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牡丹亭》創作與韶關文化挖掘的幾個問題

　　湯顯祖南貶徐聞，先回臨川休整后，一路南下，倍感哀戚，而一逾梅嶺，精神頓時煥然一新，在今韶關境內作詩30余首，縱情贊美，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牡丹亭》的創作與湯顯祖的嶺南之行密切相關，而韶關、南雄及梅嶺，在湯顯祖的嶺南之行中具有高度的象征意義，也是《牡丹亭》創作的重要觸發點，當然也可稱為“故事現場”。特別是《驚夢》一曲，杜麗娘一登場即“望斷梅關”，梅關更堪稱《牡丹亭》的精神現場。

　　其實，戲劇《牡丹亭》把故事主要發生地由南雄府改為南安府，我認為主要是為了塑造嶺南才子柳夢梅這一男主角的需要。全劇嶺南地域色彩濃重，如果杜麗娘的角色繼續放在嶺南，多少有些妨礙角色的塑造與氛圍的制造。而無論當前研究認為作為《牡丹亭》藍本的《杜麗娘記》，還是在《牡丹亭》之后的《杜麗娘慕色還魂》，以及卓發之的《杜麗娘傳》，都堅持或改回南雄府，是因為男主角仍為川籍柳衙內。

　　關于杜麗娘的原型問題，最新發表的論文是浙江大學周明初教授的《〈牡丹亭〉藍本為〈杜麗娘記〉補說》，認為《牡丹亭》的藍本應該是1500字的文言小說《杜麗娘記》。但是，如伏滌修先生《〈牡丹亭〉藍本問題辨疑——兼與向志柱先生商榷》指出，三種小說中杜麗娘之父杜寶均為南雄府尹，柳夢梅之父柳思恩均為繼任的南雄府尹。

　　至少從這個意義上講，南雄府對于小說和戲劇，都是一個極重要的存在；在小說中是故事的發生地，也即杜麗娘原型的淵源所在地，在戲劇中則是杜麗娘精神的原鄉，地位或更重要。

　　不論是1500字的《杜麗娘記》，還是4000字的話本《杜麗娘慕色還魂》，還只是個簡單的外殼。湯顯祖的創作進行了豐富和發展，他在《牡丹亭記題詞》里說：“傳杜太守事者，仿佛晉武都守李仲文，廣州守馮孝將兒女事。予稍稍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考柳生，亦如漢睢陽王收考談生也。”說在古代傳奇小說中廣泛吸取精神營養的基礎上進行創作更為合理。

　　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劇本，應該看到《牡丹亭》男主角嶺南才子柳夢梅的戲份比杜麗娘要重要，也更主動。在他們見面之前，杜麗娘從“驚夢”“尋夢”就已開始圍著他轉了，杜魂與柳相見相親之后更是如此。而從角色塑造史上，幾乎從來男主角都是“窩囊廢”，唯此柳夢梅敢作敢為、處處主動，對此黃師天驥先生在《〈牡丹亭〉創作論》中有深入的揭示，并說應當與嶺南人的性格特質有關。從某種意義上說，湯顯祖將柳杜相會故事的發生地由南雄府改為南安府，不過是為了塑造和突出柳夢梅這一嶺南才子的需要。

　　那么，應該如何借助《牡丹亭》的嶺南元素、南雄元素，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

　　湯顯祖為韶關文化建設提出了許多好線索。比如，韶關是“走廣”的重要通道，更是橋頭堡；“走廣”，用時下的話來說，也可謂內循環和雙循環的重要最佳載體——外貿物資南下，同時刺激廣貨的生產；內需廣貨北上，洋廣貨物長盛不衰，直至上海開埠后，洋廣貨物仍是令人矚目的物什；上海灘四大百貨公司均系粵人所開。那么，在大倡內循環、雙循環的當下，韶關如何進行歷史文化發掘以為現實經濟支撐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我曾撰長文《江山不殊，悲歡異代：蘇軾與湯顯祖的嶺南行吟》，比較湯蘇二人嶺南行吟之異。湯顯祖一再致意蘇東坡，但他們嶺南行吟的基調恰恰相反；蘇入嶺前一路心情尚好，一入嶺南，頓形哀戚，即便寫下“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也不過強顏歡笑，或傲示反抗。他們之間的這種差異，除了個人心境之異外，也與時代之異有關——宋代是嶺南“從蠻夷到神州”的初步轉型，到明代在很多方面已經趕上甚至超過全國水平了，特別是外貿方面，一口通商，獨沽一味，形成“東西南北中，發財到廣東”的盛景，所以出現“仕宦樂官其地，商賈愿出其途”的情形。如果韶關加以梳理，則大韶關、南雄或梅嶺一路，從詩歌數量上講，應該毫不遜色于江浙。大凡入粵詩人，因為山川風物與情感的反差，往往引動詩情。湯顯祖也是如此。他入粵詩歌150余首，韶關境內30余首，約占1/5。除了數量外，如果比較分析詩人之間、不同時代之間的差異，以見廣東特別是韶關歷史的發展進步，當別有意味。那樣，韶關的詩路文化建設也將放出別樣光彩。

　　（作者周松芳，系中山大學古文獻所、非遺中心兼職研究員）

　　轉自：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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