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經過8個多月的努力，天津博物館完成了首批100件（套）、1051冊珍貴古籍的定級工作，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歷史時期，涵蓋了多個學科領域。經過專家論證評定，？65件（套）、871冊古籍文獻入選二、三級文物，占報送總數的70%，同時也填補了天博圖書資料部古籍文獻無級別的歷史空白。這些古籍文獻的定級，是天津博物館2023年4月份啟動的館藏古籍文獻保護項目的一部分，天博針對古籍文獻開展了全面普查清點、搶救性修復、預防性保護和定級等工作，為古籍的傳世保護夯實了基礎。
● 清點普查定級建檔 古籍也需要“上戶口”
天津博物館藏圖書資料20余萬冊，其中線裝古籍文獻5.3萬冊，存藏量豐富，不乏善本、孤本，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和歷史價值。除了珍貴的古籍典藏外，還有大量的天津地方史文獻、珍貴的革命文獻和民國時期舊期刊等重要歷史文獻。
據天津博物館圖書資料部主任田家馨介紹，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天津博物館從2023年4月份啟動了館藏古籍文獻保護項目，對古籍文獻開展了全面普查清點、搶救性修復、預防性保護和定級等工作，并組織策劃館藏古籍文獻專題展，努力讓古籍“活”起來。
作為古籍保護的前提，全面清點普查尤為重要。在天津市古籍保護中心的指導下，天博按照《古籍普查規范》要求，對古籍原書進行題名、著者、版本、年代、冊數等信息進行電腦錄入，通過細致入微的普查工作，對古籍整體情況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為后續的古籍定級工作奠定基礎。同時，完成館藏古籍類文物定級建檔工作，確定古籍級別等次，對古籍整理與保護也十分重要，田家馨說：“我們按照《古籍普查規范》要求分批次開展館藏古籍類文物定級工作，依照《天津市文物藏品定級評審鑒定書》等相關規定，詳細著錄古籍版式、尺寸、行款、版本、裝幀等內容，并參照《漢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級第一部分：古籍》中一、二、三、四級的標準和要求，對古籍進行認真細致的分類和自評，整理了包括《本草綱目》《世說新語》《資治通鑒》《元史》《呂氏春秋》等古籍文獻。”
另外，天博圖書資料部聯合文物保護技術部，對館藏古籍文獻保存現狀開展調查，對古籍病害情況進行統計，發現病害多為斷線、破皮、斷口、蟲蛀、老化等。為此，天博還與天津圖書館合作，積極開展古籍搶救性修復工作，對《王文恪公集》等近50冊明版古籍及天津地方文獻進行修復。
● 采集古籍數據 是技術活兒也是力氣活兒
天博圖書資料部一共有七名員工，在人員少任務重的前提下，不僅要擔負起定級任務，還要做好日常的各項工作，每一名員工工作態度認真，責任心強，各司其職，通力合作，確保首批定級圓滿完成，天博實現了館藏古籍類文物定級零的突破。田家馨介紹說，“我們每天要保證三名員工到庫房里工作一整天”，員工們都是早上一上班就到庫房里埋頭工作，只有中午吃飯的時候才出來透透氣。
經過8個多月的努力，工作人員對天博館藏古籍進行了系統梳理，首批報送了100件（套），總計1051冊古籍。這些古籍跨越了不同的歷史時期，涵蓋了多個學科領域，具有較高的價值。
天津博物館圖書資料部楊曉輝說，他平時主要負責線裝書的相關工作，去年4月份古籍定級工作啟動后，他與同事們一直處于緊張忙碌的狀態。工作中三人一組，一人負責在電腦上處理數據、填寫表格，另外兩人負責提取古籍信息，采集數據并拍照。
一部古籍需要采集的信息點非常多，如：尺寸、年代、版本等數據，工作十分繁瑣，有時采集一本古籍上的數據需要兩天的時間。庫房空間有限，工作人員經常是蹲著或者傾斜著身子，對每一個數據進行核查和錄入。
在給古籍定級的前期準備過程中，拍照是重要的環節，有著嚴格的要求。比如要在一組照片中體現整部古籍的數量、卷端、書名頁等關鍵數據。前期的數據采集工作目的是為古籍鑒定專家提供一份準確的數據資料，這也是古籍定級過程中重要的參考依據，因此不能有任何疏漏，專家組會根據工作人員提供的這些信息，對古籍的價值作出相應的判斷。在8個多月的工作中，圖書資料部的全體員工對定級工作的每一環節都高度負責，在古籍的搬運、測量、拍照等各個環節，工作人員始終秉持著專業與專注。
古籍并不像現代書籍有著標準制式，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尺寸。這就加大了古籍尺寸數據采集的難度。有的古籍由于采取傳統的制作工藝，所以一套古籍往往冊數很多，在采集數據時，必須拍攝一張將整套古籍顯示完全的照片，所以拍攝時工作人員要借助梯子爬上爬下，站到高處才能拍攝全景。同時，古籍的卷端和書名頁等相關內容的數據采集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完成這一任務需要數據采集人員具備相關的專業知識、深入了解古籍的時代特征，才能定位所需信息在書籍中的準確位置。
楊曉輝回憶道，在定級中遇到的困難有兩種：第一種，古籍歷經歲月洗禮，它的狀態已經不穩定了，工作人員在取拿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不能出現任何的閃失，而且在操作的時候，要時刻保持高度的專注，這樣的狀態維持一天絕非易事；第二種，因為古籍的版本信息并不像現代圖書那樣標準，他們在采集信息時，就得反復翻找，直到找到能夠作為定級依據的內容才可以。
因為古籍的珍貴與脆弱，工作人員在進行相關操作時，一方面，要嚴格避免汗水和污漬對古籍造成污染，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在翻動過程中對古籍書頁造成破損。為此，工作人員特地自制了指尖處剪開的手套。這種手套既能有效隔離汗水和污漬，保護古籍的清潔，又通過露出手指指尖，保持了敏感的觸感，以實現精準、輕柔地翻頁，從而避免對古籍書頁造成損傷。
● 控溫控濕除蟲防霉 現代科技延緩古籍“衰老”
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使之不再遭受損壞是目前古籍保護中急需解決的問題。田家馨說，天博為古籍書庫配備了溫濕度控制器、紫外線除塵器及防蟲防霉設備與監測系統，這些設備能夠有效地預防古籍文獻受到環境影響，確保其長期保存。
此外，天津博物館圖書資料部聯合文物保護技術部使用低氧殺蟲設備對館藏古籍文獻進行定期集中消毒殺菌，通過智能檢控設備創造低氧、恒濕的儲藏環境，使害蟲因窒息死亡，并抑制霉菌繁殖。低氧消毒技術符合文物保護“最小干預”原則，在珍貴的古籍文獻檔案保護領域得到了普遍應用。
田家馨最后補充道，古籍定級工作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天博也將繼續進行探索實踐，為守護好中華文脈、推動古籍保護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天津博物館藏部分代表性珍貴古籍
萬歷《本草綱目》
我國的先民對醫學早有研究，在存世各類古籍中，醫藥類著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天津博物館圖書資料部藏有一部明萬歷本《本草綱目》尤為珍貴。此書集中國16世紀前中藥學之大成，顯示出當時最先進的藥物分類法，全面闡述所載藥物知識，內容豐富而系統。本書雖為中藥學專書，但涉及范圍廣泛，對植物學、動物學、礦物學、物理學、化學、農學等內容亦有很多記載。此書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至萬歷六年(1578)，稿凡三易，天博這部萬歷年間刻本是相當接近成書時間的早期版本。展品黑條格，九行二十字不等，小字雙行，三十八至四十字。白口，四周單邊，版心上部刻書名，下為黑魚尾。魚尾下刻卷數，最下為刻工信息。
明萬歷四色套印《世說新語》
從現存套印的實物來看，元代就已經出現了朱墨套印的技術。但直到明后期，書籍套印技術才流傳開來，發揚光大。最著名者就是明末湖州的閔、凌兩家。明人陳繼儒《史記抄》序云：“自馮道、毋昭裔為宰相，一變而為雕板。布衣畢昇再變而為活板。閔氏三變而為朱評，書日富亦日精。吳興朱評書錯出，無問貧富好丑，垂涎購之。”天津博物館就收藏有一部明萬歷淩瀛初四色套印本的《世說新語》。此書是南朝時期所作的文言志人小說集，由南朝宋臨川王劉義慶組織一批文人編寫，其內容主要是記載東漢后期到魏晉間一些名士的言行與軼事。明代流傳《世說新語》版本眾多，而展出的這部四色套印版正是前述湖州套印的典型作品。該書無格，八行十八字，小字雙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版心上端為書名、卷數，下為篇名，最下為頁數。該書共四色，刷印時需要雕四塊印版，經過四道刷印方完成，成本頗高。該書正文黑色，紅藍標點，有三家批點，藍筆為劉辰翁，朱筆為王世懋，黃筆為劉應登，一目了然，精美異常。
《王文恪公集》
《王文恪公集》明三槐堂刻本，作者王鏊（1450—1524），字濟之，號守溪，晚號拙叟，學者稱其為震澤先生。謚號“文恪”，世稱“王文恪”。江蘇吳縣（今蘇州）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文名重一時，為弘治、正德間文體變革的先行者和楷模。該書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版本價值。
《二如亭群芳譜》
《二如亭群芳譜》明末刻本，（明）王象晉輯。該書為介紹栽培植物的著作。作者王象晉勇于納新，廣采博引，在政事之余潛心農事，集16世紀以前古代農學之大成，逐成該部植物學巨著，因此該書是不可多得的文物價值與文獻價值兼備的古籍藏品。
轉自：天津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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