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類書中的陶淵明影像

　　在陶淵明的接受史上，唐代是極為關鍵的時期，士大夫慕陶、學陶的現象不絕如縷。在唐人構筑的陶淵明世界里，類書是陶集、史傳之外的第三大資源庫。陶集只錄詩文，史傳僅載事跡，而類書則兼采事與文，形成了對陶集和史傳的有力補充。此點人們關注不夠，于此試為考述。

　　就現存文獻而言，最早征引陶淵明事跡和詩文的類書是《北堂書鈔》。《北堂書鈔》設置的陶淵明關鍵詞包括“陶潛常醉”“掛冠而去”“籃輿”“菊叢坐側”及“木欣欣而向榮”五條，除最后一條為征引《歸去來兮辭》之外，均是有關陶淵明飲酒縱逸和田園閑放的事跡。降至《藝文類聚》和《初學記》，無論事跡還是詩文，陶淵明的類書資源都在繼續開拓。《白氏六帖事類集》后出而居上，在“四大類書”中引陶和述陶最為繁密，顯示出白居易對陶淵明資源的格外重視，這與他在詩歌創作中反復不斷地詠陶和效陶可以相互映發。

　　古代類書包羅萬象，極重分類，從《藝文類聚》開始奠定了類書最具代表性的“天、地、人、事、物”的分類體系，依此順序，先分若干部，部下又設類，層層剖析，像一張巨大的網，辨識度越高的文字越容易被“類書的網格”黏附。《藝文類聚》凡分四十六部，陶淵明的事跡和詩文循次被嵌置在歲時、人、禮、雜文、產業、服飾、食物、草、果、木等十部，其中人部的引文又分布于友悌、鑒戒、行旅、貧、隱逸等不同門類，顯示出陶淵明現象的多面向和包容性。

　　陶淵明詩文包含五柳、東籬、北窗、酒、菊、松、琴……作品或事跡蘊含的物象越豐富，與類書的親和度就越高。《藝文類聚》歲時部“九月九日”門關于陶淵明事跡的引文頗具代表性：“《續晉陽秋》曰：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歸。”這則引文有菊，有酒，還有白衣人，均是類書趣味的聚焦點。更為關鍵的是，事跡生發的背景在重陽節，這對極重歲時的唐人來說尤為重要。因此，除《藝文類聚》外，現存的隋唐類書如《北堂書鈔》《初學記》《白氏六帖事類集》《歲華紀麗》等對此無不加以稱引。四部類書概括提煉的關鍵詞分別是“菊叢坐側”“王酒”“白衣菊酒”“白衣酒”，似乎酒的關注度最高，其次才是菊，但其所隸屬的部類則無一例外都是歲時部“九月九日”門。《太平御覽》的問世雖降至北宋初，其文獻資源卻大多來自唐代類書。王弘送酒一事在《太平御覽》中不僅出現于時序部的“九月九日”，同時又被安置在人事部的“酣醉”、飲食部的“酒”和百卉部的“菊”，最能體現這一事跡與類書之間的多重因緣。

　　除了該則引文的關鍵詞和所屬部類，更值得關注的是引文的出處。《續晉陽秋》是劉宋時代問世的一部編年體史書，主要記載東晉朝野的歷史。它的作者檀道鸞，與陶淵明同時而稍晚，曾任宋永嘉太守。《隋志》和兩《唐志》均著錄為二十卷，說明該書至唐猶存，唐以后才漸次亡佚。《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事類集》等類書的迭相征引，很可能據自原書，而未必是從《北堂書鈔》乃至更早的《華林遍略》等古類書輾轉稗販。《續晉陽秋》是編年體史書，兩《唐志》即歸之于編年類。劉知幾稱：“劉遺民、曹纘皆于檀氏《春秋》有傳，至于今《晉書》，則了無其名。”（《史通·雜說上》）其中檀氏《春秋》即檀道鸞《續晉陽秋》。該書既然是編年體，劉知幾何以稱其“有傳”呢？專門的人物傳記不是紀傳體才有嗎？清人章宗源考證“編年書不宜言有傳”，而姚振宗又批評章說為“膠柱之言”。可以肯定的是，劉知幾生當初、盛唐，必親見是書。如其所言屬實，則檀道鸞以編年體而兼收傳記，可能是為了彌合紀傳、編年二體各自的缺失。《續晉陽秋》既載有《劉遺民傳》，則為同屬于“尋陽三隱”的陶淵明設傳，自是順理成章之事。該書保存于類書的三則逸文也對上述推測提供了佐證，除上述被廣泛征引的“王弘送酒”外，還有見于《北堂書鈔》設官部的“陶潛常醉”和《太平御覽》服章部的“淵明無履”。檀道鸞對陶淵明濃墨重彩的記述，確實很難被置于編年體的框架之中，《續晉陽秋》設《陶淵明傳》是確定無疑的。

　　陶淵明“王弘送酒”的逸事，雖然最早見于檀道鸞的《續晉陽秋》，然而并非唯一出處，沈約的《宋書·隱逸傳》、李延壽的《南史·隱逸傳》及蕭統的《陶淵明傳》等對此亦有記載。《南史》與《宋書》了無異文，可不必論。蕭統《陶淵明傳》較《宋書》所載雖多“滿手把菊”四字，卻并非出自仰慕者的想象之詞。檀道鸞記此事稱“摘菊盈把”，正是蕭統“滿手把菊”所本。后世三種陶傳文本較之于檀道鸞的《續晉陽秋》，雖后出而均有所簡化，主要體現在《續晉陽秋》“望見白衣至”這一情節的刪略。所謂白衣人并非江州刺史王弘，而是他遣派的送酒使。

　　“白衣送酒”遂成為唐詩尤其是重陽詩詠最常見的意象之一。如杜審言《重九日宴江陰》“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人”，李白《九日登山》“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菊”，皇甫冉《重陽日酬李觀》“不見白衣來送酒，但令黃菊自開花”等皆是。以“白衣送酒”取代“王弘送酒”，正可見唐人取閱此事非出自《宋書》《南史》等陶傳，而只能是見于各種類書所引的《續晉陽秋》。檀道鸞對陶淵明逸事的極力鋪寫，可印證《續晉陽秋》以文采見長的史學風格。劉知幾批評道，“王、檀著書，是晉史之尤劣者”，“道鸞不揆淺才，好出奇語，所謂欲益反損，求妍更媸者矣”（《史通·雜說上》）。如果說“摘菊盈把”“望見白衣”等即是劉氏所說的“奇語”，這些富于文學性的描寫筆法就是檀道鸞“欲益”“求妍”之表現的話，從史學上來說，可能并不值得推崇；但從文學上來說，卻又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白衣與黃花的搭配，在視覺上可以類比于曹植筆下的“白馬飾金羈”，具有讓人驚艷的效果。“滿手把菊”、聞酒“起舞”的陶淵明，憑借唐代類書的征引和強化，在文學接受史上留下了一幅光彩溢目的影像。

　　（作者：王京州，系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轉自：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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