”方位的文獻記載，北宋初年曾于黃河南岸孟津鐵榭村“劉秀墳”處立碑，即《大宋新修后漢光武皇帝廟朝碑銘》，此后學者多以“劉秀墳”為光武帝原陵所在地。該遺存1963年被定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年來，隨著邙山東漢帝陵考古工作的不斷開展，無論是帝陵方位、封土大小、陵寢建筑規模，均顯示出邙山上三十里鋪的“大漢冢”才是真正的“原陵”（《邙山陵墓群考古調查與勘測第一階段考古報告》，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考古學術研究的求真態度必須堅持，修正文獻的記載也不可避免，關鍵是如何解釋好歷史真實與社會價值帶來的“溢出效應”關系成為文化遺產工作者面臨的一大課題。堅持求真立場，站在大歷史角度看待考古學與歷史文獻乃至其他學科的關系，不斷吸收越來越多其他學科的內涵和理論，進行充分的交叉與融合，才能促進考古學科的深化發展。（作者：韓國河，系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教授）

　　原標題：文化認定與價值立場：考古學對歷史文獻的態度

　　轉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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