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遺產論壇發言集錦（上）

       最美四月天,4月10日至12日,中國及中東歐國家的近百位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共聚中國洛陽,參加第二屆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遺產論壇,分享經驗、凝聚共識、深化合作、收獲友誼。論壇期間,來自中國以及波黑、保加利亞、捷克、拉脫維亞、立陶宛、黑山、北馬其頓、波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國家的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圍繞“世界文化遺產申報與管理、考古研究和文物保護”的主題,聚焦“文化遺產與城市發展”,進行為期兩天的專業交流與對話,共同探索合作的重點方向、領域和途徑,共同推動中國與中東歐國家未來在文化遺產領域的務實合作。本報采擷了交流發言的精彩片斷,陸續分享給大家。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與展望

　　國家文物局副局長 胡冰

　　胡冰在主旨發言中,分享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利用的實踐經驗。胡冰說,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類型日趨多樣,法律法規體系不斷完善,管理體制及協調機制日益健全,保護狀況顯著改善,監測預警系統日臻完善,國際交流與合作日益深化,逐步探索出一條符合國情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之路。

　　胡冰表示,今后,中國將繼續堅持“三個有利于”,持續推進世界文化遺產申報,推進現代科技與遺產監測相結合,不斷提升保護管理水平,大力倡導遺產與民生協調發展,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平,加速推動文化和旅游融合發展,創新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利用手段,實現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他呼吁中東歐國家同中國一道,共同完善文化遺產國際協調聯絡機制,打造中國與中東歐國家人文交流“推進器”,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遺產論壇在“16+1”的合作框架下,更好發揮文化遺產在文明交流互鑒中的積極作用,使文化遺產論壇成為跨國家跨區域對話協商和友好合作的創新典范。共同尋找政府間合作新亮點,共同構建穩定多維的政府間文化遺產合作網絡。

　　傳承歷史文脈 打造金色名片

　　洛陽市委副書記、洛陽市人民政府市長 劉宛康

　　劉宛康說,近年來,洛陽市委、市政府在城市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互促共融方面進行了積極有益的探索與嘗試:注重規劃引領,完善保護機制,留住歷史文化根脈;突出守正出新,展示厚重底蘊,擦亮古都金色名片;堅持保用結合,做好活化轉化,推動文旅融合發展;彰顯古今輝映,提升文化品位,塑造城市獨特魅力;體現山水交融,厚植生態優勢,踐行綠色惠民理念;促進融通互鑒,擴大開放合作,深化國際人文交流。

　　劉宛康表示,洛陽將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全面構建文化傳承創新體系,在五個方面下功夫。一是堅持守土盡責、保護傳承,建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保護體制機制,讓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世世代代傳承下去。二是堅持統籌協調、融合發展,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統籌推進遺產保護和城市建設。三是堅持活化創新、塑造特色,圍繞加快建設國際文化旅游名城,深入挖掘歷史文化資源,弘揚中華文化,講好洛陽故事。四是堅持開放包容、交流合作。發揮“一帶一路”主要節點城市作用,依托中國—中東歐國家文化遺產論壇、世界古都論壇等平臺,積極“走出去”“請進來”,實現更寬領域、更高水平的開放合作。五是堅持以人為本、惠民利民。堅持將惠民利民作為文化遺產保護利用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城市的每一處遺址、每一件文物,都成為人民群眾共享的寶貴財富。

　　科托爾自然和文化歷史保護區的整體管理

　　黑山文化部文化遺產總司司長 亞歷山大·達吉科維奇

　　黑山最著名的世界遺產是科托爾自然和文化歷史保護區,1979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多個歷史時期以來自然景觀和人類活動互相影響而形成的。世界遺產地科托爾占地約12000公頃,含2500公頃海域面積。科托爾市大部分區域都位于保護區范圍內。

　　亞歷山大·達吉科維奇說,過去十年科托爾地區出現了巨大的城市化壓力,開展了很多建設活動,對遺產的文化價值造成了負面影響,黑山通過建立相關機制來解決這種狀況。《科托爾市自然和文化歷史區保護法》的通過使得科托爾市的這一世界遺產地得到了更高層次的立法保護,法律規定設立地區管理機構——科托爾自然和文化歷史保護區地區管理理事會。理事會由科托爾市長牽頭,提升突出普遍價值的重要性。理事會負責協調起草、修訂和實施管理計劃,啟動和監管管理規劃,就建議、計劃、項目及規劃文件等提供意見,對該區域的情況進行監測,并要求采取措施改善其狀況,并起草了關于執行政府管理規劃的報告。理事會成員包括活躍在科托爾地區的國家代表、地方行政當局以及非政府組織代表。

　　亞歷山大·達吉科維奇認為,在文化遺產的保護、管理和價值等問題上,必須由不同部門和機構共同承擔責任。文化遺產不僅僅對那些擁有它或者享受其文化價值好處的人有價值,遺產也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福利和生活質量。

　　敦煌莫高窟平衡發展模式的探索實踐

　　敦煌研究院保護研究所所長 郭青林

　　敦煌莫高窟因其為現存規模最宏大、延續時間最長、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石窟群,被譽為“沙漠中的美術館”和“墻壁上的博物館”,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藝術和科技價值,1961年,莫高窟被列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因符合世界文化遺產全部六條標準,被批準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曾經,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是莫高窟面臨的文物保護問題。”郭青林介紹,75年來,敦煌研究院一代又一代專家學者始終圍繞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研究、弘揚”任務,以真實完整地保護,并負責任地傳承利用莫高窟的文化價值為使命,經過不斷探索,總結出了符合敦煌石窟事業發展規律的“十位一體”事業發展模式和“基于價值完整性的平衡發展質量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在保護方面建立了基于“目標導向”的文物保護科學技術應用與評價管理體系;在研究方面建立了基于莫高窟價值整合社會資源的“協同管理”研究體系;在弘揚方面建立了基于觀眾類型的“針對性分類”弘揚管理體系。

　　郭青林說,“基于價值完整性的平衡發展質量管理模式通過多年實踐被證實是行之有效的,有益保證了敦煌莫高窟保護、研究、弘揚的高質量發展,促使我們各項事業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品牌效益和一定的經濟效益。”

　　同時,敦煌研究院也逐步形成“用匠心呵護遺產,以文化滋養社會”的質量文化。未來的敦煌研究院,將始終堅持“保護是基礎、研究是核心、傳承弘揚是目的”的歷史擔當,將真實完整的莫高窟傳給我們的下一代,同時也將不遺余力地讓敦煌走向世界,讓世界走近敦煌。

　　世界遺產支持計劃

　　捷克文化部文化遺產保護司司長 伊里·瓦吉奇納爾

　　捷克斯洛伐克是1991年成為《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締約國的。

　　伊里·瓦吉奇納爾介紹,加入公約后,捷克針對極為重要的國家古跡遺址列入名錄的工作陸續制定了相關政策。捷克已有12處古跡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如布拉格歷史中心、克魯姆洛夫歷史中心、泰爾奇歷史中心等。

　　捷克文化部一貫重視展示世界遺產地。

　　伊里·瓦吉奇納爾分享了他們的“世界遺產支持計劃”。這一計劃是捷克文化部于2008年開始實施的,旨在對捷克的世界遺產地和世界遺產的申報提供資金支持,提供撥款的3個基本優先方向:一是制定或更新管理規劃(即文化財產保護規劃),二是支持符合該計劃宗旨的、與遺產相關的科學研究項目,三是支持與遺產相關的展示、宣傳和教育項目,如遺產的保護級別認定以及相關基本信息;有關遺產展示、保護或世界遺產申報的研討會和研修班;針對不同類型的遺產參觀者的出版項目和與遺產相關的教育項目,特別是專業論文出版項目等。

　　據統計,2008至2018年,捷克文化部的世界遺產支持計劃為300多個項目總計撥款8000萬捷克克朗。

　　“這些項目絕大多數都完成了目標,為捷克的世界遺產地全面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也證明了相對少量的資金可產生真正專業的成果。盡管設立時間不長,世界遺產支持計劃已成為利用政府資金促進捷克文化遺產發展的良好典范。” 伊里·瓦吉奇納爾說。

　　文物保護與考古國際合作交流的實踐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 柴曉明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與世界各國多個專業機構開展了多種形式的合作與交流。

　　柴曉明說,吳哥古跡保護工作是一項成功范例,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經過十年努力于2008年完成了吳哥古跡周薩神廟保護項目,維修后的周薩神廟再現了昔日的風采。

　　柴曉明介紹,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文物保護與考古國際合作始終遵循最小干預、不改變文物原狀、真實性、完整性原則,堅持尊重當地的傳統做法和工藝,最大限度地保留歷史信息。在文物保護與考古工作中,積極與外方技術人員進行交流,聘用當地工人進行項目實施,促進了當地傳統工藝的傳承和發展,并且還與當地專家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專家等開展技術研討,分享文物保護技術理念、方法和經驗。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的文物保護理念、技術和方法以及實踐獲得地方政府和國際社會的認可與肯定。

　　過去的二十余年,從柬埔寨周薩神廟的小試牛刀,茶膠寺的龐大壯麗,到柏威夏寺保護修復中國主席國的地位提升,從烏茲別克斯坦花剌子模州希瓦古城的古跡保護,再到尼泊爾九層神廟王宮建筑的修復,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在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國際合作領域經歷了從小到大、由點到面、由淺入深的發展歷程。

　　柴曉明表示,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將繼續做好文物保護與考古國際合作項目,進一步加強文化遺產領域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為保護世界文化遺產貢獻一分力量。

　　波蘭世界文化遺產的保護、保存與管理

　　波蘭國家文化遺產局 芭芭拉·弗瑪尼克

　　波蘭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早成立時的創始國之一。波蘭于1976年批準通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而在1978年,第一批12處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時,其中有兩處來自波蘭:克拉科夫歷史中心和維里奇卡鹽礦。

　　芭芭拉·弗瑪尼克介紹,波蘭擁有15處被公認為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世界遺產,以及數千處在國家古跡名錄中受保護的歷史遺跡。它們代表了波蘭文化和歷史的多樣性和豐富性。

　　芭芭拉·弗瑪尼克分享了波蘭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方式。歷史古跡的保護、保養、維護和安全保衛是古跡的擁有者或持有人的責任,尤其適用于:開展關于該歷史古跡的科學研究和記錄工作;確保對古跡進行專業保護、修復和重建;為歷史古跡及其周邊地區的保護和維護提供最好的條件;確保對歷史古跡的利用必須能夠永久保護其價值;創造條件宣傳和推廣歷史古跡的知識及其歷史和文化重要性。

　　芭芭拉·弗瑪尼克表示,波蘭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歷史遺跡保護體系。《歷史古跡保護和維護法》是波蘭的主要法律文件,其中明確規定了古跡的保護目標、保護范圍和保護形式。幾十年來,波蘭已形成了一個完善的搶救、保護和保存文化遺產的傳統。波蘭考古和古跡保護領域的專業人士以其知識、經驗和奉獻精神聞名于世,他們不僅一直致力于保護波蘭文化遺產,而且也保護世界各地的文化遺產。波蘭世界遺產中心的建立以及2017年在克拉科夫組織的世界遺產委員會第41屆大會是多年來波蘭專業遺產保護工作的頂峰。

　　世界遺產與可持續發展——基于社區價值的鼓浪嶼實踐

　　清華大學國家遺產中心高級工程師 魏青

　　1972年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世界遺產公約》,提出要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保護好文化和自然遺產。

　　魏青以世界遺產地鼓浪嶼為例,分享了鼓浪嶼作為社區價值的實踐過程。魏青認為,遺產地所在社區是遺產保護和管理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單元,世界遺產的保護對社區可持續發展的作用同樣是綜合和總體的。社區參與遺產地的保護和管理是社區發展的重要途徑,通過參與遺產的保護和管理,提高社區的教育水平,展現社區的文化特征,促進文化多樣性與遺產地的融合,促進文化發展和創新,改善社區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世界遺產促進可持續發展的基本途徑。

　　世界遺產的保護和管理,經歷了近50年的發展,從對自然和文化資源的以價值為基礎的保護,發展為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發展反映了世界遺產公約所具有的廣泛和巨大的影響力,反映了它所展現并促進其發展的價值觀已成為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觀之一。世界遺產對可持續發展的促進作用,是整體性的作用,不僅體現在提供就業機會,產生經濟利益的方面,更體現在促進文化交流與對話,創造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條件,促進文化自覺和文化身份的認知,提高社區凝聚力,促進能力建設,提供教育、培訓等多個方面。

　　基于城市和考古背景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地保護管理

　　拉脫維亞國家文化遺產局里加地區司司長 亞尼斯·阿薩瑞斯

　　里加歷史中心位于拉脫維亞的首都,于1997年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作為一項獨特的杰作,該遺產地由中世紀及之后時期的城市結構所組成,集中了眾多高品質的新藝術運動建筑和19世紀木構建筑。

　　亞尼斯·阿薩瑞斯介紹,為減少開發項目對里加歷史中心的遺產價值造成損失,2003年通過了《里加歷史中心保護法》。該法律對里加歷史中心及其緩沖區進行了界定,明確了要求加以保護的真實文化和歷史價值要素,包括其考古文化層。2004年通過的《部長內閣規定》制定了針對里加歷史中心及其緩沖區更為具體的保護條款和開發項目的實施程序。規定指出,文化層和考古證據均為受保護的價值要素。考慮到遺產區和緩沖區規模較大(共2102.5公頃),其古跡遺址分布在不同歷史時期,在文化和歷史環境價值方面存在差異,因此這一遺產地被劃分為11個區域,由不同的保護部門進行管理。在其中5個區域,當建設項目需要對文化層或考古證據進行暴露時,將對其開展考古研究(即考古發掘和考古監督)。

　　“遺產地最古老的部分,即里加老城,面積相對較小(約50公頃),是被認定為國家級重要古跡的考古遺址群。對這一區域的保護(發掘)措施最為嚴格。”亞尼斯·阿薩瑞斯說,對建筑結構(包括地下室)已經在20世紀消失的區域,僅需要進行考古監督就足夠了,而對需要進行考古發掘的其他區域,如存在文字資料或初步研究成果,則其可作為考古證據。

　　澳門歷史城區的保護

　　澳門文化局文化遺產廳高級技術員 關俊雄

　　“澳門歷史城區”于2005年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是我國第31處世界遺產。

　　關俊雄介紹,“澳門歷史城區” 由22座被評定為不動產,即澳門本地的法定文物保護單位,及8個廣場空間、連接各廣場空間及歷史建筑的街道組合而成,其保存了澳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精髓,是我國境內現存年代最遠、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和最集中,以西式建筑為主、中西式建筑互相輝映的歷史城區,是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國和遠東地區傳播歷史的重要見證,更是400多年來中西文化交流互補、多元共存的結晶。

　　關俊雄說,作為澳門重要的遺產和資源,“澳門歷史城區”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等方面均具有突出的地位,它是澳門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寶貴財富。為使這一寶貴的財富在未來后世得以永續傳承,目前,澳門特區政府正繼續完善和推進《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的行政法規草案編制及相關的立法工作,期望編制的《澳門歷史城區保護及管理計劃》能為“澳門歷史城區”帶來更全面的保護。發言中,關俊雄分享了該計劃的編制依據,并分析了計劃咨詢文本相關內容。

　　河南大遺址保護利用基礎與模式的探討

　　河南省文物局局長 田凱

　　河南現有不可移動文物65519處,其中世界文化遺產5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358處,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20個。中國八大古都河南占4座(鄭州、開封、洛陽、安陽)。

　　河南境內的古代聚落、都城遺址、帝王陵寢等大遺址分布密集,十三五時期國家確定的152處大遺址河南涉及22處,數量居全國首位。

　　田凱介紹,河南的大遺址相對集中、整體連片、時代連續、內涵豐富、形態多樣,遺址特別是都城遺址在發展上連續不斷形成今天的中原主要城市框架,而且遺址更多的是深埋于地下的土遺址,地上遺存較少。

　　根據大遺址的特征,河南省大遺址保護圍繞強化基礎工作,彰顯遺址價值,探討保護模式,著力發揮作用等方面展開工作。近年來河南大遺址保護探索的經驗表明,大遺址保護只有堅持“以人為本”,面向社會、服務社會,引導社會力量共同參與保護實踐,讓大遺址的文化內涵“活”起來,才能為文物工作全局營造積極、良好的發展氛圍,并最終推動大遺址保護向更深入的方向發展。

　　斯圖德尼察修道院(12世紀)

　　從文物古跡保護到景觀管理

　　塞爾維亞文化遺產保護研究所建筑保護師

　　內維娜·德布約維奇·里斯蒂奇

　　內維娜·德布約維奇·里斯蒂奇認為,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是一條確保遺產永久性之路,同時也是一個不斷識別遺產新價值的過程。文化遺產除了具有歷史、建筑和藝術價值之外,有些還涉及獨特的精神和宗教價值,以及組成遺產的地點和環境的價值,這些價值和環境彼此關聯,不能分割,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和管理至關重要。

　　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塞爾維亞共和國的創立者斯特凡·納曼亞大公創建的斯圖德尼察修道院一直備受尊崇,代表了納曼亞王朝時期的建筑風格。內維娜·德布約維奇·里斯蒂奇以1986年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名錄的斯圖德尼察修道院(12世紀)為例,介紹了識別遺產價值的方法和步驟,有利于促進改進保護的實踐。作為中世紀最高級別的修道院,斯圖德尼察修道院的價值集中體現在其文化、歷史、建筑、藝術和保護措施等方面。她談到,為提升斯圖德尼察修道院的國際名聲,需要更深入研究修道院的環境,保留修道院的文化和宗教傳統。

　　在為斯圖德尼察修道院編制《特殊用途區域的空間規劃》和《管理規劃》時發現,文化景觀作為一個整體價值體系出現了有形價值、無形價值、文化價值、自然價值和精神價值。為了保護這些價值,她認為需要當地社區群眾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積極參與,使遺產整體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能夠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展開。

　　中國世界文化遺產監測與保護管理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研究員 趙云

　　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從時間跨度、空間分布、遺產類型等方面,對中華文明成果進行了全景呈現,至2018年底,中國擁有世界遺產53項居世界第二位。趙云表示,中國依據國內各層級文物保護法律法規實施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為上位法,建立了政府為主、民間力量積極參與保護文化遺產的保護格局。

　　趙云說,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傳播,直接推動了中國文物保護視野的拓展,同時,中國進行了大量探索和創新。多年來,中國取得了一系列既符合國際規則和要求,又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和實踐成果,其中最突出的是基于大量實踐的議事協調制度(尤其針對超大規模系列遺產申報和保護)、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規劃、世界文化遺產監測等方面的成果和經驗。

　　趙云介紹,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實踐展現了中國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創新。大運河遺產規模巨大,包含3000余公里河道,涉及沿線35個城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難的申遺項目。

　　“針對復雜的保護管理現狀,中國議事協調機制、保護管理規劃體系、遺產監測方面的經驗和成效在大運河申遺和保護中得到了充分應用和發展。”趙云表示,2014年,包含31個組成部分的大運河遺產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其突出普遍價值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申遺成功后,大運河沿線部分城市以運河文化為主題,以運河遺存保護為核心,對周邊環境進行綜合整治,重點加快基礎設施和配套服務設施建設,建成一批運河休閑公園、運河文化博物館和展示館,為周邊社區居民提供了公共文化空間。 (本報記者 徐秀麗 李瑞整理)

　　轉自：中國文物信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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